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口述：我們綁住了醫生的雙手，只為讓他道歉｜我在醫院當律師11

大家好，我是陳拙。

多少人和我一樣？剛參加工作那會兒，半個多月才給家里打一通電話，到現在一周打好幾個，大事小事都和爸媽說。

促成我這個改變的，是前段時間一條新聞：

有位網友拿到父親的手機，意外看到了老人的網購記錄。

他父親買過治牙疼的消炎藥、治風濕的止疼藥，甚至前后下單了三幅老花鏡，可能是前兩次買的都不合適。

而這些情況，網友以前都不知道，等他知道時，父親已經去世了。

“子欲養而親不待”是件特痛苦的事，對每個人都一樣。

今天的故事也是一例這樣的事，但更復雜一點：

兩兄妹擔心父親的精神狀態，把他送去精神病醫院檢查，可父親遭到了醫院暴力控制和約束，最終猝然離世。

他們痛恨醫院的過錯，更痛苦再也沒法彌補父親。倆人一次次的因為“帶父親去醫院是不是正確的”吵架，愧疚和憤怒反復灼燒著這個家庭。

直到他們找到律師康不醫，決定用法律途徑找到父親死亡的真相。

康不醫意識到，如果訴訟失敗，他們終生都會籠罩在這份陰云里。

張老爺子死在精神病院的那天，是被兒女親手送過去的。

那天2022年10月的一個上午，75歲的張老爺子從車上下來后，在精神病院的停車場繞了一圈又一圈，任兒女如何安撫，他都不愿踏入門診大廳一步。

他的一兒一女兩兄妹叫來醫生一起勸說，老爺子近乎掙扎著對大家嚷嚷：“我沒病！我要回家！”

然而所有人都能看到，老爺子的脖子上有一道扎眼的青紫色勒痕，那是他試圖自殺后留下的。

兄妹倆十分擔心他的精神狀態，商量了幾天才下決心把他送來檢查。即使老爺子一直宣稱自己沒病，醫生還是下達了收治入院的醫囑。老爺子執拗地走出診室，朝大樓的出口走去。

這本來只是一個老人在表達不滿，讓兄妹倆沒想到的是，緊隨而來的是不知從哪里冒出來的幾名大漢，他們把老爺子強行拖回了病房。

妹妹急喊：“別綁他！”但聲音被無視。

約束帶纏住了老爺子的身體，將他固定在病床上。他徒勞地扭動：“我沒病……放開我……”

這是名為“保護性約束”的應急措施，本意是最大限度地減少其他意外因素對患者的傷害。然而就在束縛帶纏上不到5分鐘，老爺子的臉色發紫，身體漸漸癱軟下去。

“快！搶救！”醫護人員沖入，解開束縛，開始心肺復蘇，緊接著推注腎上腺素。

擔架床碾過地面，老爺子被飛快推出，送上等候的120救護車。車門“哐當”關閉，藍光閃爍，鳴笛尖嘯，車輛爭分奪秒地沖出精神病院的停車場，前往上級醫院繼續搶救。

然而一切都晚了。

搶救無效，老爺子被宣告死亡。

從那天起，他的兒女陷入了漫長的愧疚之中。三年來，兄妹倆反復質問著自己：是不是我們做兒女的，把父親害死了？

半個月前，老爺子一家的天塌了。

一場突如其來的交通事故，奪走了老爺子相伴多年的妻子，也讓他瞬間失去了生活的重心。葬禮上，他沒有嚎啕大哭，只是呆呆地坐著，眼神空洞。

接下來的日子里，兄妹倆承受著雙重煎熬：既要消化母親突然離世的悲痛，還要為父親瀕臨崩潰的精神狀態擔驚受怕。

葬禮后，老爺子變得寢食難安，幾乎徹夜不眠地一遍又一遍地摩挲、整理妻子的遺物。他有時候念叨老伴的名字，有時候反復喃喃：“我活著也沒意思……你帶我走吧……”

沒想到老爺子竟然真的動了輕生的念頭。他試圖拿剪刀割腕，還把腰帶掛在衛生間的管道上，將脖子伸進去上吊。

一家人頓時變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只要兄妹倆稍不注意，老爺子就用各種手邊能找到的東西試圖自殺。他脖子上的青紫色勒痕，就是一次次自殺未遂留下的觸目驚心的印記。

兄妹倆輪流請假，24小時不敢離人。恐懼攫住了他們——他們害怕一轉身，父親就會做出不可挽回的事。

那個他們曾經猶豫甚至抗拒的選項，最終還是被擺在了面前：“送醫院吧。”

那是他們從小聽到大、充滿恐懼和偏見的地方。它曾經是一家精神病院的分院，如今則換了一個更柔和的名字——“心理康復醫院”。

這是兄妹倆能想到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他們的初衷很簡單：希望專業的醫生有辦法安撫父親那顆求死的心，讓他平穩度過這段最危險的時期。

