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建東 | 丈田清糧：明代蕩口基層實踐和朝廷頂層設計

作者 於建東

明嘉靖年間，權貴豪強對土地的兼并日趨猖獗，而朝廷府庫卻出現了嚴重的虧空，財政赤字一年比一年沉重，成為執政當權者心頭的一大隱憂。唐代李紳早在他的《憫農》詩里就描述過，“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明末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也重點關注了土地兼并和稅賦繁重等社會積弊。由此看來，一方面，兼并土地占據著優勢土地資源的豪強權貴們大肆隱匿土地和稅賦，另一方面，一窮二白的農民佃戶卻承擔著高額的稅賦甚至是額外的空頭稅賦，百姓生存幾乎無以為繼，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日益顯現。

一

公元1554年，也就是嘉靖三十三年。無錫蕩口華察家宅的門口，一個人身著朝服拱手而立。他是專程來向恩師求教的翁大立。那一年，翁大立以山東布政使參議的身份，來江南督糧。他會同蘇淞巡按監察御史孫慎，無錫知縣王其勤，商議如何完成朝廷交辦的任務，同時減輕當地農民的稅賦，改變民間不合理的納稅結構。他們商議決定在當地率先開展“丈田清糧”行動，以貫徹實施當時朝廷推行的“一條鞭法”。

翁大立他們想到，要穩妥而快捷的實施這個龐大而復雜的行動計劃，關鍵要精準丈量田地，弄清田畝的歸屬，掌握各家各戶的真實田畝數據。而此時，江南地方豪族勢力各自利益分割，不僅占據大量土地，而且每每都擁有強大的后臺實力，有的竟然達到了只手遮天的程度，“丈田清糧”行動，一時無從下手。苦于無計可施，翁大立想到了家住無錫蕩口的恩師華察。此時的華察，已經致仕多年。但是聽聞翁大立對他說起的詳情以后，華察深表贊同，并立刻加入到“丈田清糧”行動的研判策劃實戰行列中。

其實，華察在還鄉的幾年中，對家鄉無錫地區糧賦中的積弊早有所聞，因此支持翁大立他們“立即丈量土地”，并幫助他們商定了丈量隊伍、使用工具等具體事項。在今天蕩口“三公祠”遺愛堂的西側墻壁，仍然保留著他們當時丈量田畝的“步弓”和“步弓”石。“步弓”，是一種形似圓規，呈梯形模樣的木制丈量工具，而“步弓石”則是為了校準每一個木制步弓的校準器，這塊“步弓石”是當年為校準步弓尺寸而特制的器具，全國罕見。

憑借“步弓”和“步弓石”，翁大立和華察等人丈量清算出漏稅的無糧田16萬多畝，責令補交，免去無田之糧7000多石，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丈田清糧”行動一時間贏得了民眾的一片贊譽。后世有“步弓石，壓不公”的說法也由此而來。

但是，“丈田清糧”行動同樣觸動了當地土豪劣紳的既得利益。那些一時受到處罰，利益受到損失的對象就不肯善罷甘休，懷恨在心。于是他們整合人脈資源，聯合高層勢力，憑借手中權勢，向朝廷誣告誹謗，伺機打擊報復。整個事件導致翁大立最終被免職，孫慎和王其勤被調任。華察對此極為不平，于是，義憤填膺的他在蕩口為他們修建了“三公祠”，以對他們在“丈田清糧”行動中的義舉和功績表示追念。

公元1580年，也就是明萬歷八年。時任朝廷首輔的張居正為解決同樣的國庫虧空，財政吃緊問題，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是對嘉靖朝以來逐步完善后的“一條鞭法”，指的是把所有的賦稅和徭役都歸納到一起，并以每戶田畝數為基準，不再根據人丁數征收糧稅。就是說，誰擁有的田多，誰要交的稅就多。這項舉措從理論和實踐的維度有效抑制了土地過快兼并，保護了無田少田平民的利益。“一條鞭法”要想順利實施，它的基礎也是開展精準的“丈田清糧”行動。

張居正在全國聲勢浩大的推行的“丈田清糧”行動，比華察在無錫研究推進的“丈田清糧”方案要晚了整整27年。只不過張居正實施的“丈田清糧”行動和“一條鞭法”此時已經上升到了國家意志的層面，并使之成為全國統一的賦役制度被貫徹實施。

二

據樊樹志的《萬歷傳》記載，早在張居正成為首輔之前，就有了“一條鞭法”的提法，那一年，張居正只有五歲。嘉靖九年（1530 年），吏部尚書桂萼首次提出賦役合并的構想，建議將田賦和各種名目的徭役合并一起征收，同時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傅漢臣進一步又把這種“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的方法稱為“一條編法”，也即后來的“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自嘉靖九年被創立以來，開始在大明帝國的各個地方推行使用：嘉靖十二年，寧國府、徽州府推行此法；嘉靖十六年，蘇州府、松江府推行此法；嘉靖二十年，湖州府推行此法；嘉靖三十五年，江西推行此法；嘉靖四十二年，余姚、平湖推行此法。以后，逐步由南而北地蔓延開來。1554年發生在無錫，由翁大立和華察主導的“丈田清糧”行動，則是“一條鞭法”在江南富庶之地的有力貫徹。通過這一次破天荒的實踐和斗爭，“一條鞭法”終于實現了上層和基層的有效對接，在實戰層面有了更好的參考樣本和事實依據。

從穩妥穩定的角度看，“丈田清糧”是法令措施從民間走向廟堂的政治覺醒。1554年，華察應學生翁大立的請求，積極參與和布局無錫地區的“丈田清糧”行動，不僅提出了具體的丈量方法和課稅規定，還親自參與丈量工作，確保丈田清糧的準確性和公正性。?

