1938年10月25日,侵華日軍經過長達5個月的苦戰占領了武漢,由于戰線太長,兵力不足,物資匱乏,喪失了地面大規模戰略進攻的作戰能力,日本大本營于1938年12月2日,以“大陸命第241號”命令侵華日軍對中國內地實施戰略轟炸,并以“大陸第345”指令規定作戰方針為:“陸海軍航空部隊,在全中國區域內,須協同作戰,堅決實施戰略、政略航空作戰,挫敗敵繼續作戰的意志”,妄圖迫使中國“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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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貫徹這一作戰計劃,大本營調動當時侵華日陸海軍航空兵主力,集結于華中,包括陸軍航空兵第1、第3飛行團及第12、第59戰隊,海軍航空兵的第1、第2聯合航空隊與第3航空戰隊,共投入342架作戰飛機,主要用以轟炸中國戰時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陪都重慶和當時中國最重要的空軍基地成都。為了方便對四川各地的轟炸,日軍利用空曠的武漢漢口原萬國、華商兩賽馬場地,建成秘密代號為“W”的飛行基地,駐扎著日海軍第1、第2聯合航空隊與陸軍飛行團200架左右的飛機,侵華日軍陸海軍部隊重要指揮官云集武漢,特別是日本海軍第一聯合航空隊司令官冢原二四三少將,更是趾高氣揚。他因海軍航空兵在1939年“五·三”、“五·四”對重慶轟炸中表現比陸軍航空兵出色而興奮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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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航空兵
中國空軍在“七七事變”爆發時只有作戰飛機314架。經過淞滬、徐州、武漢會戰,損耗十分嚴重,到1939年初,所剩不是100架。年內雖陸續接收蘇聯飛機200架,但因作戰消耗極大,到年底又只剩下170架了,而侵華日機卻經常保持在700架左右,日軍仍占壓倒性的空中優勢,掌握著中國天空的制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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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開始后,由于中國軍民的浴血奮戰,迫使日本不得不集中兵力于中國戰場,這大大減輕了其對蘇聯遠東地區的軍事威脅,中國戰場正是蘇聯檢驗其軍事理論與武器裝備的難得的機遇與場所。因而,蘇聯從其國家安全利益出發,支持中國的反侵略戰爭,在“七七事變”后僅僅一個多月的1937年8月21日,便與中國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又于1938年2月7日簽訂《軍事航空協定》,售予中國大量軍事裝備特別是飛機,并派出大批軍事顧問與蘇聯空軍志愿隊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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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空軍志愿隊
雷恰戈夫、阿·尼西莫夫、波雷寧、特霍爾等蘇聯空軍優秀將領都曾先后擔任中國空軍顧問。1949-1957年任蘇聯空軍總司令的空軍主帥日加列夫,1946-1957年兩次任蘇聯空軍副總司令的赫留金,也曾在抗日戰爭時期來華任空軍顧問。從1937年至1941年初,蘇方售予中國各種飛機達1250架,其中中型、重型轟炸機占416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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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空軍志愿隊
早在1937年12月1日下午,由基達林斯基大尉及其副手馬欽首先率領的C6式轟炸機20架就到達南京。1938年1月,波雷寧大尉率領第二轟炸機群C6式31架進駐漢口。1939年6月,庫里申科和科茲洛夫率領的BT-3式轟炸機大隊進駐成都。1939年日機對重慶開始狂轟濫炸,尤以“五·三”“五·四”的大轟炸,造成重慶市民死5400人、傷3100人,敵人欠下了累累血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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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在日軍的轟炸下損失慘重
1939年9月1日,德軍大舉進攻波蘭,歐戰烽火燃起,日本空軍更加頻繁地襲擊中國戰略要地。日軍陸軍又集中10萬兵力,于9月14日開始進攻湖南長沙,妄圖利用突變的國際形勢以軍事手段“摧毀中國之抗戰企圖”。為了配合長沙會戰,索還重慶死難軍民的血債,中國空軍總指揮部決定給侵華日軍陸海軍航空兵的最大集結基地——武漢漢口“W”空軍基地以毀滅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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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會戰國軍機槍陣地
