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唐小林有氣量、肚量、雅量嗎？

唐小林有氣量、肚量、雅量嗎？

金新

2025 年7月8日，文學批評家唐小林因發表文章《余秀華，當代詩壇的巨大泡沫》，引發了與女詩人余秀華的一場激烈隔空論戰。

有人說，余秀華的《無恥之徒唐小林》詆毀唐小林，唐小林不以侵犯名譽權把她告上法庭，是唐小林有氣量、肚量、雅量。

且看余秀華對唐小林身份及行徑的諷刺：“所謂 ‘文學批評家’，這個稱號恐怕也是他自己弄出來的，沒有看到他對什么文本的具體批評，而大部分是進行人身攻擊，被他攻擊的人里有莫言，余華，賈平凹，《詩刊》所有編輯以及相關活動，還有一部分詩人。現在還活著的作家，詩人鮮少沒有遭受他的毒手，請問這樣的人能不能稱為 ‘文學批評家’？1959 年出生的唐小林就是想靠罵名人出名，哪怕臭名遠揚！這樣的人很可恨，說嚴重一點是擾亂文壇秩序，好在他一匹夫沒有足夠本事，充其量相當于一個老男人的手淫，不過發出來給大家看，展示自己的露陰癖……你罵了那么多人，怎么地，把我也帶上了？人家沒空理你這條小蛆蟲，我有的是時間。”

且看余秀華質疑唐小林與鄔霞的關系及動機：“你一個60多歲的老頭如此為老不尊嗎？你急于出名把底褲都露出來了嗎？你和鄔霞是四川老鄉，現在又同居深圳，所以我們兩個女人吵架，你倒是拿著鐵棒來打人了？別說你是維護弱小，論身體，她是健康的；論名聲，她出名比我早，這是你說的。請問你拉偏架不是內心對鄔霞有所圖嗎？”

其實，不然，唐小林只是有自知之明罷了。

唐小林在其文章《余秀華，當代詩壇的巨大泡沫》中也對余秀華進行了“先聲奪人”的批評和指責，其中一些話語帶有較強的攻擊性。他稱余秀華罵人時“各種不堪入目的臟話、陰毒無比的狠話、肆無忌憚的狂話，就會像蛇吐信子一樣，瘋狂噴射”。他還提到余秀華在與鄔霞的對罵中，“居高臨下，仗恃粉絲加持的瘋癲狀態，真是恨不得把鄔霞摁在地上一腳踹死”，并且詛咒鄔霞 “小心兩個女兒被撞死”，唐小林認為這種行為是 “突破人類底線的卑劣之舉”“詩壇的奇恥大辱”。此外，唐小林還將余秀華的粉絲比作“廣場舞大媽”“丈母娘”，稱他們是 “漫天的蝗蟲”，容不得別人說余秀華詩歌寫得不好。

文學批評家唐小林的《余秀華，當代詩壇的巨大泡沫》與詩人余秀華的《無恥之徒唐小林》，屬于互毆。

竊以為，唐小林應該知道在現代名譽權糾紛司法實踐中有一種讓人不齒的現象：明知故犯。

比如，原告很清楚從法律的角度來說什么是侵犯名譽權，原告很清楚只有把被告的的論戰與下流惡罵二者畫上了等號關系，原告對被告侵犯原告名譽權的誣告才能成立。原告是在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侵犯他人名譽權并“身體力行”的情況下侵犯被告名譽權的，這屬于明知故犯。

“明知故犯” 就認識因素來說，“明知”表明原告對自己行為的性質、后果以及相關事實情況有明確的認識；就意志因素來說，“故犯” 體現了原告在意志上積極追求或者放任這種危害結果的發生。“明知故犯” 的行為在民法中構成侵權行為，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愚以為，唐小林應該還知道在現代名譽權糾紛司法實踐中另有一種更讓人不齒的現象：嫁禍于人。

比如，原告將被告針對他人的立場與觀點的正常批評與針對他人的人格與名譽的惡意玷污相混淆，從而嫁禍于被告。

“嫁禍于人”屬于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意圖使他人受法律追究，情節嚴重的行為，在民法中涉及名譽權侵權、人格尊嚴侵權，受害人可要求侵權人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其實，名譽權侵權、人格尊嚴侵權，雖然屬于民事侵權行為，需承擔民事責任，但是如果行為符合特定條件，構成侮辱罪或誹謗罪，則屬于刑事犯罪，需承擔刑事責任。

“明知故犯” 在法律上屬于故意犯罪的范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四條的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這為認定 “明知故犯” 提供了法律基礎。“明知故犯”屬于故意犯罪，體現犯罪人較大的主觀惡性和對法律規范的漠視，“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嫁禍于人"在法律上通常被認定為誣告陷害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規定，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當一個訴訟者既“明知故犯”，又“嫁禍于人”，那此人定然老奸巨猾而使人不寒而栗。

唐小林雖未踏進過大學校門的門檻，只是個高中生，但他出于樸素的良知懂得“明知故犯”是恥辱，“嫁禍于人”是罪孽，僅此，與氣量、肚量、雅量實在一萬年不搭界。

其實，唐小林還是蠻“厚道”的，沒有抓住余秀華的“露陰癖”在她居住地的湖北省鐘祥市某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不成撤訴后又在自己居住地的廣東省深圳市某區人民法院再訴，僅此，唐小林無論如何可謂半個君子。

簡而言之，“半個君子” 不是 “君子的次品”，而是 “君子的雛形”， 它提醒我們：道德修養本就是 “不完美中追求完美” 的過程，重要的是始終保有 “近君子” 的意愿與行動。

在華夏傳統文化中，“近君子 往往與 “遠小人” 并列，《論語?述而》中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隱含 “遠離戚戚小人” 的倡導，二者是一體兩面：“近君子” 是 “正”向引導”，通過親近善者提升自己；“遠小人” 是 “負面規避”，通過遠離不善者保護自己。

當然，“遠小人” 并非 “敵視小人”，而是保持距離、不被其負面影響，體現的是君子“和而不流”的崇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