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重演！特朗普的網紅盟友被槍殺

就在昨天，特朗普的鐵桿盟友被槍殺了。

受害人叫查理·柯克，31歲，是MAGA陣營冉冉升起的新星，也是特朗普最器重的政治盟友，事發時正在猶他山谷大學進行最擅長的戶外公開辯論。

槍響之前，柯克正和一個學生辯論“變性人槍手”的問題。臺下有人高聲問他，知不知道過去十年美國有多少起大規模槍擊案？

柯克擅長雄辯，輕松地拋出反問：“包不包括幫派暴力？”。話音未落，一顆子彈從180米外的屋頂射來，精準擊中柯克頸部。

就這樣，在三千名觀眾及其家人注視下，柯克成為MAGA聯盟新的圣徒。

柯克本人是極端的擁槍派，他曾有一句名言：“為了擁有第二修正案，每年付出一些槍支死亡的代價是值得的。”

所以如果子彈晚幾秒鐘，他接下來的話幾乎可以預見：將槍支暴力導致的死亡，巧妙甩鍋給黑人幫派，然后得出一個結論，“是人的問題，不是槍的問題”。

但現實以一種極端物理的方式，終結了這場辯論，算得上用魔法打敗魔法了。

柯克是保守派里最懂互聯網思維的大將，在年輕人中極具號召力，幾乎能完美代表MAGA政治理念，很多人都說如果柯克不死，二十年后將很有機會問鼎白宮。

因此特朗普勃然大怒，連發數條推文，稱柯克的死是“美國的黑暗時刻”，下令全國降半旗致哀。

十多天以前，星條旗才剛為教堂槍擊案遇害的孩子們降下，現在它又為被槍殺的MAGA盟友降下，照這個頻率，今年星條旗沒有多少機會升到旗桿頂了。

現場很快抓獲了嫌疑人，是一名白人老頭，網民很快扒出，此人是猶他州注冊的民主黨選民。

這個細節像一點火星，瞬間點燃了像火藥桶一樣的輿論場。

因為整起事件幾乎是去年特朗普遇刺案的完美復刻：同樣戶外演講，同樣有屋頂上的狙擊手，并且在槍手被發現后安保人員卻毫無作為。

現在，就連兇手的政治身份都如此“恰到好處”。

共和黨立刻將矛頭指向民主黨，認定這是一次卑鄙的政治謀殺。

盡管拜登、奧巴馬、希拉里等民主黨高層第一時間發文譴責暴力，稱其“令人作嘔”、“卑鄙且應受譴責”，但在共和黨人看來，這不過是鱷魚的眼淚。

管你有的沒的，反正敘事已經形成，民主黨必須要付出代價。

就在“槍手是民主黨”即將成為全民共識的時候，FBI突然發布聲明：抓錯人了，被捕的白人并非槍手，真正的兇手仍然在逃。

反轉來得猝不及防，卻又無關緊要。

因為在當下美國，真相早已不是重點，立場才是，盡管“抓”錯了真兇，可此事也順利完成了它的政治使命——凝聚黨內民心，加深驢象之間的仇恨。

至于那位被扒了褲子、強行抬走的老人是誰，已經沒人關心了。

槍擊案頻發，站在正常人的立場，第一反應當然是禁槍，可在美國，這幾乎是一個無法通過的話題。

共和黨旗幟鮮明反對任何形式的槍支管制，而民主黨雖然口頭上主張控槍，但也小心翼翼地避開“全面禁槍”的字眼。兩黨都不愿過多觸碰這個潘多拉魔盒。

為什么？答案遠比憲法第二修正案或者所謂的持槍傳統要深刻得多。

最關鍵的原因在于，大部分美國百姓，從根本上不信任他們的政府和警察，因為某種意義上，美國警察從來就不是人民的公仆，自然無需對民眾的生命安全負責。

這不是一個夸張的說法，根據美國最高法院的解釋，警察的職責只有一個，那就是捍衛法律，對任何破壞法律的行為進行打擊，沒有強調任何保護公民的義務。

有兩個案件徹底定義了這種關系。

一個是1981年“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案”，另一個是2005年“石城鎮訴岡薩雷斯案”，這兩起案件有一個共通點，美國警方明顯存在“玩忽職守”的現象。

就拿后者來說。

一位名叫杰西卡的母親多次報警，表示自己的前夫綁架了三個女兒， 他有嚴重暴力傾向，杰西卡明確 告知警察 他們就在 丹佛的一個游樂園里 ， 但警方始終以 “等等看”為由拒絕出警。由于警察的無動于衷，最后導致三個人質被殺害了 。

杰西卡將警察告上法庭，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最終，大法官們以7比2的結果裁定，“警察沒有憲法責任去執行限制令”，即便限制令上有明確的法律條文，但如何執法屬于警察的“自由裁量權”。

