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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本文指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參與方,是“一帶一路”倡議在地理上的自然延伸,更是中國突破傳統地緣格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驗場,中拉雙方在基建、能源、人文等方面存在著廣泛合作。
拉美是江門籍傳統華人最早移民和人數最多的地區之一,也是當今江門新移民最為集中的居住地之一。在中拉合作的大背景下,作為“中國第一僑鄉”和“華僑華人文化交流門戶”的江門應扮演怎樣的角色?江門籍拉美僑胞的職業選擇和文化傳承如何體現其獨特的“地緣基因”?僑鄉歷史文化研究如何與現代文化傳承進行跨界融合,筑牢拉美華裔新生代的“根魂夢”?作為改革開放以來“拉美華僑華人研究第一人”,20多年來,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教授高偉濃堅持田野調查和基礎研究,走訪了大部分拉美國家,出版了多部含國家出版基金項目資助的拉美華僑華人研究專著,初步構建起自己的拉美華僑華人研究體系,在多個方面填補了學界在拉美華僑華人研究領域的空白。本期,《中國僑都·江門》邀請高偉濃教授分享其學術成果背后的故事及對僑鄉文化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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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馬西堯,高偉濃(右一)與江門恩平籍華人后裔合影。受訪者供圖
《中國僑都·江門》:您長期從事拉美華僑華人研究,您的著作中多次提及江門籍僑胞在海外發展的典型案例,能否介紹拉美的江門僑情?您最開始以東南亞與北美地區的華僑華人研究為主,后來為什么將研究重點轉向拉美地區?
高偉濃:北美洲、東南亞和拉丁美洲三大地區都是江門籍華僑華人的主要居住地。但我發現,相對于東南亞、歐美等地,學界對拉美地區(特別是加勒比地區)的華僑華人研究顯得十分薄弱。故此,因應國內對華僑華人研究的整體需求,我便逐漸將大部分研究精力從東南亞和北美洲地區轉向拉美地區。此外,委內瑞拉和荷屬加勒比地區的恩平僑胞邀我開展對當地華僑華人的研究,也是我研究重點轉向的重要因素。雖然這種轉向難度甚大,但通過長期田野調查與基礎研究的努力(涉及移民史、新移民與華裔新生代、社會融入與民族關系、華人社團與文化、慈善事業等多個領域),我逐步構建起有關拉美華僑華人研究體系。僅在拉美華僑華人研究領域,我出版了《委內瑞拉華僑史》《拉丁美洲華僑華人移民、社團與文化遠眺》(上下冊)、《在海之隅:委內瑞拉與荷屬加勒比的華僑》(上下冊)《巴西華僑華人史》等專著,另有《拉丁美洲華商史》《拉丁美洲華僑華人史綱》等著作待出版。
拉美華僑華人移民始于19世紀契約華工時期,像秘魯、巴西等國,其歷史已超過200年。這兩國同屬拉美地區,是中國移民最久遠的國家。經過歷史上多個階段的演變,拉美地區逐漸形成今日的社群結構。中國改革開放后,世界華僑華人歷史進入“新移民”階段。拉美新移民出現了一些新特點,主要表現在:首先,新移民人數眾多,人數遠超過傳統華人。新移民居住地覆蓋大部分拉美國家,其中大部分國家都居住著人數不等的江門籍華僑華人。例如,臺山籍僑胞在拉美各國分布十分廣泛。在傳統華人時代,古巴華僑基本上是臺山人,到今天,南美、中美洲許多國家都可以看到臺山老一輩華人和新移民的身影;其次,江門僑胞在不少國家和地區的占比(這里指某個市/縣僑胞人數占當地全部僑胞的比例)很高。比較突出的是恩平籍僑胞,他們在委內瑞拉的常態化占比高達90%;多米尼加的恩平籍僑胞人口早已超過當地僑胞的一半;哥斯達黎加的恩平籍僑胞人數增長較快,現已超過一半;此外,庫拉索、阿魯巴和博奈爾等荷屬加勒比島嶼的恩平籍僑胞占比也都過半;智利的鶴山籍僑胞人數占比也在一半以上。再次,由于來自江門地區的新移民人數眾多,明顯超過傳統華人,他們在中拉人文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尤為突出。新移民與祖籍地保持著天然的密切聯系,很多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在國內,絕大部分新移民持“中國護照+當地居留證”在當地正常生活。他們多半在居住國從事當地民眾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餐飲業和雜貨業等行業,同時也向制造業、建筑業及精英行業(律師、醫生、工程師等)等多個領域拓展。此外,新移民尤為重視對當地弱勢群體的慈善活動,且每逢當地發生自然災害,他們必定組織起來,踴躍捐款。因此,他們廣受當地民眾歡迎,與當地民族的關系普遍很好。這些都是中國與拉美國家開展共建“一帶一路”務實合作的不可多得的資源,也是江門僑鄉與拉美當地開展合作交流的重要資源。還應指出,拉美的江門同胞多屬第一代新移民,他們積極將中華傳統文化從家鄉帶到居住地,也將家鄉蔬菜和飲食烹調技藝等帶到居住地,同時積極參與當地民族的文化活動。由于這些因素,拉美的江門僑胞成了推動中拉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力量。