歷史文獻記載，從嘉靖一直到明萬歷年間，江南士紳的田產占比突破了60%，而他們承擔的賦稅卻不足10%，這種“逆向財政”現象，讓國家機器在特權集團的吸血中逐漸癱瘓。歷朝歷代以來，江南一直是朝廷的稅賦貢獻的重點關注地區，稅賦繳納的成功與否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社會現實意義，這在明朝也不例外。

就當時來說，雖然“一條鞭法”尚未完全成熟和完美，但是要確保這項朝廷法令的順利實施，必須要研究一個合理優化便于實施的方案來確保萬無一失，這個關鍵就在于精準丈量土地，掌握各家各戶田畝的真實數據。從執行層面來看，作為基層無錫，必須做到宣講到位、丈量精準、挖掘充分、公正嚴明，這是完成朝廷稅賦任務的重要基礎。

為了規避巨族富戶采取各種作弊手段（比如私改步弓角度）藏匿田產，逃避賦稅，華察他們在組織開展“丈田清糧”行動的同時，在確保土地丈量公平的前提下，同時制作了“步弓石”作為校準器，規定所有“步弓”量田前必須先在此石上校準，以確保各項尺寸對照標準分毫不差。與此同時，丈量的同時嚴格復核以往的魚鱗冊（“魚鱗冊”列有各戶土地四至、面積、土地質量等情況，因為狀似魚鱗而得名。），并逐級按魚鱗冊統計丈量數，由知縣王其勤現場負責抽查、復核，以防作弊。

到了張居正的時代，“丈田清糧”成為其賦役改革的核心措施和重要根基。但是，作為國家層面推行的一項長期宏觀稅賦政策，張居正首先責成戶部先期頒布了《清丈條例》，進一步規范了清丈流程。在江南地區，張居正還充分認識到了以往地方實施過程中產生的一些不良弊端，默許可以存在“三成誤差”的彈性空間，以減少對士紳利益的沖擊，確保改革平穩推進。

從這一點來看，高居廟堂的張居正站在國家意志層面，更加關注的是政策推行和政治平穩的關系，而并不是單一的像華察主張的“丈田清糧”那樣，單純的考慮任務完成的時間節點和糧賦總量，偏廢了對社會利益群體和諧共生的長遠考量。

同時也不難看出，華察參與實施的“丈田清糧”行動，不僅解決了當時的糧賦問題，還為后來的土地管理和稅收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而他的公正和為民著想的精神，也階段性地破解了“改革必得罪權貴，不改革必失民心”的死局，使得他在當地贏得了極高的聲譽，至今仍被人們銘記和尊敬。

從公平公義的角度看，“丈田清糧”是各方利益集團角逐較量后的合理妥協。面對田畝丈量中出現的諸多困難，在當時朝廷急需稅賦上繳充實府庫、民間田畝數據雜亂無序和地方強權勢力暗施阻力的背景下，巡按蘇松監察御史孫慎、山東布政司右參政翁大立奉旨來到無錫，會同知縣王其勤，在告老還鄉的華察全力支持下，開始了艱巨龐雜的量田清賦工作。他們很快商定了適合實操的量田清賦方案，具體“設總耆民10人、區耆民52人、圖正弓手和算手各414人”。

歷經三個月核查丈量，共查出漏稅的無糧田16萬多畝，剔除無田糧稅7000多石，一時間江南民心大振，那些因交不起糧賦而被迫出逃的佃戶也陸續返回故土。但是，“丈田清糧”后的遺留問題卻也層出不窮，令人意想不到。在“丈田清糧”中受損的土豪劣紳，互相串通聯合，誣告知縣王其勤、巡撫孫慎、參政翁大立與華察勾結，以清查土地為名，仗勢欺人。

在當時制度和信息流動不對稱的情況下，朝廷不分青紅皂白，立即啟動彈劾程序予以彈劾，遂將王、孫、翁三人調離無錫。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三公冤案”。三公的冤案查了四年，終于水落石出。孫慎恢復御史之位，翁大立出任按察史之職，王其勤受命為南京戶部主事。華察以此感嘆說：“嗚呼，是無怪乎勇于往任者之不多見也！”

三

從參政翁大立、巡撫孫慎、知縣王其勤分別被罷免和調任，到四年后各自又受到重用，可以看出，在國家利益面前，任何既得利益集團的處心積慮，基于個體私利和集團壟斷為前提的伎倆和行動，終歸會在公義面前現出原形，變得一文不值。正義總是站在真理和公義的一邊。在基層推進和基層實踐的過程中，百姓利益和國家利益才是唯一能獲得生命延續的武器和法寶。

