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與田野：近世中國的南北對話

2025年6月6日，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主辦的“文研論壇”第199期“文獻與田野：近世中國的南北對話”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舉行。來自北京大學、內蒙古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云南大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高校或科研機構的學者與師生參加了此次論壇。

開幕式后，史語所助研究員、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邀訪學者孔令偉老師介紹本次會議的緣起和目的，簡要回顧了此前舉辦的三次“南北對話”系列論壇，并感謝北京大學文研院與內蒙古大學民族古典學高等研究院共同舉辦本次研討會。

與會學者合影

上午第一場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陳明教授主持上午第一場報告與討論。中山大學歷史學系謝湜教授以“田野場景與文獻脈絡”為主題發言。他回顧了近年來學術觀念的轉變：從到檔案館中查找凝定的文獻資料，轉變為在田野調查中接觸活生生的文獻生成現場。田野調查讓研究者對文獻的生產者、使用者或消費者有更多體會，田野變成一個聯結不同文獻的場域，比如家譜、卡片、刻印文書、唱本、民間曲藝文學的媒介。謝老師指出，田野調查有兩個特征：一是“有場景的田野”，在田野中，文獻的生產者或使用者往往與文獻并生，且與單純的錄像不同，田野中有現場的喧囂和雜音，有其他在場者的表情，未來或可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保留田野的現場；二是“有傳承的田野”，一者民間社會與田野社會代代相傳，追溯文化、習俗及某些傳統，可復原其傳承脈絡，二者過去的田野調查者與今天的田野調查者之間也有傳承，比如從一個人做田野調查，逐漸擴大到一個學派、團體，像華南學派與華南研究，大家互相分享，成為思想實驗室，不同區域的田野調查在比較中互相啟發。最后，謝老師展望未來田野調查的發展趨向：一是與數字人文結合，采用新研究工具；二是改變田野調查的時間與空間；三是加強學生的參與度；四是更新田野調查的理論。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謝繼盛教授的發言主題是“萬歲信仰與萬歲牌源流”。他講述了研究對象藏傳佛教中“萬歲牌”版畫的形成與發展。在藏區寺院版畫中，扉頁常有“皇帝萬歲萬萬歲”字樣，謝老師整理全國范圍內的此種萬歲牌，并溯其源流。萬歲信仰最早來自東亞地區的山神信仰，在藏人看來，每個人身上都有很多靈魂，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靈魂，即為本命神，對本命神的祭祀非常重要，敦煌卷子中就曾載述吐蕃本命神祭祀儀式。本命神往往與山神連接在一起，比如“四姑娘山”的名稱，藏文意是“命神”。漢地封禪中稱呼“萬歲”、建構王室系統，亦是在山神信仰下衍生的儀式。先秦時期“萬歲”一詞無特指，魏晉以降，隨佛教的傳入，“萬歲”一詞與佛教信仰密切相關，并被刻于造像碑，但尚未與皇帝發生直接關聯。隋唐之際是“萬歲”信仰的大轉折，在完整的封禪系統建立前提下，對山神的祭祀得以與對皇帝的祭祀聯系在一起。宋代之后，由于政治體制變化，開始有“皇帝萬歲，重臣千秋”的說法，“萬歲”刻字也從造像碑轉向鐵鐘、銅鐘等更穩固的介質。元代時，“萬歲”刻字正式出現于佛經扉頁，暗示以皇帝為最大施主的政教關系。隨著《磧砂藏》《普寧藏》在明清時期的大量刊刻與分發，佛經或者其他經典前安置萬歲牌記遂成定例，并流向邊疆地區，又轉變為佛殿中供奉的萬歲牌等其他形制。