我的家鄉恩平的華僑華人特別是新移民主要聚居拉美,我也希望為家鄉華僑華人研究做一點力所能及的貢獻。恩平市委市政府委托我撰寫的《恩平華僑華人與港澳鄉親移民史》已經完成,或將在年內出版。在此書中,拉美恩平籍華僑華人所占篇幅最大。
不過客觀地看,雖然拉美僑胞特別是新移民在與祖(籍)國和家鄉的交往中扮演著經貿橋梁、文化傳播等重要角色,但拉美華僑華人研究的缺口目前依然很大,與拉美地區在共建“一帶一路”和國家對外關系中的需求極不相稱,希望國內有更多專家學者加入這一領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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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累西腓市與臺山籍僑胞及當地政府官員在一起。
《中國僑都·江門》:拉美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參與方,拉美華商是“一帶一路”關鍵支點。您認為在促進中拉合作中,江門籍僑胞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
高偉濃:江門籍僑胞深度參與拉美國家當地的政治生態。例如,祖籍恩平的吳玫瑰,曾任多米尼加總統顧問和科技部長,也曾任多米尼加駐中國貿易辦事處代表(中尼建交前),一直致力于發展兩國關系。她是中尼兩國建交的直接推動者;又如,祖籍臺山的巴拿馬前總統顧問陳國基,擔任中巴建交的“穿梭使者”,推動兩國建交。近年來,拉美華人參政比例提升,有助于中拉關系穩定健康發展。再如,秘魯前國會主席維克多·許會等進入權力核心,為中秘政策對接提供直接通道。有關的例子很多,此不贅述。
此外,拉美江門僑胞還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依靠力量。依托星羅棋布的僑團網絡,僑團協助中資企業規避法律風險,促進中拉基礎設施合作專項貸款等機制落地。在巴拿馬高鐵、智利智能電網等項目中,江門籍僑胞推動項目與當地政策適配。僑商還通過供應鏈整合將LED照明、摩托車等“江門制造”輸入拉美市場,并依托巴拿馬科隆自貿區輻射到中南美洲(科隆市是江門僑胞的重要居住區)。當前,中拉合作正從港口、電網等基建項目向數字經濟躍遷,江門籍僑胞通過跨境電商規則協同、跨國檔案共享等新形式,推動合作從“資源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書寫著“家國情懷”與“全球公民”身份交融的新篇章,架設起“一帶一路”民心相通的新橋梁。
《中國僑都·江門》:您曾分析拉美華僑華人地緣來源對移民模式的影響,江門作為“中國第一僑鄉”,五邑籍華僑華人的職業選擇和文化傳承是否體現出獨特的“地緣基因”?
高偉濃:江門籍華僑華人群體在職業選擇與文化傳承中展現出顯著的“地緣基因”,其獨特性深刻塑造了移民模式與文化韌性。比如,江門籍移民(尤以臺山、恩平為主)通過“家族牽引鏈”(即通常說的“血緣網絡移民”)形成職業代際傳承。在秘魯,當地人將餐廳叫作“CHIFA”,據說這一頗具中式韻味的詞匯便是源自江門臺山。它應是臺山方言“食飯”的音譯。19世紀中期,首批抵秘的廣東臺山籍華工在勞作中高頻使用該詞,被秘魯人音譯為“CHIFA”,據我在厄瓜多爾等秘魯鄰國所見,也隨處可見“CHIFA”一詞。又如我在智利所見,江門鶴山僑胞(基本上屬客家人)主要經營飲食業,其菜色頗具客家菜特色。可見,獨特的飲食文化,架起了中國與拉美一些國家的文化橋梁,同時也成為了公共外交媒介,開啟了“以味覺通民心”的跨文明對話模式。
在節慶活動方面,元旦是很多拉美國家的新年,當地江門同胞自然也將之視同中國人過的新年。跟著,中國的農歷新年——春節也接踵而至。不少江門籍僑胞每年都會慶祝中國春節,在居住地與家鄉同步觀看央視的春晚節目。這樣一來,從每年的年初到年末,元旦和中國春節以及圣誕節、狂歡節、母親節、父親節等,形成了江門僑胞可與拉美一些國家的當地民族共同參與的系列性節日活動。在中國傳統節日與在地化文化創新的雙重表達上,江門僑胞形成了獨特的模式。例如,巴西的江門籍華人社團將舞獅與桑巴節奏融合。第三代僑胞雖中文使用率不高,但春節參與率高達90%以上;巴拿馬華人自1898年起在關帝廟舉行祭祀活動,延續舞獅、燃香、家族聚餐等傳統儀式,成為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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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河邊考察來自中國的雜貨店。
《中國僑都·江門》:您在研究中強調華僑與祖籍地的情感紐帶的重要性。而江門正通過銀信博物館、數字化小程序活化僑資源,您認為此類事件如何延續“家書抵萬金”的文化意義?