所以各個街區治安如何，只能寄希望于當地警方的良心了。

這兩起判例，徹底奠定美國社會的殘酷現實：國家的暴力機器，在法律上與你的個人安危無關，這很符合美國“小政府、大社會”的國情了。

當國家正式放棄對公民的保護責任，自我防衛的重擔便又落回公民自己肩上，因此擁有一把槍，在美國不再是愛好或權利，而是基于現實的無奈之舉。

可一旦槍支泛濫，后果可想而知。

根據“美國槍支暴力檔案網站”，和“K-12校園槍擊案數據庫”統計，從2019到2022年，每年發生591起大規模槍擊事件，平均每天1.6次，每年有超過4.3萬人死于槍擊，平均每天120人，而校園槍擊案每年也有197起。

毫無疑問，一個全民擁槍的社會，讓警察的工作變得極度危險。

任何一個看似無害的普通人，都可能在下一秒掏出“美式真理”。于是，警察索性奉行一個信條——“寧愿被十二個人審判，也不愿意被六個人扛著”。

反正美國警察有憲法賦予的“合格豁免權”，就是只要警員認為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就可以開槍射擊。

在“有殺錯沒放過”的原則下，數據觸目驚心：“警察暴力地圖”網站數據顯示，2022年美國警察至少槍殺了1192人，達到10年來最高值。

另外，每位美國警察入職時都會被上司告知，他們的首要任務不是保護市民，而是確保自己能活下來。

2022年德州羅布小學槍擊案就是最極致的體現。

近400名全副武裝的警察，在學校外面等待了78分鐘，聽著教室里匪徒槍聲不斷，孩子們一遍遍撥打911求救，他們卻遲遲沒有進入。

他們只是在外面提醒，“如果你需要幫助，就喊一聲”，有學生喊了，結果被兇手當場射殺，更諷刺的是許多家長被警察攔著，無法沖進學校里，有的還被警察以“涉嫌妨礙公務”為由，戴上手銬，遭到胡椒噴霧和電擊槍的待遇。

因為現場指揮官認為“槍手不會再繼續開槍了”，他們要等拿到鑰匙，做好萬全準備才可進去，最后等拿到學校提供的鑰匙，打開上鎖大門時，18名兒童已不治身亡。

警察的這種“明哲保身”，激怒了全美，卻又完全合法，因為他們的職責是執法，而不是犧牲自己去救人。

公民被迫武裝自己以求自保，警察又因公民武裝而變得草木皆兵，惡性循環了屬于是。

在這套邏輯閉環之上，還有個更強大的力量，能確保槍聲永不停歇——金錢利益。

美國槍械產業是一個龐然大物，注冊槍械制造商多達16936家，大多數是服務民用市場的，與美國政治、經濟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共生關系，由此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游說集團。

其中最核心的角色是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RA）。

很多人以為NRA的力量在于錢，在于它每年花費巨資游說政客，在政界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可游說只占NRA業務的一小部分。

它真正的殺手锏并非錢，而是人，在于它所構建的一整套槍支文化生態鏈：

它為全美15000家射擊俱樂部提供技術支持，每年培訓上百萬持槍者，其中有上萬名是執法部門人員；

發行《美國步槍手》《美國獵手》等旗艦雜志，總發行量超過三百萬份，并運營槍械博物館，講述持槍的“光榮傳統”；

最絕的是，NRA深諳“從娃娃抓起”，其制作“小鷹埃迪”系列節目，從1988年至今已為約三千萬兒童科普槍支“安全”知識，它還與童子軍等青少年組織合作，提供射擊場和射擊培訓。

通過無孔不入的體系，NRA讓持槍與吃飯、睡覺一樣，成為大眾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NRA不賣槍，而是販賣一種身份認同，它告訴五百萬會員：“唯一能阻止持槍壞人的，就是拿槍的好人！”

口號的高明之處，在于將本該嚴肅討論的監管問題，轉化為價值觀的較量：普通人擁有槍支，才有能力保衛家園，成為捍衛自由的英雄，而任何對槍支的限制，都是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一步。

在日益撕裂的時代，這種清晰而強大的身份標簽，無疑擁有著極大吸引力，而且國家越分裂、社會越不安，它的力量就越強大。

最諷刺一幕發生了，查理·柯克被槍殺后幾個小時，美股開盤了，槍械股全線大漲，史密斯威森公司股價上漲6.7%，斯特姆-魯格公司上漲超過3%。

市場邏輯簡單明了。

每一次嚴重槍擊事件，尤其是政治人物遇刺，都會引發社會對加強槍支管制的擔憂，而擔憂反過來，又會刺激消費者的“恐慌性購買”。

暴力催生恐懼，恐懼刺激消費，消費利潤又被投進政治，以確保暴力源頭永不枯竭，多么完美的商業閉環，也是一個國家民眾永遠的噩夢。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