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飆為我從天落：清初名宦周亮工的能吏志業與司法傳奇

電視劇《大宋提刑官》中“遺扇嫁禍案”并非劇作家的杜撰，在歷史上實有其事，但斷案者并非宋慈，而是清初名宦周亮工。此事明白記載于蒲松齡《聊齋志異》，題曰《詩讞》（可見《聊齋志異》不盡談妖說鬼，兼具實錄性質），后又收入《清稗類鈔·獄訟類》。案情大致為：青州范小山妻賀氏，雨夜為盜所殺。現場遺兇手詩扇一把，題詞“王晟贈吳蜚卿”，由此吳蜚卿被認定為該案兇手。適逢周亮工到青州巡察，認定該案證據不足，后順藤摸瓜鎖定真正的兇手，吳蜚卿死中得活，“三年冤獄，一朝而雪，無可誦神明者”。

周亮工事后總結，該案之平反，原因主要歸于兩點：其一，周亮工在案卷中發現一處疑點，賀氏被害在四月上旬，又值陰雨天氣，在當時境況之下，行兇之人豈會攜帶扇子以增累贅？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扇子的作用是為了嫁禍他人。其二，周亮工曾于城南某酒館見題壁詩，其遣詞口吻與扇面題詩十分相似，由此推斷二者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這當然有一定的運氣成分，周亮工也坦承“幸中耳”，不過話說回來，若不是周亮工生活之中處處留心并善于聯想，絕不可能迎來案件的柳暗花明。凡此皆可見周亮工超越一般俗吏的折獄才。

清禹之鼎繪《櫟園撫琴圖》

櫟園志業最難評

周亮工（1612-1672年），字元亮，號櫟園，祥符（今河南開封）人，明末清初著名官員、文學家、篆刻家、書畫鑒藏家。亮工博覽群書，早年成名，“其為文，溯司馬氏以來，及于盧陵。詩宗子美，然機杼必自己出，語矜創獲，不蹈襲前人一字。劌鉥湔濯，而歸之大雅”。（姜宸英《周亮工墓碣銘》）時人推為“文章詩畫之宗匠”、“當代第一流人物”。（朱天曙、孟晗編著《周亮工年譜長編》）

周亮工的成就不僅體現在文藝上，還體現在政績方面。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周亮工中舉，次年成進士。官山東濰縣知縣，任中撫民盡心，守土有功。十六年，舉天下廉卓入京，授浙江道監察御史。

甲申之變后，周亮工在南明朝廷短暫任職，遭受權臣排擠陷害，大概此時他對明政權徹底喪失了信心。清兵下江南，周亮工“詣軍門降”，后先后任兩淮鹽法道、淮揚海防道兵備參政、福建按察使、福建布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等職。因事被問罪，幾遭不測。康熙二年（1663年），周亮工被朝廷重新起用，任青州海防道，一直做到康熙五年，平反吳蜚卿案當在此期間。后擢江南江安督糧道，又代理安徽布政使。康熙八年（1669年），被劾去職，不久病逝。

站在傳統儒家倫理的立場，鼎革之際的周亮工主動降清，且積極鎮壓反清力量，大節有虧，身后遭受非議，入《貳臣傳》，“漢奸”的身份標簽似乎很難扯掉。然而，當我們真正進入歷史，深切體會當事人的處境和心曲，或許會多一份同情之理解。當八旗鐵騎攻入北京，社稷易主，在劉宗周、黃宗羲等孤臣遺老輩看來，無異于天崩地坼。而在周亮工這樣的命世之英眼中，未嘗不是建功立業之秋。誠如呂留良對周亮工的評價：“豪士壯年，抱奇抗俗，其氣方極盛，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賴古堂集序》）早在擔任濰縣知縣時，周亮工就是“治為東國最”，（《周亮工全集》第18冊，第281頁）入清后仍然保持積極有為的進取姿態，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為清廷的地方治理和政權穩定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以致在其任職之地，百姓多有為建生祠者。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周亮工為政洗盡鉛華，平易近人，“告諭之文亹亹數千言，若與家人婦子語，若奇快通俗小說，若謔若嘲，必俗必盡”，（《周亮工全集》第18冊，第324頁）盡顯能吏本色。后來有人總結：“先生自為令，為柱史，為藩臬，敭歷中外，無不以政事名。”（《周亮工全集》第18冊，第272頁）想來，周亮工也是以“治世之能臣”自許的，只有抓住這一點，才有可能進入周亮工的精神世界。