1939年10月3日,駐成都的蘇聯志愿隊及中國空軍的9架BT-3式重轟炸機先后起飛。飛機的4臺大發動機發出隆隆巨聲,浩浩蕩蕩越過三峽和江漢平原上空,直向長江中游的武漢進發。時值深秋,武漢天氣晴朗。日軍認為當時中國飛機避戰尚且不及,更無遠程奔襲武漢的作戰能力,因而機場雖停放180架飛機,卻毫無戒備。這天下午,機場的戰斗指揮所前,正聚集著大批日陸海軍航空兵軍官。原來他們都懷著驕傲而喜悅的心情,迎接新式飛機的到來。下午一點半,9架BT-3式重型轟炸機從7000米高空投下大批每個重達100公斤的炸彈,其中50多枚落于敵指揮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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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3重型轟炸機
日軍鹿屋航空隊副隊長小川弘、木更津航空隊副隊長石川淡等4名佐官與1名尉官當場斃命。鹿屋航空隊司令大林末雄大佐等25人受傷。海軍第一聯合航空隊司令官、指揮轟炸重慶的冢原二四三少將被炸重傷。重傷的還有4名佐官、8名尉官。當天日軍戰斗機24架及維修中的各種飛機10多架被炸毀。我機并命中日軍機場汽油庫、軍火庫,引發殉爆震動全市,濃煙翻滾。我機勝利完成任務后全隊安然返航。
10天之后的10月14日,聯合作戰的中蘇空軍再次奇襲漢口“W”基地成功,而且戰果更為輝煌。這天,從成都出動了更多的SB-2中型轟炸機和BT-3式重型轟炸機,以20架大編隊分3批從8000米高空進入武漢上空。當時恰有敵機3架正在巡邏,一見擁有強大自衛炮火的機群,就倉皇躲避遠飛。我機分3批魚貫向機場投彈。12時13分,第一批轟炸機冒著敵人地面猛烈的防空炮火,突然而準確地投下重磅炸彈,霎時爆炸聲響徹大地,烈火沖天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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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時20分,第2批轟炸機瞄準目標投下更多炸彈。緊接著第3批轟炸機于12時30分投彈炸中目標,熊熊大火四起,燃燒長達4小時之久。據當時中央社報道,14日炸毀日軍轟炸機66架、戰斗機37架。摧毀機場儲存5萬加侖的汽油庫一座、裝有3萬箱的彈藥庫一座,炸毀軍用汽車40多輛、救火車3輛,炸死少佐2人、機師60多人、日軍陸海軍航空兵官兵300多人。當我機返航時,日軍派出戰斗機7架追擊,在激烈的空戰中,日機又被我方擊落3架。但不幸的是蘇方轟炸機大隊大隊長庫里申科座機的發動機在戰斗中被擊中。他在返航途經萬縣(現重慶市萬州區)上空時迫降于長江,不幸犧牲。當天漢口日軍機場殘存的15架單翼雙發動戰機不敢停留,于下午向東遁逃。這次成功的空襲影響很大,日軍航空兵相當長一段時間不敢再深入內地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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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號及14號兩日的戰果,中日雙方記載頗有出入。我方報道兩次共炸毀日機137架,但戰后日本出版的戰史對3日只提炸死、戰傷主要軍官姓名及人數,而對飛機損失未提,但對14日則承認海軍“第13航空隊”“損壞約40架”、“陸軍”20架”,僅就日方承認的也達60架,證實我方奇襲敵占武漢漢口機場戰果輝煌。日海軍第一聯合航空隊司令官冢原二四三少將被炸重傷后,日軍咬牙切齒,決心進行報復。
日海軍第13航空隊司令官奧田喜久司大佐所部的飛機損失最大,因此他積極響應報復計劃。冢原命令奧田大佐率機于11月4日大舉襲擊成都。當天武漢基地全部72架陸上攻擊機傾巢出動,計第13航空隊36架,鹿屋航空隊18架,木更津航空隊18架,組成大編隊分兩批襲擊以成都為中心的中國空軍機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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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成都等地的第17、26、27、29中隊起飛戰斗機32架,分別在成都、溫江上空迎戰,與敵展開激烈空戰。日本戰史承認11月4日空戰中日機4架“未歸還”,即被我擊落。氣勢洶洶前來進行報復的奧田喜久司的指揮機被中國空軍戰斗機在中江上空擊落,這個“轟炸之王”當即斃命。1939年秋,日軍集中侵華戰爭以來最大的航空兵力、最精銳的航空隊、最富有實戰經驗的空軍指揮官于漢口“W”空軍基地,結果正如日本戰史承認的,卻遭到了“事變開始以來最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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