布達拉宮中的萬歲牌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胡恒教授圍繞“數字人文有新材料，但有新問題嗎？”這一議題展開發言。胡老師簡要回顧數字人文研究在中國大陸的學術史：2005年，隨著CBDB（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中國歷代人物傳記數據庫）的推廣，數字人文研究得以被史學界廣泛關注，2011年武漢大學成立第一家數字人文研究中心，迄今為止已有100余家，盡管如此，數字人文多年來一直局限在學術界。2025年春節期間，隨著人工智能模型DeepSeek受到全民關注，數字人文業已成為大眾議題，且在各類整體的人文會議中扮演主角。胡老師認為，面對人文學科整體式微的態勢，數字人文能否在未來長遠發展中挽救人文學科，取決于其能否在新問題提出與新思想催生方面表現卓越。目前許多學者對數字人文尚持保守態度，認為數字人文只有新材料而無新問題，造成這一看法的原因有二：一是研究技術方法的同質化、數據的黑箱化與研究的表層化，使傳統人文問題在當代的延續性出現斷裂。二是數字人文研究領域從業者的構成，多是對技術方面感興趣的青年學者，其研究精力集中于數據提取分析上，且目前數字人文范圍廣、專業差異大，學術研討聚焦技術而非問題，影響知識的積累與推進。胡老師對數字人文研究持樂觀態度。從學科史的基本規律來看，時代變化必會提出新的重大問題，技術革命和工具革命會推動思想史進展。比如，從傳統寫本時代，到刻本時代、印本時代，再到數字時代，每一次書寫形態與材料的變化，都能激發新思想產生。數字人文已是我們今天必須面臨的歷史宿命，召喚人文研究者主動學習參與，為歷史研究提出新的可能性。其研究增長點可能體現在兩方面：首先，在傳統研究擅長微觀個案的深描之外，數字人文提供了研究新視角，以更全的樣本呈現長時段的歷史動態演進，在這一基礎上，將歷史學與社會學對接，將有可能建構歷史學為核心的跨學科長時段研究體系，處理長時段宏觀和結構性問題；其次，數字人文研究利用數據庫還原歷史現場，造成歷史學基本認知范式的改變，比如調節參數，模擬歷史事件的不同結果，幫助研究者反思促成歷史真實走向背后的因緣。

CBDB數據庫中已知籍貫的歷史人物的地理分布圖

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孔令偉助研究員講述“如何結合內亞與海洋視野重訪‘中國’”。怎樣從中國斷代史轉向世界史，是國際學界正在面臨的重大轉型議題之一。這一轉型沖擊下，研究者嘗試將中國置于世界歷史文明中，與其他文明展開比較。孔老師以三個研究為例講述史上內陸人對海洋的認知，展現內亞史研究與海洋史研究之間發生對話的可能。一是滿洲人入關前的海洋認識。據日本史書記載，遼金時期女真人已有航海記錄，甚至對日本形成一定的威脅。滿文檔案中也可見地圖中對日本海的描繪，以及海洋貿易的相關記述。史料中滿洲人的海洋活動打破了后人的既有成見，表明內陸的北方族群也曾參與到海洋貿易網絡。二是歷史上蒙古人對水體的理解。忽必烈時期，中央政府曾試圖將京杭大運河打通至黃河源頭的西藏地區，展開勘探工程，遂影響后來明清人對水體乃至海、河、湖的整體認知。因此北方族群對水的知識并不陌生，且有自己的一套詮釋觀念。三是十八世紀一位基層武官制作的清代新疆地圖寫本。他在新疆征戰時，了解到伊斯蘭世界的很多地理知識，不再受縛于傳統禹貢九州的觀念，所繪制的地圖擴充范圍，把從南海海域到麥加的整個地理方位相勾連。這也提醒研究者重審清代“閉關鎖國”論的定義是否準確。

《加泰羅尼亞地圖集》上的忽必烈與元大都

討論環節，與會學者就數字人文給歷史研究帶來的挑戰進行討論。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任建敏教授首先提出如何應對數字人文研究趨向下，學生獲取知識碎片化的問題。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宋念申教授同樣對數字人文時代史料單一、經驗斷裂表示擔憂。他強調，經人工智能處理后的數據與傳統史學使用的材料未必可等同，當AI將田野中豐富的在地經驗轉化為數據時，必然造成信息的流失。謝湜老師認可AI工具在輯佚等方面的出色表現，并建議研究者思索，數字人文以數學模型為其思考的底層邏輯，這一理路可能會促使社會學中“結構”“功能”等重要概念重新被定義。孔令偉老師表示，數字人文恰恰整合了碎片化的研究，使歷史研究者有長遠的目光、關注更宏大的議題。此外，即使在數據時代，傳統的文獻解讀分析能力依舊是歷史學從業者、學習者的基本功。面對數字人文時代的沖擊，培養史學研究者的思想性、回歸歷史學的本體性，成為當務之急。胡恒老師認為，目前研究中不妨把數字人文視為一個工具而非專門學科，從歷史經驗的角度思考科技變革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正是人文學者的優勢所在。