于是在那個秋天的上午，兒子開著車，女兒攙扶著老爺子，這一家三口懷著沉重又略帶一絲希望的心情，來到了那棟嶄新的淺色小樓前。

這座四層小樓矗立在城市相對新開發的區域，建筑簇新、方正，外墻是時興的淺色調，嶄新的標識牌上，“心理康復”四字在陽光下熠熠生輝。

周圍的環境看起來明亮整潔，多少緩解了兄妹倆內心的緊張。但是老爺子仍不愿意踏入醫院大樓，他們在停車場徘徊了很久，最后只能邊勸邊把他往醫院里拉。

老爺子這樣的患者在這兒并不罕見，門診醫生能夠理解老人的抗拒心情，于是暫時離開診室，來到大樓門口開啟了問診程序。

兄妹倆詳細敘述了老爺子最近的情況：情緒極度低落、失眠、拒食、多次的自殺言行和行動。他們反復強調，老爺子以前身體硬朗，沒有確診的精神疾病史，這次完全是受了重大刺激導致的。

門診醫生邊聽取家屬的陳述邊查看了老爺子頸部的傷痕，簡單問了幾句話。老爺子顯得十分煩躁，不斷重復著：“我沒事，問這些干嘛，我要回家。”

在兄妹倆和醫生的勸說下，他勉強配合地量了血壓。血壓偏高，達到了153/103 mmHg；心率也快，每分鐘有122次。

這些異常的生命體征，像提示危險的信號燈，但在當時焦慮的氛圍下，誰也沒來得及深究。

門診醫生給出建議：立即住院治療。

“住院？”妹妹愣住了。她原以為只是來開點藥，做做心理疏導。

“對，他現在的情況，住院觀察治療更安全。”醫生的語氣不容置疑。

兄妹倆對視一眼，猶豫了。但“更安全”三個字戳中了他們脆弱的神經。他們害怕老爺子回家后再出意外，那份責任他們承擔不起。

兒子在住院手續上簽了字，女兒陪著老爺子走進大樓。然而，兄妹倆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踏入病房的父親將面對的，竟是死亡。

半年后，老爺子的兒子找到我。他約莫四十出頭，戴著副眼鏡，雖然看上去模樣斯文，但此時的他內心一定充滿了憤怒。

點燃憤怒的是醫院科室主任的一句話：“知道你們是為了錢來的”。

之前他和醫院溝通了很久，希望弄清楚父親死亡的真相。醫院的態度不能說不積極，但給出的方案卻讓兄妹倆心寒。

醫院表達了“協商賠償”的意愿，提出了一個達成“私了”的數字：10萬元。

這讓兒子感到了莫大的侮辱。他和妹妹都不理解醫院的態度，更不能接受私了的結果。

老爺子從踏入精神病院的病房到死亡，僅僅過去了大約22分鐘。其中，從被實施保護性約束到生命體征急劇惡化，更是只有短短的5分鐘。

最終留給兄妹的，是一份薄得只有十多頁的住院病歷，還有一場永遠無法醒來的噩夢。

悲傷轉化為了巨大的困惑和憤怒：父親雖然是因喪妻之痛而尋求短見，但身體基礎狀況尚可，怎么就在醫院里，在短短幾分鐘的“保護”下突然去世？

那些押解老爺子的彪形大漢是誰？為什么女兒在現場明確提出反對，醫院還是強行對老爺子進行約束？封閉病房里的5分鐘里，到底發生了什么？

“我們不要錢！”兒子紅著眼睛，聲音因激動而顫抖，“我們要一個說法！我要你們醫院承認，你們錯了！你們不該綁我爸！不該在我們明確反對的情況下還強行綁！我要你們道歉！”

他們甚至向醫院表示：“如果你們真誠道歉，承認錯誤，賠償我可以一分錢不要。”

“只要醫院公開承認錯誤，警示之后的患者。”

對這對兄妹而言，賠償金是事后冰冷的數字，無法證明任何事情。而道歉，意味著對錯誤的承認，意味著父親的死并非輕于鴻毛，意味著或許能避免其他家庭重蹈覆轍。

醫院的態度同樣堅決：愿意協商賠償，堅決不道歉。

協商陷入了僵局。

這半年來，曾經的四口之家在迅速崩潰。“如果那天不送爸去醫院……”的念頭像毒蛇一樣啃噬著他們的心。妹妹甚至為此怪哥哥，因為是哥哥提出帶父親去醫院的。

從小不爭東西不打架的兄妹倆，在老爺子去世后，一遍一遍地因為“帶父親去醫院是不是正確的”吵架。

但他們清楚，不能再內耗下去了。走法律途徑，打官司，找到真相。這是維系這個只剩下兩個人的家庭的、最后的希望。

這是我第一次接精神病院的醫療糾紛，一開始我甚至沒想到案子會這么艱難。

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是死因。尸檢是確定死因最直接、最權威的證據，但老爺子已經火化半年多了。

心源性猝死、肺栓塞、約束導致的窒息都有可能是死因，但我無法從病歷里找到線索。

雪上加霜的是，能給這類糾紛做鑒定的機構本就稀少，而且很強調病理內容的全面。缺少尸檢報告，我連一家愿意受理的鑒定機構都找不到。

我起草了一份《案件風險告知書》給老爺子的兒子，他并沒有像多數人那樣草草瀏覽便落筆。而是微微蹙起眉頭，將那張紙捧在手里，一個字一個字地默讀過去。

他看得極慢，指尖偶爾隨著閱讀的行跡輕輕移動，遇到關鍵處甚至停頓下來，反復咀嚼其中的“訴訟風險”、“鑒定不確定性”等字眼。

后來我不止一次地說，“這個案子要是當時做尸檢就好了”。但兄妹倆總是回答：“不行！絕對不行！”

即使過去了半年，女兒說起老爺子還是會哭出聲：“我爸活著的時候已經受了那么多罪，死后絕不能再讓他挨刀了！我們做子女的，不能這樣對待父親……”

