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億漢人被300萬八旗統治276年，為何不反抗？清朝只用了四招

1644年，清軍在吳三桂的引導下入關，開啟了長達276年的統治。

彼時，滿族八旗人口不過300萬，卻成功統治了人口多達3億的漢人。

按理說，論人口，漢人是八旗的100倍；論文化，孔孟之道是漢人兩千年的精神血脈；論資源，中原、江南的富庶盡握漢人之手。

可為何就是這“100:1”的懸殊比例，卻沒鬧出幾次像樣的全民反抗呢？清朝到底有什么法子，能做得如此順暢？

究其根本，文史君以為有四方面原因。

第一招，把“敵人”變成“合伙人”

清朝剛入關的時候，自以為自己很強大，面對漢人毫不含糊，直接在1645年強行推行了“剃發令”。

當時甚至喊出“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那一下子激起了江南士紳的反抗，江陰百姓殺了3任知縣，嘉定百姓跟清軍死磕3次。

在強大的壓力下，清朝很快反應過來了，要徹底坐穩位子，不能來硬的，尤其是對于有著巨大影響力的士紳，一定要好好安撫。

于是清朝高層就制定了“拉”和“打”兩套策略。

1、先說“拉”。

清朝清晰的明白，士紳們的核心訴求就三個：讀書能當官、田產不被搶、在地方有話語權。

于是清朝就精準投喂了，對士紳們打出“原官原職”的旗號。

即，只要肯配合清朝的制度剃發易服、遞降表，明朝的官職可以延續，尤其是知縣、知府、道臺，一律照單全收。

順治二年開科舉，首科就錄取了450名進士，其中90%是江南士子。

更狠的是“博學鴻詞”特科，還把顧炎武、黃宗羲等鬧得比較厲害的官員的弟子都拉進史館修《明史》。

那一下子，讓原本“反清復明”的理論者，調轉矛頭開始書寫“明朝滅亡史”，不僅毀了真實的大明歷史，還瞬間瓦解了江南士林的道德制高點。

2、關于“打”

在安撫和收復了大多數士紳后，肯定有少數的不愿屈服的士林。這時候清朝又展現出了強硬的一面。

順治十八年（1661），大清制造了“奏銷案”，一口氣革除了1.3萬名江南士紳的功名，探花葉方靄因欠一錢銀子被革職。

康熙二年（1663）的“明史案”，莊廷鑨家族、刻工、書商、校對人70余人全部處斬，家產籍沒。

這樣一來，留下的都是聽話的士紳。此后，士紳們就繼續負責了收稅、治安和宣傳工作。

八旗們只需坐鎮省城，就能把觸角伸到每個村莊。另外漢人想造反，先過士紳這一關，由此清朝通過第一招就控制住了大局面。

第二招：讓老百姓“有飯吃、沒閑心”

穩定住大局后，清朝開始大力發展經濟和推動改革，他們的舉措很務實。

他們知道只要讓老百姓有地、，有飯吃、沒苛捐雜稅，就能安住所有的老百姓，那是漢人社會2000多年的底層邏輯。

于是清朝推行了三大政策：

1、減稅：攤丁入畝，窮人免累

明朝末年，丁稅（人頭稅）+地稅（土地稅）雙重壓榨，讓很多百姓走投無路，舉起了反旗。

尤其是丁稅，就是有的農民家里沒有土地，只要有人頭就要交稅，沒有地，沒有收入，還要交稅，真是豈有此理。

康熙五十五年（1716）起開始推行“攤丁入畝”，把人丁稅全部攤進土地稅，有地才交稅，無地不納丁。

據《清實錄》，僅此一項，全國稅基減少30%，卻換來人口爆炸，康熙朝1億，乾隆朝破3億，不是“生得多”，而是“隱戶敢落地”。

2、限租：規定地租上限，給佃農留口糧

乾隆一朝四次下詔，限定地租不得超過收成的37.5%，并勒令各地刻石立碑。

雖然執行有折扣，但佃農有了“皇糧國稅”以外的政策武器，能告官、能抗租，社會矛盾從“官與民”轉向“地主—佃戶”內部博弈，清廷成功“抽身”。

3、賑災：災荒年“不惜國帑”

