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林肯到特朗普，美國歷史上的政治暗殺何其多！

特朗普的親密盟友、保守派活動人士查理·柯克（Charlie Kirk）

美國號稱是“自由燈塔”“民主樣板間”，然而，稍微翻一翻美國歷史，你會發現這座“樣板間”其實總是槍聲不斷、血跡斑斑。

剛剛過去的9月10日（與911僅差一天），美國政壇再一次驚現兇險：特朗普的親密盟友、保守派活動人士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猶他州演講時頸部中彈，當場倒地，最終不治。兇手動機至今未明。

從林肯到特朗普，從總統到民權領袖，美國政治史幾乎就是一部“暗殺史”。有人因種族問題喪命，有人因外交政策倒下，也有人因為極化社會的仇恨情緒成為槍口下的犧牲品。

今天我們不妨撥開塵封的歷史，看一看美國政治暗殺的來龍去脈，順便問一句：為什么美國總是躲不開“子彈的審判”？

四位總統的血染白宮

美國至今有四位總統被暗殺身亡，這在全球主要大國中堪稱“世界紀錄”。

林肯：內戰的余波
1865年4月14日，林肯與夫人去劇院看戲，卻被南方同情者布斯開槍擊中。林肯的死，絕不僅是個人悲劇，而是內戰矛盾的延續。他推動廢奴，力圖統一美國，卻因此激起南方極端主義的仇恨。暗殺的子彈擊倒的，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轉折點之一。

亞伯拉罕·林肯是第一位被暗殺的美國總統。

加菲爾德：庸醫與瘋子
1881年7月，剛上任幾個月的總統加菲爾德在火車站遇刺。槍手古提奧是個精神不穩定的落魄政客，自認為“理應”得到高官厚祿，結果在失望之下扣動扳機。加菲爾德并非立即死去，而是因為當時的醫生缺乏消毒概念，反復用手指探取子彈，導致感染，拖了兩個多月才離世。換句話說，加菲爾德死于子彈，也死于美國醫療的落后。

麥金利：無政府主義的子彈
1901年，麥金利在水牛城被無政府主義者佐克茲近距離射殺。那個年代，美國剛剛踏上帝國擴張之路，從古巴到菲律賓，美國的海外野心愈發明顯。無政府主義者視之為“帝國主義暴君”，于是舉槍行刺。麥金利的死，直接把西奧多·羅斯福推上臺，也讓美國外交走上了更具侵略性的道路。

肯尼迪：疑云重重的冷戰犧牲品
1963年，肯尼迪在達拉斯遇刺，成為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政治暗殺案。槍手奧斯瓦爾德究竟是不是“單獨行動”？幕后是否涉及CIA、黑手黨、古巴、蘇聯？至今仍眾說紛紜。肯尼迪的死，象征著冷戰陰影下，美國內部政治與外部對抗的交織。

肯尼迪遇刺案仍然是美國政壇最大的謎團之一。

四位總統的遇刺，背后是美國社會的四次巨大裂痕：南北矛盾、制度失序、意識形態沖突、冷戰對抗。換句話說，暗殺并不是偶然，而是美國社會矛盾的一種極端釋放。

暗殺并不限于總統，還延伸到候選人、民權領袖、思想旗手。

羅伯特·肯尼迪：兄長悲劇的復制
1968年，剛贏得加州初選的羅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磯酒店遭席漢槍擊身亡。兄長剛剛被槍殺五年，他卻重蹈覆轍。那一年，美國街頭彌漫著反戰浪潮、黑人民權運動的怒火，社會分裂到了頂點。羅伯特的死，不僅是個人悲劇，更讓民主黨的未來徹底改寫。

馬丁·路德·金：夢碎孟菲斯
1968年，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酒店陽臺遇刺。當時，他正準備為清潔工爭取權益——換句話說，他已把民權運動從“黑人的夢想”擴展到“勞工的吶喊”。這對既得利益階層來說，是不可容忍的挑戰。槍聲打碎了他的夢想，也讓美國種族問題更加尖銳。