兒子則說：“我寧可這個案子沒結果，一分賠償沒有，也不能讓我爸死后還不安寧……”

起初，醫院只告訴兄妹倆他們可以去做尸檢，卻不解釋這件事的重要性。

兄妹倆后來了解了這點，仍然覺得維護父親最后的體面和尊嚴，是他們內心深處不容妥協的底線。

他們的決定源于愛與尊嚴，卻給案件帶來了幾乎致命的困難——極大增加后續醫療過錯鑒定和責任認定的難度，甚至可能導致敗訴。

我在接下案子一年多的時間里，聯系了全國近十家鑒定機構，得到的幾乎都是婉拒。

因為沒有鑒定報告，醫調委不得不宣告終結調解。

案件走入了死胡同。

我們只剩下去法院起訴這一條路了。

在準備起訴材料時，老爺子的兒子發給我好幾個文檔，分別是《衛健委精神障礙診療規范》、《衛生部關于加強對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心理治療規范》等文件。

他不甘心走到這一步，自己已經研究了很久，說也發給我參考一下。

其實這些材料對他只能起到安慰作用。醫院即使有錯，如果和老爺子的死亡聯系不起來，依然不會被法院認可。

我知道讓兄妹倆回憶老爺子死亡的過程很殘忍，但真相可能就隱藏在那短短5分鐘里。

兄妹倆帶老爺子去看病的那天，自始至終沒有人詳細告知過他們，老爺子這次住院究竟意味著什么、會接受怎樣的治療。流程推著他們往前走，匆忙得來不及思考。

老爺子被帶往隔離觀察病房（當時處于疫情期間，這是規定的流程），女兒作為陪護跟在旁邊，兒子則在外面等候辦理剩余的手續。

老爺子一進病房，情緒更加激動。陌生的環境、消毒水的味道、穿著白大褂的人員，都讓他非常不安。

他反復說：“我沒精神病！待在這兒干嘛！我要回家！”他甩開試圖接近他的護士，向病房門口走去。

女兒在一旁努力安撫：“爸，咱們就聽醫生的，看看就好，很快就能回家……”但效果甚微。

這時，一位醫生找到在病房外等待的兒子，告訴他：“老爺子情緒不太穩定，在病房里走動，不符合防疫規定，也有風險，我們考慮需要上保護性約束措施。”

“約束？什么約束？”兒子一時沒反應過來。

“就是先用約束帶保護一下，防止他意外受傷或者跑出去。”

兒子立刻拒絕了：“不行！不能綁他！我爸就是心里難受，他不是瘋子！你們給他用點藥讓他安靜睡覺行不行？或者我們家里人看著他，絕對不讓他出事！但不能綁他！”

兒子深知父親的倔強，無法想象父親被捆綁起來會多么憤怒和絕望。

然而，就在兒子明確反對的同時，甚至可能更早，病房內的人們已經行動了。

老爺子再一次趁女兒和醫護不注意走出病房。他剛剛走到病區門口，推了推門，甚至還沒來得及踏出去，幾名聞訊趕來的彪形大漢圍了上來。

他們沒有過多的言語交流，動作粗暴而熟練，像押解犯人一樣，反剪老人的雙臂，強硬地將他從門口拖拽回病房。

女兒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幕驚呆了，沖上去阻止，急得聲音都變了調：“別綁他！求你們別綁他！他年紀大了！不能這樣！”

她的哀求聲在病房里顯得微弱而無力，她的反對，和門外她哥哥的反對一樣，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寬厚布質的約束帶很快纏上了老爺子的身體，將他的手腕、胸腹固定在病床上。老爺子徒勞地扭動著，臉因憤怒和掙扎而漲紅，喉嚨里發出模糊而憤怒的吼聲：“放開我……我沒病……你們放開……”

整個過程，從被拖回病床到被約束固定，發生得極快。

沒有詳細的評估，沒有嘗試心理疏導，沒有使用鎮靜藥物，沒有再次與家屬充分溝通并告知風險。

有的只是高效卻冰冷的強制執行。

女兒心急如焚地想要沖到老爺子身邊，卻被一位護士伸手攔了下來。護士的語氣急促而堅決：“你別過去了，那邊的場面……你受不了的。”

就在這時，旁邊一位看起來像是老病號的患者緩步走近，輕聲安慰女兒：“沒事的，這兒都這樣……”

女兒仿佛抓住一絲稻草，急忙轉頭問：“您當初也這樣被綁過嗎？”

對方嘴唇動了動，還未答話，一位醫生突然轉頭對女兒喊：“家屬別離開！要在旁邊陪著你父親！”

女兒聞聲立即轉身回到病房，一進門，就看到一名護士默默站在兩張病床的中間，而老爺子竟異常安靜地躺著，沒有掙扎、沒有喊叫。

看見女兒走近，他吃力地抬起眼，用極微弱的聲音說出了第一句話：“我……喘不過氣……”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喉嚨深處艱難地擠出來的。

女兒慌忙上前，小心翼翼地替他摘下口罩。

緊接著，旁邊的護士吩咐：“幫他把鞋脫了吧。”