后期到了張居正時代，他全面吸取嘉靖和隆慶朝關于“丈田清糧”的歷史經驗教訓，在萬歷五年（1577年），選擇福建作為試點，委任耿定向以僉都御史身份巡撫福建，要求其“鐵面無私”，清丈田畝。耿定向通過精準丈量、核查虛實，成功清查出隱匿田賦，并形成可推廣的模式。翌年，張居正下令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土地清丈，歷時四五年，覆蓋了全國大部分地區。

據歷史資料記載，福建試點后，通過核實田畝數量，清查豪強地主隱匿的土地，增加國家賦稅收入，全國田畝面積比清丈前增加180多萬頃。常言說得好，到了改革深水區，皆為涉及國是安危的大政。就是這個耿定向，秉持公正，手段清明有力，在福建首創了“清丈田糧八法”，就相當于在當下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村土地確權行動，在福建這個最難推進“丈田清糧”的省份為明王朝稅賦危機扭轉了局面。

從斗法斗爭的角度看，“丈田清糧”是“反腐反黑反強權”在地方的生動再現。雖然歷史資料沒有對華察“丈田清糧”行動中地方豪族勢力如何阻礙這項行動推進有過多的細節展開和記錄，但是從其他歷史數據分析來看，明朝中期以后，土地兼并現象日益嚴重，無錫地區也不例外。豪強地主通過強占、購買、投獻等各種手段大量兼并土地，導致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數富強手中。明末文人張岱在《陶庵夢憶》中記載：“吾鄉紳衿，田連阡陌，猶稱無糧，而貧者無立錐之地，反代納其賦，此世道所以變也。”土地兼并導致大量農民失去土地，被迫成為佃戶或流民，這不僅加劇了社會貧富差距，還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由于土地稅基的縮減，也直接導致了明朝財政狀況的日益惡化。

正因如此，地方豪族和黑惡勢力更是不遺余力地和上層社會勾結，沆瀣一氣，對地方土地進行大量的吞噬、轉移和隱匿。明代中后期，各地官豪士要兼并土地蔚然成風，豪右眾多的江南地區尤其嚴重。巨富豪紳據有大量土地，卻用更多手段匿田逃稅，“田主不納稅米，無田卻納糧賦”的現象十分普遍。豪強兼并土地后， “虎噬蠶食，坐享無糧之利，而推其害于人，逞其無厭之欲”。

嘉靖年間，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顧鼎臣先后三次上疏朝廷，建議對糧賦主要來源的蘇、松、常、杭、嘉、湖地區進行清糧。此后，朝廷頒旨對舊有賦稅制度進行改革，史稱“一條鞭法”的賦稅新政應運而生，即田賦徭役等合為一條，均以銀兩計算，按畝折算繳納，不再根據人丁數征收糧稅，這項舉措有效抑制了土地過快兼并，保護了無田少田平民的利益，一時間江南民心大振，那些因交不起糧賦而被迫出逃的佃戶也陸續返回故土。

然而，量田清賦卻極大地損害了地方豪紳富戶的利益，從早期華察他們多查出的16萬多畝無糧田和剔除的7000多石無田糧稅來看，當時的16萬多畝，相當于現代的14萬多畝，有北京市海淀區面積的60%那么大，而且歷時僅僅三個月，時間之短，數量之大，紀錄之精，令人咂舌。?這對地方豪紳富戶的打擊還是很大的，于是他們暗中聯絡朝中親貴，聯名誣告華察賄賂勾結官員欺上瞞下。朝廷派人南下私訪，雖查無實證，但相關主事官員仍被調職。

華察憤慨至極，決定為他們建造生祠“三公祠”， “三公祠”于1557年夏竣工，華察還寫了一篇《首建三公生祠記》，連同丈量器“步弓”一并刻于祠中石壁之上。“三公祠”院落中以孫慎號聯泉建“思泉亭”，院后以王其勤號少月建“望月樓”，還以翁大立的號見海造了“學海書院”。四年后，以上三位核心人物才被不同程度的平反重用。

蘇軾在《賈誼論》提出“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而三位核心人物的最終復出，則代表了民間正義力量和朝廷公正力量的勝利，是華察一干人等在“丈田清糧”行動的重重困境中保持耐心和定力的勝利，更是“丈田清糧” 在地方“反腐反黑反強權”運動中的生動再現和偉大勝利。

作者簡介

於建東，江蘇無錫東港人，經濟師。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吳文化研究會特約研究員，無錫市錫山區作協理事。作品散見于《科技日報》《青春》《山月》《大連日報》《江南論壇》《無錫日報》《云游宜興》《太湖文藝》等報刊和網絡自媒體。

關于江南文化播報

江南文化播報是一個關注江南，講述江南，播報江南的公眾號，文章部分來自江南文化研究會主辦的《江南文化》雜志。歡迎廣大作者惠賜大作，以文會友，歡迎關注傳播。投稿信箱：jiangnanwenhua001@163.com

點擊公眾號名片關注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