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 | 魯磨路：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城市治理理念成為了普遍共識

2020年8月，電影紀錄片《城市夢》在武漢首映，我作為特邀嘉賓參加了首映禮。這部紀錄片的主角便是李成柏一家，其敘事非常符合主旋律，講述了一個以暴力抗法開頭，以皆大歡喜結尾的溫馨故事。魯磨路城管與小販間的故事，當然要比電影鏡頭復雜。但電影所表達的千千萬萬個小販的城市夢，以及城管為此付出的酸甜苦辣，卻真實而有力量。中國城市化的速度和規模堪稱世所罕見，“城管打人”事件此起彼伏。人們普遍將城市暴力當做是城市共同體失敗的象征，但中國的城市街頭并未成為滋生動蕩的溫床。魯磨路就是一個隱喻，它雖然“粗魯、磨人”，卻充滿生機與活力。

城市夢

城市暴力并沒有統一的概念界定，其內涵隨著城市暴力現象的不同表現而逐漸變化。20世紀80—90年代，“城市暴力”一詞常見于媒體和政治言論中。90年代末期，“失序”或“城市不安全感”取而代之。后來，這兩個詞被束之高閣，繼之而起的是“騷亂”一詞。城市暴力可看作是一系列狀況的混合體。它反映了城市管理潰敗，人們對城市所代表的發展進步、“城市使生活更美好”等哲學內涵產生了懷疑。那么，城市共同生活是否可能？

在西方國家，城市暴力主要反映的是城市共同生活的失敗，內含對現代性及國家權力的批判。城市社會生活以一種消極、起反作用的方式出現，反對商業精英所定義的變化、增長和進步。一些暴力事件被歸于“公民不服從”范疇，它與其說是法律事件，還不如說是政治衰弱的征兆。騷亂看似是由某個特定事件為導火索引起，實則反映了城市居民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和不安全感。

在早期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研究中，其基本理論假設是土地表層統一、進入單一中心城市的權力相同、對空間的競爭自由，城市趨向發展為一系列同心地帶。如同這一學派自稱的人文生態學方法，城市化進程包含了諸多生態隱喻，如侵占、接替、隔離。那些蛻化區上的城市問題，并非空間危機的表現，反而是城市生活的典型產物，且它可以通過城市有機體的自我調整加以應對。因之，“在城市環境中，每一種謀生手段，甚至包括乞丐的行乞，都帶有職業的性質，秩序的性質”。

只不過，20世紀60年代后期席卷全球的都市危機，使有機體論隱喻表述的局限性暴露無遺，這一局限既忽視了階級結構，也忽視了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在空間政治理論看來，這次都市危機是一個更具普遍性的空間危機。因為，城市空間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場所，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資本主義生存以爭奪城市化空間為核心，城市問題的本質是城市權和空間正義問題，“既得利益者謀求長治久安，弱勢群體則謀求更大的控制權，通過空間的社會化生產滿足自身根本需求”。在城市結構性矛盾始終存續的情況下，城市經濟和政治均服務于城市精英，街頭問題的本質是城市精英對弱勢群體的空間爭奪。城市精英依靠土地和不動產，構建了城市增長機器，并通過法律、行政等復雜的官僚機器構建“無人統治的系統”。西方城市的一些治安策略，如“零容忍”、社區警務等反暴力行動，是一種純粹“客觀的”、系統的、匿名的暴力，它所激起的民眾的反應也是沒有目標的，僅僅是恐懼的自然流露而已。

在21世紀初的中國，一方面類似的城市暴力事件不斷見諸媒體，城市治安問題和城管執法沖突等事件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城市安全指數大幅度提升，人們的安全感和滿意度不斷提高，兩者構成了顯著的悖論現象。可見，此類城市暴力事件并非指向城市的不安全感，恰恰相反，它反映了城市中的特定群體關于城市空間利益和觀念表達的一種方式。暴力實施者面對的不是抽象的官僚系統，而是可以輕易鎖定的特定對象，官僚系統也可以迅速作出回應。可以說，零星的此類暴力事件只是街頭秩序生成過程中激起的漣漪。更多情況下，街頭平靜如水，各群體自有生存之道，亦有不言自明的相處規則。因此，此類城市暴力只是在否定某個具體對象，而不是對城市經濟和政治體系的否定，某種意義上，這甚至是城市既得利益者對城市共同生活的期待。

當前，城市街頭仍將是城市問題的藏身之處。不同人群、觀念、利益將在街頭集結，在城市空間尋求容身之處。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念指導下，以及經營城市的具體策略下，中國城市具有了鮮明的“增長機器”特征。繼而，城市管理也服務于經濟發展這一目標。客觀而言，這一城市定位是由城市發展規律所決定的。