女兒順從地蹲下身，解開了老爺子的鞋帶。隨后她坐到老爺子頭頂一側的地面，伸出手想撫摸他的額頭，試圖給他一點安撫。

指尖即將觸到老爺子的太陽穴，她突然停住了——老爺子怔怔地望著天花板，神情萎靡、目光渙散，口水從順著嘴角流了下來。

這時，距離老爺子被纏上約束帶，還不到5分鐘。

女兒嚇得尖叫起來：“爸！爸你怎么了？！醫生！醫生快來看看啊！”她沖到走廊，大聲喊著醫生，又怕沒人照看老爺子，返回病床邊想叫醒他。

醫生聞聲沖入病房，意識到情況不對，立刻解開約束帶，但老爺子的心跳和呼吸已經十分微弱。心肺復蘇立刻開始，腎上腺素被推注……一切搶救措施按流程進行著……

因為防疫規定，無法進入病區的兒子在外面處理著繁復的手續。字才簽到一半，他看到病房里跑來一個護士對醫生說了幾句話，他只聽見醫生說：“你跟我進來。”

兒子還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但心里生出一種不好的預感。這時他剛好目睹了老爺子被推出病區。

擔架床碾過走廊的地面，發出急促的聲響。樓外的120救護車“哐當”一聲關閉車門，刺耳的警笛響起，藍光閃爍，救護車呼嘯而出。

兒子從沒想到與父親的最后一面，竟然發生在這樣混亂和驚恐的場景里。當時他的大腦一片空白，甚至來不及和父親說上一句再見。

當兄妹倆努力從創傷中走出時，發現無論如何都繞不過一道坎：父親的死是意外嗎？如果不是，錯的人是誰？

在醫院看來，這或許只是一次不幸的意外，是老爺子自身基礎疾病導致的猝死。醫療行為或許有瑕疵，但絕非主要責任，更上升不到需要道歉的程度。

兄妹倆拒絕了醫院10萬元賠償，因為這份賠償并不包括一句道歉。他們覺得，如果收了這筆錢，就等于宣判自己是導致父親死亡的“罪魁禍首”。

但醫院領導層更在意的是：一旦正式道歉，承認在“保護性約束”這一常規操作上存在過錯，很可能引發連鎖反應，質疑醫院的操作規范，甚至影響行業聲譽。

此時此刻，在醫院的認知里，兄妹倆不是承受失去親人之苦的人，而是一種風險。

作為律師，我無法忍受這種傲慢。

案件進入法院程序后，醫院的初期表現讓兄妹倆感到了輕慢甚至侮辱。因為他們的觀點竟然是質疑老爺子“嚴重擾亂醫院秩序”。

第一次開庭，醫院方因為缺乏應訴經驗（我后來得知這是醫院成立以來第一次被起訴），竟然忘記了開庭時間，沒有派人到場。

這種令人無語的疏忽，在迫切尋求法律公正的兄妹看來，是一種極大的不尊重。

后來醫院方重視起來，第二次開庭時派出了律師和醫務科負責人，還有醫務科相關人員旁聽庭審。不太寬敞的法庭，硬是被醫院的五個人塞滿了。

而老爺子的兒子在開庭前一天給我發微信說：“我們到了現場，感覺還是控制不住，想著今天我們在法庭外面等著，你看可以嗎？”

我何嘗不知道，參加庭審意味著兄妹倆要回顧一遍父親離世的痛苦。我想跟他們說，太難受的話，不去法院也沒事。但想想這對兄妹執著的眼神，我刪掉了剛打出的字。

最后只回了他一個：“可以。”

庭上，醫院拿出事發時的走廊監控錄像。那條老爺子徘徊過的走廊里，有穿著藍白條紋病號服、一臉呆滯的病人在來回走動，還有醫護人員時不時出入病房，平靜得有些沉悶。

然而當進度條拖到事發時間，身穿綠色polo衫的彪形大漢出現了，他們只有下身穿了藍白條紋的病號褲。我無法確認他們到底是病人，還是醫院的工作人員。

兩個大漢一人押著老爺子一只胳膊，推著他回了病房，后面還有一個赤膊大漢跟隨。整個過程中，老爺子沒有表現出反抗。

沒過多久，女兒沖出病房喊人，醫護一個又一個地沖進病房。走廊里的病人們來到門口圍觀，等到120的擔架抬走老爺子時，走廊已經變得空空蕩蕩，只剩下醫護人員推著老爺子向出口狂奔。

在我看來，這個視頻根本證明不了醫院所說的“嚴重擾亂醫院秩序”。

老爺子并非極度狂躁，沒有攻擊他人；沒有打砸物品；更沒有表現出即刻、強烈的自殺沖動。

他只是反復說“我沒病，我要回家”，并平靜地走到了病區門口。他的行為，更像是一個悲傷、恐懼的老人在表達不滿。

而醫院方竟以“保護”、“維持秩序”為名，對老爺子實施暴力控制和約束，壓根沒考慮兄妹倆希望嘗試心理疏導或鎮靜藥物的請求。

醫院說當時在疫情期間，任何人員不能隨意出入病區，并稱老爺子拍門的行為嚇壞了其他患者——有人打翻了飯菜，有人驚叫著跑開，嚴重擾亂了秩序。但對于這些說法，醫院并未提供任何像樣的證據。

我把老爺子的女兒喊進法庭，讓她辨認監控視頻里的人，這是必要的流程。女兒幾乎是目不轉睛地盯著屏幕，即使淚流滿面也不敢錯過一分一秒的畫面。

我知道有些殘忍，視頻上的細節會一次次地加深她的痛苦。

此時，兒子沉默地在法庭外的椅子上枯坐，他發微信給我：“你關照一下我妹妹吧，看見當初的監控，心里肯定不好受。”