高偉濃:總的來說,江門在本地僑文化的活化利用上做得不錯。江門華僑文化資源豐富,有利于做好僑文化的系統歸納整理工作,梳理與僑胞情感聯結最深厚的文化符號,守護僑胞“共同的根”,傳承“共同的魂”,成就“共同的夢”。與僑胞祖輩息息相關的物件一樣,這些都是喚起根脈意識的重要文化資源。近年來,江門依托僑批(銀信)、世界文化遺產開平碉樓與村落等僑鄉文化資源,做了許多深度研究,成果豐碩,延續了“家書抵萬金”的文化意蘊,有效地守護好僑胞的根。
可喜的是,江門籍僑胞關于根的情結非常牢固。例如,我最近聽說馬來西亞有一個同姓氏家族,他們的祖先來自新會,在馬來西亞已經繁衍六七代,人數數以百計。近年來,這個家族成員紛紛回到新會本村祭祖。一個僑胞族群,在海外繁衍至六七代仍不忘祖,不夸張地說,這種情況在全國甚至在全世界都極為罕見。
大約每年的清明節前后,江門數以千計的海外僑胞都會陸續返鄉(拉美僑胞稱“返唐”),為祖先掃墓,同時辦理貨物采購和集裝箱裝運業務,形成了壯觀的“返鄉之季”。我們可以利用好這個鄉親集中返鄉的“季風”,建立動態僑情數據庫,做好相關口述史。國內僑務部門應該以更積極主動的姿態,給海外鄉親社團更多力所能及的物質支持與精神支持。
由于江門地區歷史上向海外移民較早,不少國家的江門籍僑胞已經歷經多代。他們的后裔已經不會講家鄉話,也不會講普通話。但隨著中國的日益強大,隨著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廣泛傳播,加上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外重視華文教育,目前僑二三代的中華文化意蘊已經遠非歷史上的華裔可比。在這種背景下,海外江門籍鄉親中出現了認祖歸宗的現象,就順理成章了。雖然這種現象尚不普遍,但不排除將來會漸漸形成一個認祖歸宗的潮流。我們應該積極支持和配合僑胞的這類活動。
除了在僑鄉做好僑情工作外,海外僑情工作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例如,我先后前往巴西5次,每次都在巴西開展為期2個月左右的實地調研,走過巴西所有有華僑華人居住的城市。有一種現象讓我感觸非常深刻:第一代旅巴日僑與華僑有不少相似點。大多數日僑是100多年前移居巴西的,且都是以家族為紐帶的移民。在巴西圣保羅,日僑十分重視以家族移民史為基礎的博物館建設,每個來自日本的大家族,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博物館。由此可見,博物館也可以作為中華文化根脈傳承的重要基地。江門與海外僑胞、僑團可否共同合作,通過博物館的方式聯合開展根脈延續工程,實現雙向的文化反哺。實際上,這樣的項目研究在一些僑社不同程度地開展,例如,秘魯中華通惠總局等組織發起“一物一故事”計劃,征集家族傳世文物(如恩平僑胞的糖廠薪金袋、鐵路徽章);對脆弱紙質文件(如古巴華工契約)采用“區塊鏈存證+高清掃描”,原件恒溫保存,副本互動展示。這些經驗可以考慮推廣到世界上其他有較多江門籍僑胞的城市。
博物館不在于大而全,一間10—20㎡的小房間,既可供當地僑胞開展家鄉文化活動,也完全可以用來展示當地僑胞的歷史記憶,包括移民過程、創業發展、社團構成、文化活動等。當然,不要千篇一律,應互相借鑒,取長補短,讓博物館的內容豐富多彩。每座膠囊式的博物館,可以聚焦一個移民源域,或者多個家族或行業群體。以此類推,眾多類似的博物館,便可以構建起華僑華人的根脈敘事,華僑的“根魂夢”之情可以得到物化的傳承。與此同時,當地僑胞也可以以博物館為平臺,與江門家鄉相向而行,加強與家鄉的人文交流。
來源:江門日報,轉載請注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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