上午第二場

上午第二場報告與討論由胡恒老師主持。內蒙古大學民族古典學高等研究院玉海教授的報告主題為：“蒙古部落名稱是否與山川有關？”玉海老師利用明代漢籍史料與清代蒙古史書，考索蒙古部落名稱的來源。明代史料中記載的蒙古部落“罕哈”之名，是來自于今天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與蒙古國交界處的哈拉哈河，但沒有延伸出其他蒙古部落名。明清史文獻、地圖中記載的蒙古六萬戶之一“喀爾喀萬戶”的名稱，與哈拉哈河并無任何關系，學者將其附會于哈拉哈河，是一個錯誤的認知。蒙古部落的起名依據有一定規律性，比如“鄂爾多斯部”的命名取自守護成吉思汗“八白室”之意，“烏拉特部”以職業命名等。然而沒有以山川河流命名的蒙古部落，這與其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社會屬性有關。游牧族群活動區域變化顯著，以山川命名會導致部落名稱與地名不耦合的情況發生。對蒙古部落名稱來源的誤解，反映出明代漢籍史料對蒙古部落的敘述和蒙古族自身記述之間的不吻合，當代民族史研究者需結合利用漢籍史料與蒙古文獻，還原歷史的完整面貌。

《蒙古游牧圖》土謝圖汗部右翼左旗圖（局部）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劉詩古副教授報告的主題是：“鄱陽湖經驗適用其他江河湖泊乃至海洋嗎？”不同于長期以來歷史研究的陸地中心傾向，劉老師的研究關心中國內陸地區的水體，以及在廣闊水域中活動的漁民、船民等。他關切一個地區的自然資源與在該地區生活的人群之間的互動，研究這里的人如何利用或獲取這些資源，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復雜制度與關系網。以鄱陽湖水域為例，捕魚權將這個地域社會中生活的人分為不同部級。劉老師認為，自己的研究問題都是在田野調查中與當地居民對話而生發的。他強調自然資源在人類社會群體制度形成中占據核心位置：圍繞資源的爭奪產生一系列權力關系，繼而圍繞權力關系的保護形成稅收制度、復議制度、律法等。鄱陽湖居民憑借水資源謀生，2020年中央發布“長江十年禁漁”政策以來，人類活動逐漸退卻，自然又占據了主導。利用水體、礦物、原油等資源時，人類與自然發生關系，自然資源也形塑人類之間的關系。從自然資源與人類互動的角度研究某一地域社群獨特制度之產生，是劉老師在鄱陽湖研究中所提煉的經驗。

鄱陽湖水域圖

討論環節，與會學者繼續探討數字人文給田野調查、歷史學研究帶來的影響，尤其是怎樣應對研究“碎片化”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邱源媛研究員與任建敏老師都重申回歸歷史研究本位的重要性，并呼吁有一定基礎的中年學者可以投入數字人文研究。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田宓教授亦表示，知識儲備豐厚的中年學者的加入，將對數字人文研究成果大有裨益。參與契約文書數據庫建設的經驗還讓田老師意識到，全備的數據搜集需要憑借機構的力量來實現。孔令偉老師補充“碎片化”研究的所指，并非微觀研究或地域研究，而是不加處理地利用數據的批量學術生產。他同時也提出對AI處理知識方式的擔憂，若AI不能將不同脈絡的知識勾連起來，形成整體的認知，那么其知識本體論將無法達到人類研究者的高度，不能實現學術思想創新。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杜正貞教授從另一角度思考，就像進行田野調查之前要理解田野、有學術史基本知識一樣，使用好數字人文的工具，也要理解其運行的底層邏輯。此外，謝湜老師、胡恒老師和任建敏老師分別就“喀爾喀萬戶”名稱的真正來源、世界范圍的其他游牧族群是否也不以山川命名、史籍記載與現實存在差異的其他部落名稱等問題或現象，與玉海老師進行交流。最后，謝湜老師將思索引向更廣遠的未來，提出人工智能異質性思想體系可能會給人文研究帶來新的變革與挑戰，上午場的討論至此結束。