然而，魯磨路的案例分析顯示，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城市治理理念成為了普遍共識，并內化成為街頭行政的“日常”。比如，疏堵結合、柔性執法，已經成為市政部門的共同取向。就魯磨路的案例而言，街頭的確是都市問題所在，它是非正規經濟乃至地下經濟的消納場，亦是邊緣人群的避難所，某些時候還是城市暴力的滋生地，它們會以某種空間形態出現。魯磨路看似混亂不堪，卻充滿活力，它并非城市退化區，而是一個充滿各種可能性的“違規”空間。魯磨路也許是中國城市街頭形態的典型代表，其空間形態不可避免地受“城市增長機器”的支配，卻同時伴隨著包容性的城市治理邏輯，是不同群體的共享空間。

人們之所以能夠在街頭各得其所，不僅是城市政治經濟結構的產物，還是街頭行政的結果。空間在社會和政治的每一個級別和環境中，從人們的親密接觸、環境的小策略，到掌控全球地理政治、資本主義危機的一再出現，始終有很強的塑造力。在這個意義上，空間的政治概念不僅包括國家、城市、村落等宏觀地理空間，還應該包括家庭、學校、街道等日常生活的微觀空間。

權力被視作可以分配、排列、同化、整理和混合一系列力量關系的機制，正是通過“權力的技術學”，街頭空間實現了可治理化。通過街頭行政子系統，政府權力被重新排列組合，使之更適合街頭環境。具體而言，制圖術和亞正式社會控制體系使得那些秉持理性化精神的兜底部門被微小的技術重新組織，并使街頭空間被有效規訓。

街頭行政在形塑社會的同時，也制造了反規訓體系。權力實踐的微小技術程序生產了“規訓”區域，并使之到處擴張。但與日常生活細節相聯系的大量戰術改變著這些技術程序的功能，它們在玩弄規訓的機制，形成了組織社會政治秩序的無聲的過程的對立面。在“貓鼠游戲”過程中，城管的每一個行動策略都會激起小販的響應性行動，他們之間的行動圖示是相互匹配的。

街頭是城市治理的核心地帶。在現代城市，街頭不僅具有交通功能，更是商業、交往、休閑的主要場所。在政治生活中，街頭也因其作為政治和社會變革的策源地而具有獨特地位。人們習慣于以現代秩序觀為參照，以為在街頭空間中，國家與社會之間有涇渭分明的界限。但從魯磨路的田野觀察看，街頭行政并不遵循由法律法規事先劃定的界限，城管和小販雙方在共同制造“違規”現象。街頭隱藏的灰色秩序說明，中國城市其實是一個包容性極強的社會空間。

如今，街頭不再是由街坊鄰居構成的熟人社會，而是一個流動的社會，一個由陌生人構成的都市社會。在典型的都市社會形態中，復雜的社會分工、社會分層和職業結構，使得個體之間的依賴性凸顯；高度的社會流動和人際關系的匿名化，使得社會充滿異質性。但在灰色秩序中，街頭容納了不同職業和階層的群體，他們脫離了傳統社會控制，也依賴于正式制度，卻建立了復雜的社會網絡。灰色秩序并非終極秩序，相反，它一直處于流變之中，包容了多元理念，平衡了各個群體的城市權利，兼顧了街頭秩序和活力，為都市生活提供了緩沖空間。

街頭秩序

本書將“街頭”視作一個特殊的城市空間。城管本質上是一個空間實踐過程，其本意在于通過可治理化的技術，將街頭空間納入國家權力的規制之中。反過來，這一技術也在為在街頭尋找機會的不同人群提供可能性。因此，街頭的空間特質和治理形態之間的平衡是一個辯證過程，形成了街頭行政的常態化策略，以及“貓鼠游戲”和灰色秩序等社會過程。“貓鼠游戲”建構了“街頭”社會空間，但街頭也為“貓鼠游戲”提供了游戲場。小販總是秉持著生存邏輯、安全第一和利益最大化原則，而城管則秉持著嚴格執法、為人民服務和避責邏輯，這些價值觀相互交織，共同制造了“違規”的空間，形塑了灰色秩序。

街頭秩序是空間實踐的產物。“空間就是一個被實踐的地點，地點是一種關于位置的瞬間地形，一旦我們將方向矢量、速度大小以及實踐變化納入考察范圍，空間就產生了。在行人踏入街角空間之前，街角只是城市規劃中效率不高甚或無用的人行通道，或是在幾何學意義上的不規則的空間形態。然而，一旦人們樂于踏進街角，并經常使用它，它就轉變成為獨特的空間形態，成為一個有用的、但主要是供人們駐足停留歇息的休閑場所。