兒子沒有辦法面對父親在世最后留下的影像，他一遍一遍地自責，因為做最終決定送老爺子去醫院的人是他。

庭后，法院、衛健委試圖進行調解。醫院愿意適當提高賠償金額，但堅決不道歉；兄妹倆可以在賠償金額上讓步，只要醫院能道歉。

一方要的是情感上的認錯和制度上的反思，另一方則著眼于風險控制和機構聲譽。雙方的訴求南轅北轍。調解一次次失敗，法官也很無奈。

法官明確表示：“這個案子太特殊，沒有鑒定報告，我們無法憑空下判決。”

案子又回到了原點。

時間一天天過去，老爺子的離世已從幾個月變成了跨年。別說兄妹倆，我作為律師都陷入了焦慮之中。

那種尋求真相和公正而不得的無力感，深深折磨著我們。

那段時間，兒子待了十八年的企業又在變相降薪，逼迫他主動離職。再加上父親的案子情況并不算明朗，他焦慮得很。

心頭的焦火愈燒愈旺，他既嫌鑒定機構過于麻煩，又怪法院進程緩慢，最后更是將這股怨氣遷怒于我。他頗有微詞，毫不掩飾對我的失望和埋怨。

“法律不應該是公正的嗎？為什么就這么難？”兒子大聲質問我，“我還不如當初就不打官司，去找醫院鬧，也許早解決了。”

這樣的話，我其實不止一次從不同的家屬口中聽過。

在極度無助的情況下，“醫鬧”這種非常規手段，竟被許多人視為快速打破僵局、逼迫醫院妥協的“捷徑”。

我知道他并不是真的下決心要去鬧：“我們之所以這么難，正是因為我們不想走那條看似容易的歪路。我們想走的，是一條能真正說清楚是非對錯的正路。”

我直視著他的眼睛，放慢語速，一字一句地說：“這條路就是慢，就是麻煩，因為它每一步都要講證據、講程序，它要經得起任何人的審視和檢驗。”

很多人都不排斥“鬧”，因為真的可以迫使強勢的醫院放下身段，為求“息事寧人”而坐下來談判。即使清楚這是大錯特錯，即使這踐踏的是本就岌岌可危的“醫患信任”和“社會公義”。

我問他：“你要的是一個稀里糊涂的結果，還是一份蓋棺定論的說法？”

兒子沉默了，久久地低著頭，肩膀垮了下來。他最終重重地嘆了一口氣，那口氣里，包含了太多的無奈、委屈和不甘。

一場即將爆發的風暴，暫時被按了下去。但我知道，壓下去的只是表面的火焰，內核的焦灼依然存在。

在漫長的等待中，我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我反復梳理著有限的證據，尤其是那段關鍵的監控錄像。

這個案子成了我執業以來耗時最長、情感投入最深、也最令人感到無力的案件。

我深感制度性的困境：醫院不道歉的“慣性”、司法鑒定中對病歷和死因的高要求、法理與普通人理解的樸素正義之間的巨大裂痕。

法院搖號選取了三家鑒定機構，兩家很快拒絕了案子，最后只剩下一家北京的鑒定機構。

如果這三家都不接，我們又找不到別的鑒定機構，案子就會敗訴。

那段時間我活像風箱里的老鼠，既不敢催得太狠得罪鑒定機構，又不能怪兄妹倆不尸檢，導致這個案子舉步維艱。

為了緩和他們的情緒，我又找了一次法官幫忙和醫院調解，醫院提高賠償到15萬。

醫院其實還算有誠意，在沒有鑒定報告情況下，醫療責任保險允許醫院賠償的最高額就是15萬。

雖然這個數字離我的預期也比較接近，但醫院的醫務科科長仍斬釘截鐵地拋來一句：“道歉不可能”。

我為這起醫療糾紛做出的努力，全白費了。

經過漫長的等待和多方努力，案件終于迎來了一絲曙光——北京的鑒定機構同意召開聽證會。

這個案子像文玩核桃似的被我放在手心盤了兩年，我覺得都油光水滑的。

這期間，我不僅研讀了裁判文書網上所有涉及精神病院的醫療糾紛案例，自學了精神病學診斷，還不斷向老師和學長學姐請教，探討類似案件的鑒定思路。

接到聽證會通知后，兄妹倆的情緒明顯緩和多了。老爺子的女兒一個勁兒地把飲料往我手里塞，生怕我渴了；兒子則說起我前一晚定稿的、改了十版的患者陳述意見書，“很有力”。

我的對手是醫院的醫務科科長，他是個四十歲左右的大胡子，外表粗獷。但我聽說他是醫生出身，擔任科長才幾年。會前，他對我說：“我們這還是第一次被起訴。”