下午第一場

下午第一場由邱源媛老師主持。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任建敏教授的報告題為“歷史人類學方法在宋元史研究的運用”。任老師首先界定了“歷史人類學”的概念。一方面，歷史人類學以歷史學為本位，是有人類學取向的歷史學研究，或有歷史學思考的人類學研究，希望能實現交流對話。另一方面，歷史人類學亦可作為整體研究方法或問題意識。目前，中國歷史人類學研究者提出“結構過程”“禮義標識”“逆推順述”等法則，且強調在田野讀文獻、在空間理解時間，然而仍有重南方輕北方、重社會輕制度的局限。任老師以自身閱讀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的體驗，說明宋元史研究與明清史研究有相通之處，又以研究元代溪洞地區為例，說明宋元研究如何使用明清史料。盡管核心的漢文文獻較少，但他試圖引入經濟史研究視域，并以歷史人類學方法研究貿易網絡，將材料使用之邊界拓寬到明清地方志與碑刻資料。這些晚出資料被處理后，仍可回到宋元史研究中。

《桂海虞衡志》書影

討論環節，孔令偉老師提問，怎樣從地域研究出發，同國家與中央層面發生對話，避免研究的碎片化或單一性。任老師回應，每一個區域的現像正是國家的權力之所以存在的最核心部分。地域研究本就以尋找區域和國家間聯系為目的，尋找歷史上某一地區的人心對社會結構的認知，及其與國家的關系，故而對話是自然生發的。邱源媛老師困惑于歷史人類學研究中活生生的人業已消亡，其“人類學”的取向該如何體現，怎樣把與活人交往的研究思維帶入無法與活人交往的歷史研究中。任建敏老師從疑偽材料使用的角度表達了自己的思考。縱然無法觸碰真實的人，族譜等文獻資料也有作偽嫌疑，但仍可利用這些材料分析其被制造的動機，及其對社會經濟文化狀況的折射。杜正貞老師補充了當前宋元史研究中借鑒歷史人類學路徑、方法的案例，諸如關注地方非精英家族，復原宋代經界法等研究。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劉永華教授回應了邱老師的疑惑，他提出理解歷史可以用“地層”概念，今天在田野看到的東西不是嚴絲合縫的、高度制度化系統化的東西，而是有不同的分層，其形成時間亦不同，觀察歷史的分層，確實有可能回溯當地不同歷史時期發生的事情。劉詩古老師用自己在鄱陽湖的田野調查為例，說明田野調查會帶給學者發現新問題的機會。最后，孔令偉老師強調，歷史人類學關注的重心是人類文化，而非均質的事件，因此文獻多少、朝代先后并不會過分影響歷史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合理性。

下午第二場

下午第二場由劉永華老師主持。內蒙古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中心烏云格日勒研究員的報告主題為：“清代蒙旗家譜對社會史研究有何意義？”烏云格日勒老師以美國漢學家柯立夫收藏的兩部清代家譜文獻為研究對象，這兩部記述時間從1745年到1905年的家譜，載錄了清代內札薩克蒙古四十九旗之一的家族世系。家譜傳達的信息提供了一個了解蒙旗社會的窗口。首先，家譜編修與清代國家制度有關。乾隆年間開始，每個旗需將札薩克（旗長）與閑散王公及其子弟寫入家譜，以便國家掌控貴族系統的運行，且十年編修一次。這兩部蒙旗家譜文獻反映出編修制度在蒙旗貴族社會中的正常運轉。其次，家譜直觀呈現出不同歷史時期的人數動態變化與人物在國家、藩部、家族體系中的經歷。最后，從家譜中人物的姓名可窺見起名者的文化傾向。家譜展現出清晰的世系傳遞脈絡，處于國家制度與社會文化中的個體生活細節，以及個人與國家社會的聯系，有助于推動社會史研究的深細化。