街角空間的“意外”存在，體現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踐與城市精英的某種對話。在城市精英的設計中，休閑也是城市設計的產物，只有那些寬闊整潔的廣場，甚或高端大氣的室內空間，才是供市民休閑的合適場所。但是，對于普通的行人而言，休閑是日常生活中無意識的產物，那些隨時隨地可用的街角空間，才是更為合適的休憩之地。如此，街角在不經意間成為更為寬泛意義上的社會關系的闡釋對象。這一點，尤其表現在“街角社會”的生成與演化上。

從懷特發現“街角社會”開始，街頭便與貧窮、邊緣、暴力等城市問題相聯系，它被看作是失敗者的避難所。“在街角，公共虛構支持的價值系統，與全社會的價值系統一起，促成了一個矛盾、相互沖突、似是而非的世界”。可見，街角社會既包含了邊緣人群占有、利用、行走、駐足于街角、小巷、走廊、廣場等地點的空間實踐，也隱藏了貧富分化、種族矛盾、經濟危機等城市問題——街角社會既生產了城市問題，同時也以之為前提。魯磨路每天都上演著“貓鼠游戲”，看似雜亂無章，卻隱藏著深刻的街頭價值觀。

街角是非正規經濟的生產場所。小販經濟是非正規經濟的主要承載方式，承接了正規經濟乃至于全球化的大市場，沒有小販機動靈活又方便的零售活動，城市生活質量將大大降低。人們普遍認可小販自食其力的正面意義，盡管對其經營活動游離于工商、物價、衛生等部門的監管范圍之外也頗有看法。而一個成功的小販，不僅需要具備一定的生產、銷售技能，還需要敏銳的市場嗅覺，能準確把握特定區域的潛在客戶及其活動規律、消費需求，還要能夠有效規避法律風險。簡言之，選擇一個好的街角空間，是一個小販成功融入城市體系的重要標志。在這個意義上，街角是城市生活的典型產物。城市建立在勞動分工和職業專業化基礎之上，不僅城管是專業化的職業分工，小販也是如此。小販并不是一個可有可無、沒有門檻的職業，它在城市體系中有其特定的位置——找一個合適的街角，為城市居民提供多樣的零售服務，從而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

街角社會被認為是城市問題的主要表征。一個好的城市體系，是由家庭、社區、街道、單位等元素組成的有機體，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每個人都應歸屬于家庭。因此，無家可歸者流落街頭被視作一種社會問題。事實上，街角社會所容納的社會關系甚為復雜。它指向一些由“失敗者”所構筑的社會環境，身處其中的人可能介于穩定而向上移動的中下層工人和被遺棄的人、游民之間。這些“失敗者”很清楚自己在社會分層中向上流動無望，也固于社會地位、教育、文化等原因無法找到穩定而正式的工作，只能走向街頭通過打零工自謀生路。但是，他們并未放棄社會責任，仍然把“養家糊口”視作其理所當然的責任。

街角社會還可以指向一種由一些越軌者所塑造的亞文化。“街角青年”的社會活動集中于某些街角地帶及其鄰近地區，他們在其年齡組里處于社會的底層。這個亞文化的突出特點是，“幫”在街角發展起來并且非常引人注目地在那里持續存在，街角青年在“幫”內有固定的位置，并據此開展社會交往。在這個意義上，街角青年是違法犯罪活動的主體，街角社會往往是一個地下世界，是一個游離于城市主流生活的“城中城”。街角還通常是乞丐、流浪者、殘疾人、赤貧者等真正的弱勢群體所組成的底層社會。在這個底層社會中，奉行一套與主流社會秩序有所差異的運行規則，人們或自食其力不受憐憫，或運用“弱者的武器”反抗主流秩序，形成了與國家政治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卻又有一定獨立性的底層政治邏輯。在城市問題的視域中，人們通常對街角社會持一種同情性理解的態度，并將之作為社會改良的證據。魯磨路在野蠻生長的過程中，街角青年、團伙組織與底層群體產生了激烈碰撞。但他們一旦試圖和街角社會融為一體，他們就不是地下世界。恰恰相反，他們都主動接受官方和半官方的監督，相互之間保持密切合作。某種意義上，街頭從未脫離國家監控視線，人們需要從街頭獲取資源，參與街頭空間的可治理化過程，希望街頭兼容秩序與活力。

本文摘自《魯磨路：城管、小販與街頭秩序》，呂德文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