我開玩笑似的回應：“沒事，區心理康復醫院的第一個醫療糾紛，也是和我打對頭。”看到科長沉默，我心情極好。

我估計，只要能開聽證會，這個案子就成功了一大半。

會上我毫不留情，第一條指控就直擊要害：患者因喪妻后的急性情緒障礙就診，而非典型的精神病性癥狀。對老爺子的診斷“興奮狀態”明顯有問題。

根據診療規范，醫院的首要任務是優先排除心腦血管等致命性軀體疾病。但醫院漠視了老爺子在門診檢查時就已經亮起的紅燈——高血壓和心動過速。

換句話說，從他踏進醫院的那一刻起，強制收治與粗暴約束等操作，都在不斷刺激老爺子的身體走向失控。

驚慌、恐懼和恥辱，這三條無形的韁繩死死勒住老爺子的心臟。他越掙扎，被勒得越緊，終讓本就超負荷的心臟在幾分鐘內崩潰。

鑒定專家對我提出的內容表示認可，但傾向于認為，老爺子猝死的主因更可能是自身有未發現的基礎心血管病，醫院的做法放大了風險。

但專家傾向于認為，老爺子猝死的主因更可能是自身有未發現的基礎心血管病，醫院的做法放大了風險。

然而聽證會并未當場給出結論，專家需要內部評議，宣布雙方退場。

所有人都站起身，我也低頭收拾桌上的電腦和病歷。就在這略顯嘈雜的瞬間，我用余光瞥見老爺子的兒子低頭站在原地，久久不動。

我心里想他在干什么，下一刻，他卻突然朝會議桌另一端的三位專家，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給各位專家鞠個躬吧。”

現場霎時間安靜下來，大家都愣住了。有專家連忙說：“別別別……”另一位則伸手示意：“請坐請坐……”

聽到老爺子的兒子接下來說的話，我不由得心頭一緊。

“這兩年壓在我心頭的石頭……我感覺，終于搬開了。”他聲音有些發顫，又一次彎下腰鞠躬。

這一次，他的頭幾乎快要貼到桌面，保持著這個姿勢，好久好久才緩緩直起身來。

“兩年多了，從來沒有人真正理解過我們，甚至還有人覺得我們就是在訛醫院……”妹妹輕聲補充。她的聲音發顫，卻字字清晰。

“不管最后結果怎么樣……今天能坐在這，親耳聽到各位專家老師認真分析、耐心傾聽我們的想法……”她稍作停頓，像是終于把壓在心底很久的話推了出來：“我心里憋著的那股氣，好像終于能喘出來了……我覺得好多了。”

專家在會后托我轉告兄妹倆：“告訴他們，把父親送醫，沒有錯。”

三個月后，鑒定報告寄到了法院。看到手機上閃爍的法院來電，我的心猛地一緊。

法官的聲音平穩地傳來，鑒定結論：醫患雙方承擔同等責任。

那一刻，我長長地、徹底地舒了一口氣，幾乎脫口而出：“謝謝上天。”這甚至比我預想中最樂觀的結果還要好上一個級別。

我立刻將結果告訴了老爺子的兒子。電話那端，他的聲音異常平靜，聽不出太多情緒，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知道了。”

沉默片刻，他才開始說話。他覺得自己和醫院打這場官司，早已超過了醫療糾紛本身。他把無法再孝敬雙親的痛苦、無處投遞的憤怒，全都傾注進了這個案子里——除了堅持告下去，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么。

“我母親是因車禍突然走的，”他的聲音低沉下來，“我本來計劃了很多事……帶她去外地旅游，給她買條金項鏈。她是個特別愛美的人……但這些，全都實現不了了。”

他頓了頓，又談起老爺子：“我父親是個特別堅韌的人，在家不愛說話，可總會默默地為我們做很多事。本來我和妹妹的注意力更多在母親身上，母親走了之后，我們該好好陪陪他、補償他的……現在，連這個機會也沒有了。”

電話那頭的他哽咽著，又停了好一會兒：“所以，我們痛苦的其實不只是醫院的過錯……更是痛苦于再也無法彌補父母了。”

醫療糾紛一旦發生，從一開始就注定是雙輸的局面。法律可以判定責任比例，卻很難丈量親情的虧欠與遺憾的重量。尋找真相很重要，但解開那份深埋于心、無處言說的心結，或許同樣重要。

像他們這樣一個平凡的家庭，此前從未經歷過如此巨大的風浪和復雜的糾紛。他們對世界的理解往往是簡單而純粹的，習慣于是非分明、對錯清晰。

因此，他們很難理解，為什么一句真誠的道歉對醫院來說如此艱難——這在他們看來只是最基本的認錯；他們也難以接受，為什么法院必須依賴一份冷冰冰的鑒定報告來判決——情感和公道難道不更重要嗎？

他們更想不通，為什么證明親人的死因，竟需要以犧牲他最后的尊嚴為代價——那份尸檢報告，對他們而言近乎一種殘忍。

最后，他說謝謝我聽他說這些，“我和我妹妹都很認可你，你在聽證會說的就是我們想表達的。”

我征求了兒子的意見，疲憊不堪的他只希望能早點結束這場漫長的煎熬，表示愿意接受與醫院調解。

然而，醫院那邊卻遲遲沒有回音。

一個月后，醫院的律師終于打來電話，試探性地問：“15萬元，可以嗎？”

我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反問：“那醫院方面愿意道歉嗎？”

電話那頭回答得很干脆：“道歉是不可能的。”

醫院給出的加碼，可能會比法院判下來的金額少4萬多，就是說他們既不愿意道歉也不愿給出合理的賠償。

這樣缺乏誠意的調解，被我果斷拒絕了。

第二天，醫院醫務科的副科長主動聯系我，提出約時間和兄妹倆見面談。他說他姓尹，新接手了這起糾紛案，希望盡快化解矛盾。

尹科長坦言，醫院內部對這件事確實存在不同看法。醫務科科長等為代表的“主戰派”認為責任不在醫院，對鑒定報告不認可，想重新鑒定。尹科長則認為責任并不完全在一方，希望醫患各退一步。