蒙古家譜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宋念申教授以“藏傳佛教與宗族網絡”為分享主題，講述清代敕建佛寺中喇嘛的生存境況。宋老師首先介紹皇太極在盛京沈陽敕建四塔四寺的經過，并強調盛京佛寺的主要經濟來自于國家供奉而非香火，其首領喇嘛亦由中央直接派遣，內部有一套嚴格的升遷機制。因此，盛京佛寺是由國家移植的佛教系統，屬于“廟皆官廟，僧皆官僧”的國家機構，與政府的官僚運作體制息息相關，但與地方社會脫節。清朝滅亡后，政教關系從國家領教變成政教分離，盛京佛寺在社會大變革中失去與國家的直接聯系，與地方社會的莊頭爭奪土地所有權。其內部也迅速腐敗，滋生了喇嘛盜賣文物、娶妻等現象。通過研究盛京佛寺喇嘛群體在社會變革中的生存狀態，宋老師認為，“華南學派”倡導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方法有助于增強研究者對零散文獻的解釋能力，幫助研究者看到人的活動，以及人與空間、國家體系、當地社會之間的關系，從而以更豐富的尺度理解國家、空間與日常生活。

沈陽關城平面圖

討論環節，杜正貞老師與烏云格日勒老師就前述家譜文獻的印章進行交流。任建敏老師發現烏云格日勒老師展示的兩部清代族譜約從第九代起，人口數量開始減少，并推想這一現象背后是否潛藏修譜人的宗族觀念和潛在動機。同時，任老師還思考了清代蒙旗家譜與華南地區族譜形制上的同異。邱源媛老師認為，清代蒙旗族譜的形制與承襲冊很相似。田宓老師以佐領世系譜并非收錄全部家族男嬰等特征為例，補充了札薩克貴族以外，其他旗人世系譜的編纂體例。烏云格日勒老師回應以上討論，表示與華南農業社會中相對自由修纂的族譜不同，這類清代蒙旗家譜要上呈國家，體現中央政府對蒙旗貴族的權力掌控。杜正貞老師由宋念申老師的研究聯想到北京護國寺從國家性寺廟到融入地方社會的變革。在劉永華、烏云格日勒、邱源媛、謝繼勝等老師的提問下，宋念申老師又補充了盛京佛寺喇嘛的婚娶方式和經濟來源，以及蒙古王公來寺院進香的情況。孔令偉老師指出，宋老師的研究具有方法論意義的啟迪，研究同地方關系薄弱的佛寺在社會大變革中的生存境況，證實歷史人類學研究可以從搜集地方材料跳脫出來，從新的視角回推歷史原貌。

下午第三場

下午第三場由杜正貞老師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邱源媛研究員以“華北區域史研究中的族群問題”為主題發言。邱老師用三幅地圖直觀呈現華北地區滿族族群的消失與改變。第一幅地圖展現秦皇島與唐山一帶的南北部，旗人分布比例從清代到當代的變化：南部昌黎、灤州、灤南、樂亭等地，旗人數量原本占絕大多數，新中國人口普查時則少見報稱滿族者；北部的青龍滿族自治縣則反之，原先旗人數量較少，人口普查時卻大量上報稱滿族。第二幅圖是1980年以后京津冀的滿族自治民族縣與清代末年旗人莊頭的分布對比，可見二者分布地點差異巨大。第三幅圖是清代前中期，直隸地區的旗地分布圖。邱老師指出，旗人族群的消失與改變，從清代已開始發生，造成這一現象的隱形因素是奪利。清代華北地區嚴格實行旗民分治，但旗人與民人的生活卻犬齒交錯。根據文獻資料可知，旗人與民人來往中，影響沖突的并不總是族群因素，有時高舉族群名號打官司，真正的目的卻是爭奪土地。在兩種制度的影響下，當地旗人身份具有流動性，常以利益為標準，在兩種身份之間游走。1912年后，大量旗人迫于壓力隱藏自己的身份，但仍擁有莊園旗地和話事權，成為民國時期直隸地區鄉紳階層的代表。行政區域的劃分造成當代人對清代直隸地區族群問題的遺忘，借助清代基層史料，邱老師還原了歷史上進入中原場域的滿族人群逐漸消失、身份變化的過程。