馬丁·路德·金遇害美國社會引起震動，美國近代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馬爾科姆·X：革命者的終局
1965年，馬爾科姆·X在紐約演講時，當著家人的面被槍殺。他曾是“伊斯蘭民族”的激進代言人，后來轉向溫和，主張黑人團結。但正是這種轉向，引發內部裂痕，導致他死于同志之手。

這些暗殺說明，美國政治暴力并非“對外敵”，而是“內斗式”。不同陣營之間的仇恨，經常以鮮血為代價，像一面鏡子照出美國社會的撕裂。

馬爾科姆·X遇刺前一周，他的住所遭到燃燒彈襲擊。

進入21世紀，美國并沒有擺脫“子彈政治”。相反，隨著社會極化，暗殺和襲擊事件愈發頻繁。

2022年：一名男子闖入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家，用鐵鎚襲擊她丈夫。
2024年：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演講時險遭槍擊，耳部中彈擦傷；幾個月后，又在佛羅里達高爾夫球場遭遇暗殺陰謀。
2025年6月：明尼蘇達州兩名民主黨州議員在家中被槍殺，明顯帶有政治動機。
2025年9月：查理·柯克遇害，成為美國最新的政治暗殺受害者。

2024年，特朗普在競選集會上被槍手擊中耳朵。

為什么這些年政治暗殺的頻率上升？答案在于美國社會的全面極化。特朗普的崛起，讓美國政治分裂成兩個世界：一邊視他為救世主，另一邊視他為獨裁魔王。槍支泛濫、極端情緒、信息繭房，再加上政治人物動輒“妖魔化”對手，于是“扣動扳機”成了極端分子釋放仇恨的最快捷方式。

要理解美國的政治暗殺現象，必須跳出單一案件，看到背后的“結構性原因”：

槍支文化
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賦予民眾持槍權，但也讓暴力門檻極低。政治沖突在別的國家可能停留在“嘴仗”，在美國往往演變成“槍戰”。

社會極化
美國的政治版圖如今像兩塊冰山，民主黨與共和黨互不妥協。極端分子認為暗殺是“拯救國家”的手段。

利益集團與意識形態沖突
林肯之死與奴隸制相關，麥金利之死與帝國主義相關，肯尼迪之死籠罩著冷戰陰影。當代的政治暴力，則與全球化、移民、種族和文化沖突息息相關。

媒體與網絡的放大效應
社交媒體把仇恨迅速放大，極端分子容易在信息繭房中被“洗腦”。一個孤獨的槍手，在虛擬世界里能找到無數“同溫層”，從而更快地走向極端。

換句話說，美國的政治暗殺不是偶然，而是其政治體制與社會文化的必然產物。

特朗普本人，已經是多次暗殺的目標。他不僅代表了保守派的核心利益，還把美國的裂痕推到極致。對支持者來說，他是“唯一能拯救美國的領袖”；對反對者來說，他則是“美國民主的掘墓人”。

在這種二元對立中，特朗普成為政治暗殺的“最高風險人物”。柯克之死，實際上是對特朗普的又一次警告：美國的政治暴力，不僅不會消退，反而可能在大選前夕迎來新高潮。

從林肯到特朗普，美國的政治暗殺史橫跨一個半世紀。它背后有種族矛盾、階級沖突、意識形態撕裂，也有槍支泛濫、體制極化、利益角力。每一次暗殺，都是美國社會深層矛盾的爆發點。

今天的美國，仍在延續這條血腥的軌跡。正如學者所言：“美國不是因為民主而穩定，而是因為槍支而危險。” 在一個持槍合法、社會分裂、仇恨被放大的國度，政治暗殺幾乎是一種結構性必然。

如果說林肯的子彈來自南北戰爭的陰影，肯尼迪的子彈來自冷戰疑云，那么，特朗普時代的子彈，則來自極化社會的自我撕裂。美國人常說“民主靠選票”，但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在美國，權力的更替常常也伴隨著槍口的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