“今年醫院新換了院領導，找了我們（醫務科）談了能有三次話，也親自去法院、衛健委了解過情況。領導最終還是采納了我的觀點，希望通過調解化解矛盾。”

尹科長還提到自己學過一些心理學，能體會兄妹倆失去親人的痛苦。在我看來，醫院終于拿出了一個直面問題的態度。

其實從功利的角度看，等法院判決對我們律師是省事的結案方式。我只需要再走一次開庭流程，依據鑒定報告陳述觀點，等待判決書即可。這樣能避免了反復溝通調解的精力拉鋸，也免去了在醫患雙方之間艱難尋求共識的情感消耗。

但我仍然堅持選擇更艱難的路——調解。

因為法院的一紙判決只是客觀地劃分了對與錯，醫院會覺得自己輸了一局，未必真去反思。更重要的是，醫院始終欠著兄妹倆一個道歉。

調解意味著一次真正的對話、一句真誠的致歉、一絲相互理解的可能——這能幫助我的當事人走出陰影、讓被醫療事故撕裂的家庭邁向新的生活。

再次展開調解，胖乎乎看起來很和氣的尹科長，跟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今天打不還口，罵不還手，只要能解決問題。”

氣氛有一絲尷尬，老爺子的兒子一直低頭，一句話不說；女兒幾次欲言又止，雙手緊緊攥著衣角，眼眶微微發紅。

她終于忍不住開口，聲音壓抑：“尹科長，我們不是要鬧事，也不是圖多少錢……我就是想不通，我父親好好一個人走進你們醫院，怎么短短二十分鐘，就……就沒了？”

她吸了口氣，努力讓聲音平穩些：“捆綁的時候，你們那個護士還攔著我不讓靠近，說我受不了……等我最后過去，我爸他……他瞳孔都已經散了……”

她再也抑制不住，淚水無聲地滑落：“我們就想知道個真相，要個明白。為什么在我們明確不同意的情況下，還要強行綁他？”

尹科長的神色變得凝重，他認真地聽著，沒有打斷，只是輕輕嘆了口氣。

尹科長表示：“我在我最大權限里邊能給到家屬的賠償，都給到。三年真的不容易，這個時間太長了，對普通老百姓來說太難了。”

我核算出賠償是19萬多，尹科長全盤接受。他還說自己已經和醫院的主任溝通過，對方表示后悔說出那句傷害了兄妹倆的話——“為了錢來的”。

一直沒說話的兒子抬起了頭，看向醫院律師：“從律師的角度，你對這個事情怎么看？”

醫院的律師看了看尹科長，猶豫地說：“醫院已經很有誠意了，一直在積極解決問題。盡快調解完，你們也不用上火了。”

“在你看來，醫院三年前的姿態和三年后的今天的姿態，是沒有區別的，是嗎？”

“畢竟這是公立醫院，要通過集體協商、開會研究……”

這是一家有67年院史的醫院，它矗立在城郊，被高墻環繞、鐵門森嚴。它不僅擁有一個充滿權威感的名字，更是幾代人心中充滿敬畏和避諱的符號。

在涉及法律層面的精神鑒定時——無論是刑事案件中判定責任能力，還是民事糾紛中確認行為能力——整個地區，唯有這家醫院擁有官方認證的資質。

它的印章，像是立于“正常”與“異常”兩個世界之間的界碑，蓋下的瞬間就完成對一個人的自由、財產甚至命運的宣判。

人們畏懼它、排斥它、用它的名字作為惡毒的羞辱，卻又在關鍵時刻不得不仰仗它、走進那道令人望而生畏的鐵門。

誰能想到，它也會出錯，也需要道歉。

聽到這，兒子突然站起身，目光緊緊鎖住尹科長，聲音低沉卻不容拒絕：“尹科長，請您站起來。”

不等對方完全反應過來，他朝妹妹遞了個眼神。妹妹瞬間明白了哥哥的意圖，沒有猶豫地立刻上前。

兩人一左一右，站到了尹科長的身旁。

兒子和女兒一人抓住尹科長的一條手臂，將其反剪到身后——這個動作，與他們父親被醫院押解、束縛時一模一樣。

兒子的聲音因激動而顫抖：“您現在感受到了嗎？我爸當時就是這樣！他也是這樣被你們的人反剪著雙手，像個罪犯！他當時有多害怕，有多屈辱？！”

尹科長默然，兄妹倆放開了他，轉而逼近律師。同樣不由分說地，兩人再次一人一邊，反剪住律師的雙臂。律師顯然比尹科長更為驚愕，下意識地想掙脫又動彈不得。

我愣了片刻才反應過來，急忙上前勸阻：“冷靜一下！這樣解決不了問題！”

會議室里空氣凝固，所有關于程序、責任、賠償的討論都被這沉默的肢體行動暫時擊碎，只剩下粗重的呼吸聲和令人窒息的沉重感。

兒子回到座位，繼續控訴：醫院的粗暴才是壓垮父親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導致悲劇發生的直接原因。

他越說越激動，聲音變得尖銳起來：“我爸從來沒受過這樣委屈。”

尹科長說：“醫院愿意賠償，但從法理上和規章制度上，確實無法做出正式道歉的承諾。”但他個人愿意代表醫院表達歉意，還說起自己的父親上個月因為腦出血驟然離世，他很理解兄妹倆的心情。