（清）愛新覺羅·弘晝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

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田宓教授的報告主題是：“華南研究理念適用于北部邊疆社會嗎？”田老師從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和資料體系三方面談論華南研究帶給自己的啟發。研究視角上的啟發有三點。一是研究主體從王朝國家轉變為人，研究普通人視角是如何想象和構建國家的。二是關切地域特征，北部邊疆是一個游牧人群與農耕人群拉鋸交錯的地方，國家化進程更復雜曲折，從區域視角可見中華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另一側面。三是注重討論實踐中的制度，關注北方地區基層社會組織。研究方法上，田老師認為田野調查有助于找到問題切入口，她曾在田野中遇到一位給蒙古族人修纂家譜的漢族文史館館員，由此激發研究靈感。資料體系方面，田老師投入精力較多的是民間文獻。她認為，民間文獻與傳世典籍檔案應互相參證。比如鄂爾多斯地區的文書資料，就是清末和民國時期留下的一些執照票據，需要對當時相應制度有所了解才能讀懂。反之，清末的一系列地區制度規定，經由這些民間文獻方能了解其落實情況。將華南學派的研究方法應用到北部邊疆社會并非一一比附，而是借鑒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范式，觀察這個社會中人群的連接方式與生活方式。

乾隆年間山西地契

討論環節，邱源媛老師回應了在場老師的提問。David Porter在Slaves of the Emperor一書中提出兩個觀點，一是八旗制度的基礎是基于身份的；二是以“奉公精英”（service elite）這一概念形容旗人，書中主要以駐防旗人為例。對上述兩種觀點，邱老師認為，首先，八旗融匯不同的人群，可以界定為“制度化族群”。其次，農村旗人對清廷而言也有用處，“奉公精英”的概念同樣適配于這一族群。任建敏老師表示，“制度化族群”的概念不僅可以用于旗人族群，描述南方瑤族、壯族等少數族群身份的形成同樣準確。宋念申老師疑惑于邱老師報告中以“清晰”一詞形容旗人的身份認知。邱老師強調，“清晰”是指他們對于制度邊界的理解非常明確，故能在兩套身份系統中切換自如，造成其游離的身份特征。劉永華老師還提出應進一步思考的兩點，一是旗地與旗人的關系，二是當我們把“旗人”這一族群身份標簽看成對社會切分的變量時，會帶來怎樣的后果。田宓老師就北部邊疆研究的特殊性等問題做出回應：北方政權的延續時間長，往往可追溯到先秦時期，這是南方政權所罕見的。且北方族群有游牧社會的特征，其自身的文化傳統亦不容小覷。對此，邱老師補充，北方族群強勢性地進入中原、帶來語言習俗制度的變化，這是其區別于南方族群社會發展的特點。

下午第四場

下午第四場由宋念申老師主持。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張閌老師的發言題目為：“內亞與歐洲使團與明清中國的交往表文相同嗎？”張老師的研究聚焦于兩篇乾隆時代的外交表文。一是1793年英國馬戈爾尼使團訪華時，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寫給乾隆皇帝的文書，分別有英文、拉丁文與中譯本和滿文譯本四種。滿文譯本的發現，說明馬戈爾尼使團訪華文書被納入清代朝貢體系文書制度中，清朝視歐洲國家為朝貢國。二是1757年，哈薩克阿布賚遣使覲見乾隆皇帝時呈進的表文，原文是托特文，后有滿文和漢文譯本。托特文本中阿布賚向乾隆皇帝稱“子”，其所表達的歸附意愿，遠超經過潤色后的漢文文本之稱“臣”。從文獻與翻譯角度考察兩篇表文的不同譯本之后，張老師對比了兩篇表文背后的差異。首先，英國作為近代化國家，其外交觀念和制度與清朝天下觀念有很大沖突，盡管英國人在表文的中文翻譯上做出一定讓步，仍未能令清朝充分滿意。哈薩克作為熟悉蒙古歷史傳統的重要部族，其撰寫的表文，無論是語言的使用還是表達歸附的意愿，都令乾隆皇帝滿意。其次，滿文這一工具在兩份表文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同。馬戈爾尼使團表文的滿文譯本是最后形成的文書，不具有實際功用。哈薩克阿布賚使團的滿文譯本則附著于奏折中，先于使團攜帶的托特文正本抵達乾隆皇帝案頭。盡管清朝力圖將周邊不同國家納入其范疇中，但兩篇表文也折射出清政府與不同國家間的不同交往方式，清朝的對外關系并非一成不變的僵化體制，而有某種彈性空間。