乾隆二十六年（1761）黃河決口，朝廷一次撥銀300萬兩、漕糧120萬石，相當于全國財政收入的8%。

“康乾盛世”120年里，大型賑災行動超過200次，平均每年1.7次。

老百姓很會算賬，造反九死一生，等賑糧至少還有一線生機。那樣的話，誰還會舉起反旗呢？

第三招：讓“想反的”打不贏

在穩定住局面，改善了老百姓的生存危機后，為了宏觀的管理，清朝肯定也會有軍事部署。

當時清朝的法子，是典型的“以點控面，以滿制漢”。

1、兵力布局：20萬八旗當“釘子”

全國設“駐防八旗”10萬，分別釘在南京、杭州、西安、廣州等100余處咽喉。

京營八旗10萬拱衛京師，形成“十天內可抵達任何叛亂核心區”的機動圈。

綠營60萬漢人軍隊則“兵將分離、兵器入庫、調兵憑虎符”，平時訓練、戰時聽調，徹底杜絕“軍閥化”。

2、技術代差：騎兵+火器雙重壓制

八旗以騎兵起家，在康熙朝就大規模列裝了“子母炮”、“威遠將軍炮”，火器數量和質量均優于民間。

三藩之亂（1673–1681）中，吳三桂擁兵40萬，仍被京營八旗火炮集群擊潰。

3、法律隔離：漢人不得持弓3張以上

《大清律例》明文規定：漢人私藏弓箭3副、火器1件，即判“謀反”。

舉報者賞銀20兩。冷兵器時代，先禁刀槍，再禁弓箭，等于拔掉民間武裝的“牙齒”。

第四招：讓“想反的”不敢想

除了硬的武力控制，最后一招就是軟性的思想控制。這一方面最具代表的就是滿清最狠的“文字、獄”。

他們分別用“堵”、“改”和“愚”的方式，從思想上讓漢人變為了“乖乖者”。

1、堵：文字、獄，見字可查

順治—乾隆140余年，官方檔案記載文字、獄160余起，平均每年1.14起。

乾隆朝“一柱樓詩案”，作者徐述夔已死，仍被剖棺戮尸，子孫斬監候。

兩江總督、江蘇巡撫以下30余名官員革職流放。當寫詩、寫日記都可能掉腦袋時，知識分子只能“非禮勿言”。

2、改：偷梁換柱，重塑“正統”

清廷將儒家的“華夷之辨”改成“天命所歸”；把“反清復明”解釋成“犯上作亂”；把“剃發易服”美化為“向化歸心”。

四庫全書館臣公開宣稱：“我朝得統之正，超越漢唐宋明。”當“正統”被官方壟斷，反抗就失去道德合法性。

3、愚：八股取士，讀書人無睱他顧

清朝的科舉考試是最僵化，最沒有價值的科考。到了清朝晚期，甚至不看答卷內容，以書法的好壞來判斷誰能入仕，荒唐的很。

另外，清朝科舉的考題只能出自《四書》《五經》，答題必須用八股格式，連字數、對偶、典故都有硬性模板。

這樣一來，使得整個清代，進士平均中試年齡34歲，舉人29歲，生員20歲。

一個人把最負精力的20年花在背誦、模仿、默寫上，自然“兩耳不聞窗外事”。

顧炎武曾批評說“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清廷正是用“焚書”式的考試，讓潛在思想領袖變成“模考機器”。

以上四招環環相扣，形成了一套“低風險、低成本、高覆蓋”的統治系統。

正因如此，300萬八旗們不需要天天揮刀，只需在關鍵節點“踩剎車”“點殺頭”，就能把3億漢人的反抗沖動消解于無形。

正如乾隆自詡道：“本朝家法，最善馭漢。”

當然，模板再精致，也抵不住外部沖擊。

1840年以后，大煙走私、列強入侵、太平天國一起涌來，舊系統開始過載。

1911年武昌一聲槍響，四招連環終于崩斷，3億漢人的集體沉默也隨之瓦解。

但回望這276年，我們仍不得不承認：

清朝的統治策略，是中國古代“以小治大”的巔峰之作，也是留給后世政治學、社會學最冷酷又最具參考價值的“黑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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