說完這些，尹科長和律師暫時離開會議室，給兄妹倆留出空間做最終決定。

他們一離開會議室，兒子像是被瞬間抽空了所有力氣，身體一軟，深深地陷進了椅子里。他沉默了一會兒才沙啞地開口：“康律師，我恨這家醫院……我真的恨。”

但緊接著，他的語氣緩和下來，眼神也飄向遠處，像是陷入了某種復雜的回憶：“那天我爸死活不肯進門診大廳，有一位醫生特地從里面走出來，在門口接診。還有我爸的主管醫生，那位女醫生，她是真的認真，也是真的對我爸好。”

他頓了頓，喉結滾動了一下，聲音更低了：“后來我爸出了事……我們都見到了她有多愧疚，整個人都垮了似的。說實在的，我不怪她。真的不怪她。”

這一刻，他臉上的恨意與近乎溫柔的回憶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復雜的神色。

恨意指向了一個龐大而冰冷的系統，而理解和寬容，留給了系統里那些具體而鮮活的人。

妹妹輕輕嘆了口氣，聲音里帶著一絲疲憊與和解的意味，她看向哥哥：“哥，道歉還是算了吧。尹科長人其實還行，今天也跑前跑后的，咱爸那事兒……畢竟也不是他的直接責任。”

哥哥堅持要道歉，他要的不是尹科長個人道歉，是尹科長背后的那個龐大、冰冷、從來不肯低頭的醫院的道歉。

我跟尹科長轉達了兄妹倆的核心訴求——他們堅持需要一個代表醫院的、正式的道歉。

尹科長語氣鄭重地做出了讓步：“我可以道歉。我代表醫院，向家屬鞠躬道歉，這個我可以做，也應該做。”

“只要別讓我的醫生出來道歉。”他的語氣透露出一種復雜的保護欲。在他看來，一線的醫生和護士——尤其是那位充滿愧疚的女主管醫生，已經承受了足夠多的內心煎熬。

他愿意以管理層的身份扛起這面象征性的“道歉”大旗，用自己的躬身換取對一線醫護人員的保護，將這起紛爭的責任終結在行政層面，而非讓具體個人再次受到情感上的追責。

兄妹倆同意了醫院的調解方案，在調解協議上簽上了名字。

尹科長站起身，整理了一下黑色襯衫，面色凝重地走到兄妹面前。他深吸一口氣，隨后深深地彎下腰，呈九十度鞠躬。

這個姿勢，他保持了整整三秒鐘。

“我代表醫院，向你們表示最誠摯的歉意。”直起身后，他看著兄妹倆：“以后家里老人、孩子，或者你們自己有個頭疼腦熱需要找專家看，不用客氣，直接聯系我。這幾家大醫院我都有些同學，我能幫上忙，千萬別不好意思……”

話說到這里，他停頓了一下，似乎覺得任何承諾在生命逝去面前都顯得蒼白。于是，他再次鄭重地、深深地鞠下一躬。

這一次的鞠躬，持續了更長的時間。

這一刻，官方表態與個人善意交織在一起，醫院的代言人試圖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彌補一道巨大的、本不可能被完全彌補的創痕。

調解結束后，尹科長和律師先行離開，會議室里只剩下兄妹二人和我。這場談判持續了六個多小時，窗外的天色已經暗淡下來。

兒子望著手中的協議，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那薄薄的幾頁紙，承載著上千個日夜的掙扎與煎熬。

妹妹默默地收拾著東西，她抬起頭，輕聲問：“康律師，這樣是最好的結果了嗎？”

我整理著案卷，沉默片刻后回答：“在法律和現實的框架下，這已經是我們能夠爭取到的最好的結局。”

醫院提高了賠償金額，尹科長代表院方表達了歉意，并且承諾回去整改。更重要的是，這個過程本身已經讓醫院意識到了，他們確實有問題。

這件事一定會在行業內傳播開。在這座城市的某個角落，也許會有更多醫院因此重新審視工作流程，從而避免更多家庭遭受類似的痛苦。

康不醫說，她對這兄妹倆的案子感慨萬千。

因為這場持續了將近三年的抗爭，漫長而壓抑。

多次調解中，康不醫和兄妹倆所提出的質疑與請求，似乎從未真正傳達到醫院的核心決策層。即便偶爾得到口頭回應，也總是含糊其辭、不痛不癢。

尤其是兄妹倆最為看重的訴求——“道歉”。一旦提出，便如泥牛入海，再無回音。

這讓康不醫覺得，醫院從本質上并不認為自己有錯，甚至可能認為患者和律師是在無理取鬧、借題發揮。

醫療體系與個體家庭之間，存在著一道鴻溝。其中最讓人感到無力的，其實是人性中的惡意。

康不醫和兄妹倆抗爭的不是一個醫院，而是一種傲慢——將個體痛苦視為“麻煩”、將家屬訴求理解為“訛詐”的系統性傲慢。

尹科長最后的鞠躬固然是一種進步，但這份遲來的歉意，究竟能彌合多少撕裂與創傷？

我們不知道。

原諒我總是在復述康不醫的那句話：“醫患糾紛中從來沒有贏家。”

希望這樣的悲劇能推動醫患雙方的反思與改進，讓每一個生命都能獲得應有的尊重與體面。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老腰花 月半

插圖：超人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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