關于周亮工的一生志業，時人黃虞稷的評價最為全面：“周櫟園吏事精能，撫戢殘暴，則如張乖涯；其屢更槃錯，乃別利器，則如虞升卿；其文章名世，領袖后進，則如歐陽永叔；其博學多聞，窮搜遠覽，則如張茂先；其風流宏長，坐客恒滿，則如孔北海；其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則如陶淵明；其敦篤友朋，信心不欺，則如朱文季；其孺慕終身，友愛無間，則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試用不盡，則如范希文；而遭讒被謗，坎壈挫折，又如蘇長公。”（《周亮工全集》第18冊，第216-217頁）如此一長串比況，摒去溢美的成份，一個豐滿立體、近乎完美的封建士大夫形象躍然眼前。

值得注意的是，黃虞稷以虞詡、蘇軾作比，來形容周亮工坎坷多難的宦途。實際上，與前朝那些直臣能吏相比，周亮工屢次被劾論死又遇赦的經歷不僅頗具傳奇色彩，而且有著更為復雜的歷史動因。

今日始逢天眼開

順治十一年，因在福建政績卓著，周亮工被清廷任命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從而躋身卿貳。翌年正月，周亮工到京正式上任。甫入職，就儻言論列，疏陳閩海用兵機宜，獲得了順治皇帝的“嘉納”。不到半年，又擢升戶部右侍郎。此時的周亮工正當壯年，意氣英發，其大有為之心躍躍欲試。孰料風云突變，期于大用的節奏戛然而止，一場大獄不期然地降臨。

《清史列傳》記載，順治十二年五月，新任福建總督佟岱剛剛到任，就有人來申冤，狀告已離任的福建按察使周亮工，以霹靂手段處置武舉人王國弼和貢生馬際昌、穆古子、蔡秋浦、蔡開南、史東來等結社案，導致際昌、秋浦、國弼、開南四人死于獄中，佟岱據此彈劾周亮工貪酷不法。皇帝知道后，要求周亮工做出回應，不久又解除了周亮工的職務，要他返回福建對質。

回閩待審期間，正好趕上鄭成功的部隊來攻打福州，城守力量薄弱，形勢危急，巡撫宜永貴計無所出，只得求助于獄中的周亮工，并把防守西門的任務交給他。周亮工身先士卒，堅守射烏樓，“手發大炮擊殪渠帥三人”，成功阻退了敵兵，保全了福州城。

當然，“功過不相掩”，周亮工雖然守城有功，朝廷并沒有免去他的罪責，也沒有停止對他的審訊。此前，按察使田起龍依據手頭掌握的證據，認定周亮工貪贓四萬余兩，建議處以斬刑并沒收財產。然而經過與周亮工對質，“事皆莫須有”。后閩府又召集了各府州的五位推官，組成“專案組”，對案件進行了重新梳理，并將調查意見提交給新任按察使程之璿，至此，事實方得以澄清，之前錯誤的認定得到了糾正。據說，時值閩地大旱，而當判決宣布之際，天降大雨，百姓奔走相告，為作民歌《束卷雨》。

遺憾的是，案件并沒有就此終結，臬司雖做出了有利于周亮工的判決，巡撫劉漢祚卻疑心審官們有私，于是把前后判決意見打包上報朝廷，并將周亮工和相關人員一并解送京師刑部。自此，案件由地方審理轉為中央審理。順治十六年，經過部議，重新維持了田起龍的初審判決。可是，順治皇帝注意到案件證詞前后的矛盾，又指令三法司會訊，結果仍是維持原議。此時的周亮工似乎已是在劫難逃。

順治十七年秋，朝廷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朝審，這是專門針對京師在押監候死囚的審錄程序。當時制度規定：“刑部現監重犯，每年一次朝審。刑部于霜降前，摘緊要情節刊刷招冊，進呈御覽。仍送九卿、詹事、科道各一冊。于霜降后十日，在金水橋西，會同詳審，擬定情實、緩決、可矜具題，請旨定奪。”（《大清律例·斷獄》）刑部是朝審的組織者，而實際參加者則涉及朝廷的各個主要部門以及王公重臣。朝審是前代會審制度在清朝的延續，其宗旨在于彰顯國家“恤刑慎殺”的仁政。幸運的是，周亮工案也被納入了本次朝審。

相關文獻對這次朝審有詳細的描述：這一天，部院大臣下及各科道官，東西以次列座。兩個書吏抬來滿滿兩大竹箱的案卷，置于中庭，逐一唱名審錄。輪到周亮工的時候，他小心翼翼地從袖中取出事先準備好的一份自辯狀呈上，就在諸大臣傳示之際，神奇的一幕出現了：

于是大風從西北起，揚塵沙蔽天，旋入庭，從手中掣所讀紙，直望空去，人吏披靡，天地晝暝晦，人對坐不見面。公獨跪階下，叩首呼冤，口不得發，默自念曰：“天豈哀我耶？吾死生此刻決矣。”（《賴古堂集·附錄·墓碣銘》）