馬戈爾尼使團成員威廉·亞歷山大繪乾隆皇帝肖像草圖

1793年

內蒙古大學民族古典學高等研究院烏云畢力格教授的報告題目為：“口述資料的研究需要語文學嗎？”報告以烏珠穆沁部起源的誤解為中心，說明語文學在口述資料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在當地學者搜集的民間材料中，有一則關于烏珠穆沁部的傳說，講述其先祖來自今蒙古國西部阿爾泰山、杭愛山一帶，善于種植葡萄釀酒，利用戈壁單峰野駱駝的奶水制作酥酪等奶制品。這一傳說的幾個要素并不能可靠地推溯烏珠穆沁的部族起源。據史料記載，烏珠穆沁部曾于17世紀20年代末投靠喀爾喀蒙古東部的車臣汗部，傳說中烏珠穆沁路過戈壁，蓋來自此時，是較晚近的記憶。烏珠穆沁部大規模種植和釀造葡萄酒之事，也不符合地理事實和文獻記載中元代葡萄酒的供應來源。烏云畢力格老師指出，烏珠穆沁這一語匯是從占星者演變而來。文獻記載，蒙元時期，宮廷中有專職占卜師，又稱陰陽人，其蒙語為üjemer?in，烏珠穆沁（üjümü?in）是üjemer?in的口語化音變。烏珠穆沁人族源當為來到蒙元宮廷的西亞、中亞占星家，元朝滅亡后與明初蒙古人重新整合時，變為新的部落，到清代演變為烏珠穆沁旗。研究揭示了蒙元部落形成中的西域基因，從一個側面反映蒙元時期多族群交融和蒙古部族的形成路徑。同時，烏云畢力格老師的研究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提醒學者需克服田野調查中盲目不科學地聽信田野材料的弊端。

伊利汗國馬拉蓋天文臺至元二十五年（1288）制地球儀復制品

德國德累斯頓博物館藏

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杜正貞教授發表的主題是：“如何面對重歸靜默的田野？”杜老師的田野調查對象是浙江南部龍泉市下屬的村落。在文獻資料中，有一批檔案記述了一百年前這些村莊發生的刑事案件，其中記載大量豐富且激烈的爭訟。然而，當杜老師近年重返龍泉村落時，發現曾經喧囂的村莊已變得靜默，大量原住民搬遷，大路雜草叢生，人群生活的痕跡在逐漸消失。還有的村莊雖未整體搬遷，但已被改造為紀念空間。龍泉村落的靜默，引發杜老師思索考古學與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分野和交融。歷史人類學研究者，也許最后還是要面對一個不再有人存在的、變成考古工地的田野現場。這些主動或被動被放棄的山村，正介于歷史人類學的田野與考古的田野之中間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歷史人類學的田野經驗亦可反哺考古學研究。

在討論環節，謝湜老師由杜老師的講述聯想到，一個田野或社會中的居住者，并不等同于該社會的本地人、或最重要的人，進行田野調查時應對二者加以區分。邱源媛老師研究順義、雄安地區，劉詩古老師研究鄱陽湖水域，以及劉永華老師研究歙縣的經歷，都與杜老師有共鳴之處，他們指出，在國家政策等因素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村莊正在靜默與消失。對此，學者需思索如何正視這一現狀。烏云畢力格老師在張閌老師報告的啟發下，補充了另一類似研究。16、17世紀，俺答汗曾向明王朝朝貢，進貢表原文用蒙語書寫，又經過漢文翻譯與潤色，才被進呈給明朝皇帝，體現出將進貢表納入明朝話語體系的運作過程。

論壇尾聲，在場同學也積極參與到討論交流之中，就喇嘛如何在土地爭端中證明自己的所有權，南北之間族群認識的差別，怎樣在南方田野調查中充分使用語文學（philology）研究方法等問題，向與會學者提問。宋念申老師回應，喇嘛的確無法提供確切的土地所有權證明，他們采取聯名上書的方式表達訴求，土地產權的認定制度對敕建藏傳佛教寺院是非常不利的。任建敏老師補充了自己對于族群身份劃分的看法。他指出，族群的劃分并非主觀想象，確有風俗習慣等差異的客觀存在，只是其中一些標準進入到國家分類的場合，而另一些標準未被采納，在這個層面，族群的判別又具有主觀能動性。最后，北方學者研究族群議題時常采用的語文學方法，能否被納入到南方田野調查之中這一話題，引發與會學者的討論，并一致認可語文學研究對推進歷史人類學研究有重要意義。至此，論壇在熱烈的氛圍中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