狂風良久方止，這一突如其來的自然異象無疑極大地震撼了在場的官員。中國古代素有天人相感之說，古人也篤信自然災異往往昭示世間的冤枉不公。驚魂甫定，為首的大學生發表意見道：“天意如此，此獄可疑。”其他大小官員亦齊聲附和稱疑。收到大臣們的匯報，“世祖皇帝異之”，又逢太皇太后的本命元辰，在獄人犯罪責概減一等，于是，周亮工依例改徙寧古塔。有感于周亮工死中得活的奇遇，友人龔鼎孳特意寫下長詩《大風行》以志其事，周亮工自己也留下了“恩膏此際同淪骨，疑牘誰為吹上天。羊角已扶九萬里，故人空賦大風篇”的詩句。

轉過年來的正月，順治皇帝駕崩，彌留之際，詔赦在獄諸人，周亮工終于得以走出刑部大獄，回歸自由之身。

將相垂成事又虛

周亮工因何身陷大獄？上文已交待原委。然背后真相是否如此，歷來史家說法不一，有一種說法頗為值得注意。

按照為周亮工立傳的侯官人林佶的說法，周之陷獄是因為得罪了鄭成功父子。當時，鄭芝龍已歸降清廷，鄭成功卻占據廈門與清廷對抗。清廷為羈縻計，封芝龍為南安伯，并嘗試招降鄭成功。在閩任職八年的周亮工入為左副都御史后，積極向朝廷建言獻策，建議除掉鄭芝龍，對鄭成功改撫為剿。對周亮工這個“閩事通”的意見，朝廷非常重視，于是鄭芝龍被下獄。“芝龍知公發其事，乃大恨，揮金謀報公”。（《碑傳集》卷10）

這樣說來，周亮工之得罪，表面上是以佟岱為首的閩省實權派官員的彈劾和陷害，背后實際上是鄭氏勢力的經濟運作。進而言之，除了鋒芒太盛、招怨于人外，周亮工的悲劇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明清易代之際，那些入仕新朝的貳臣少有善終者，這一事實本身就能說明問題，或如鄧之誠所言：“當時滿漢相傾，成為風氣，亮工不死，屬有天幸。”（《清詩紀事初編》卷8）

盡管命懸一線、處境堪憂，獄中的周亮工卻始終保持了樂觀、昂揚的生命姿態。他請同獄的黃濟叔刻“又活一日”印一枚，堪為當時心境的生動寫照。他與友人吳冠五擁絮唱和，吟詠不斷，苦中作樂，甚至“于對簿時，從榜笞呼謈聲中，借伍佰筆作送人二十絕句”，（《賴古堂集》附錄）這份灑脫豪邁便是當年的蘇東坡也有所不如。他又著書以為排遣，“以圜扉之中無可檢閱，故取老人讀書祗存影子之語，以《書影》為名”。這便是筆記體著作《因樹屋書影》，該書“記述典贍，議論平允，遺聞舊事，頗足為文獻之征”。（《四庫全書總目》附錄）在某種意義上，縲紲之中的經歷不僅是一種磨礪，也是一種成全。

順治十八年九月，甫脫刑網、重獲新生的周亮工在揚州會晤陳維崧等友人，發表了如下一番劫后感言：

老臣獲戾，六年于茲矣。六年以來，關木索嬰金鐵，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卒隸則涕怵息，自分旦夕就湯鑊，以快舞文者意。覆盆之中，寧知復有今日與諸君相勞苦乎？賴國家大恩，卒賜湔濯。第念頻年對簿，株連瓜蔓，何止千人！為老臣拷掠垂斃者百數十人矣，為老臣斃三木下者十余人矣。有司白臣冤，道死者一人，瘐死二人，余者瀕死數矣，卒無有一人誣服者。他變姓名微服為累臣槖饘計，又不知幾何家焉。嗟夫，何以致此？夙夜自思，惟是結發為吏，實未嘗有所恨，以至斯也。（《贈周櫟園先生序》）

大獄得活，恍如夢寐。然痛定思痛之余，觥籌交錯之際，自矜之情溢于言表，而這份自矜則來自于周亮工對平生道路的篤信和對所作所為的坦然。

當然，稠人廣座之中的場面話未見得代表當事人的真實心曲。曾經的躊躇滿志，最后只剩夢幻泡影。他在寫給友人劉素先的賀壽詩中有句云“滄桑到眼人空老，將相垂成事又虛”，未嘗不可以看作他的夫子自道。以常理揣度，經此挫辱，周亮工光芒四射的人生信仰不免蒙上一層灰色。及至康熙八年再次“被劾聽勘”，年近花甲的周亮工已不復壯年的慷慨豪邁、銳意進取，他一把火燒掉了平生所作詩文，邊燒邊嘆息道：“使吾終身顛踣不遇者，此物也。”（胡思敬《九朝新語》）豪士暮年走向對平生文字事業的懷疑乃至自我否定，獄案的寒蟬效應至此顯露無遺。

趙進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