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黨暴露后被判刑十年，49年某天醒來，發現監獄已經沒人看守了

1949年5月1日的清晨，杭州監獄里異常安靜，戴中溶從硬邦邦的木板床上醒來，揉了揉酸痛的眼睛，習慣性地環顧四周，卻發現空氣中彌漫著一股詭異的寂靜。

圖|戴中溶

他皺了皺眉，監獄里往日的喧囂——看守的吆喝、鐵門碰撞的刺耳聲響、犯人們的低語——全都不見了，仿佛整個世界在一夜之間被抽空了。

戴中溶的心猛地一緊，幾十年的隱蔽戰線生涯讓他對任何異常都保持著高度警惕，他屏住呼吸，探頭往外看，走廊里空無一人，只有幾縷晨光從高處的鐵窗灑進來，照得灰塵在空氣中飄浮。

01

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龍潭三杰，但很少有人知道“后龍潭三杰”。

所謂“后龍潭三杰”，指的是熊向暉、陳忠經、申健。根據熊向暉晚年所著《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他們“后龍潭三杰”的稱呼，是周恩來給的。

他們三人都是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其中熊向暉位置最重要，他是胡宗南的侍從副官秘書，申健是負責陜西三青團的特務和情報組織，陳忠經原來也是陜西三青團支團書記，后來進了陜西省黨部任執行委員。

盡管三人都發揮了無與倫比的重要作用，但還是有部分情報他們接觸不到。

熊向暉三人是隸屬于王石堅的情報系統，然而當時王石堅在西安的情報系統中，還有另外一支，就是潛伏在胡宗南機要室任副主任的戴中溶。

熊向暉與戴中溶雖然都是為黨工作，但他們彼此都不知道對方，這也符合黨的情報工作的紀律的要求。

應該指出的是，戴中溶最初并不是地下黨員，他后來能為黨工作，完全是受到感召所致。

1909年，戴中溶出生在上海嘉定一個普通的家庭，家里不算富裕，但父母省吃儉用，供他上了交通大學附屬小學。小學畢業后，他又順利升入交大中學，又考進了交大電機工程學院，整整十二年的交大生涯，奠定了他扎實的學術基礎。

大學里的老師們讓他大開眼界，尤其是張廷金教授，那位中國電信界的先驅，課堂上講到火花電機、電子管、真空管時，總是眉飛色舞，眼中閃著對科學無限熱愛的光芒。

“這些技術，是未來的希望！”張廷金曾拍著課桌，激動地說，“你們這一代，要讓中國跟上世界的步伐！”

戴中溶被這些話深深感染，他埋頭苦讀，筆記寫得密密麻麻，恨不得把老師的每一句話都記下來。

上大學時，戴中溶和顧德歡、張光斗關系特別好。多年之后戴中溶還記得，顧德歡尤其聰明，功課總是年級第一，課堂上目不轉睛，課后卻活潑得像個孩子，組織活動、參加童子軍，樣樣拿手。

與戴中溶對技術鉆研不同，顧德歡因為生病休學，接觸了共產主義思想，回來后開始宣傳革命理念，還給戴中溶塞了一本《資本論》。

圖|1934年7月，電機工程學院畢業生合影（第二排右三為戴中溶）

戴中溶后來回憶起這位老同學，仍然忍不住有些感慨：

“顧德歡生病時我去看過他，他家是小地主，生活還可以，他參加革命真正是憂國憂民。后來他到浙江譚震林部隊去了。解放后，征求他意見，他不愿意在杭州做官，寧愿到北京搞技術，以后做過科學院黨組成員。20世紀50年代十二年規劃提出后，中國科學院成立了電子所、自動控制所、計算機所、半導體所等研究機構，他是電子所所長，搞波導傳輸。”

戴中溶看著好友漸行漸遠，心里既佩服又有些迷茫，他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也會在不久后被徹底改變。

02

1934年，戴中溶從交大電機工程學院畢業，正趕上“通訊救國”的熱潮，學校推薦他去西北的胡宗南部隊擔任電訊技術人員。

戴中溶初到部隊時，完全是個技術宅，對政治一竅不通，只想著把無線電臺建好。他還記得第一次見到胡宗南的情景，那是個身材不高卻氣勢逼人的男人，眼神銳利，講話鏗鏘有力。

“戴先生，通訊是軍隊的命脈，你放手干，錢不是問題！”胡宗南拍著他的肩膀，語氣里滿是信任。

戴中溶確實沒讓胡宗南失望，他利用在交大學到的知識，從團部到師部再到軍部，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無線電通信網。他常常跑到上海諾曼底公寓下面的三極電力公司采購器材，那是他的老師張廷金開的店，專為海岸電臺和船舶提供設備。

在部隊里，戴中溶的日子過得順風順水，月工資130元，比普通士兵高出十倍，同事們對他也格外尊重。

他還記得有一次調試電臺，信號從幾百里外的團部傳過來，清晰得像在耳邊說話，周圍的士兵都看呆了，嘖嘖稱奇。

戴中溶笑笑，心里卻有些復雜，他開始注意到部隊里的腐敗現象——賭博成風、走私猖獗，甚至還有妓院跟著部隊跑。這些黑暗面像一塊石頭，壓在他的心頭，讓他越來越覺得，這不是他想要待的地方。

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戴中溶的兩年服務期滿了，他沒請一天假，直接回了嘉定老家。可萬萬沒想到，命運再次將他拉回了胡宗南的部隊。

1937年淞滬抗戰，胡宗南的部隊在上海吃了敗仗，蔣介石怕他全軍覆沒，命令他回西北整頓。

胡宗南找到戴中溶，苦口婆心地勸他回去：“老戴，抗戰需要你，通訊不能斷，你得幫我培養一批電訊人才！”

戴中溶猶豫再三，還是回到了部隊，這一回去，就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不久之后，戴中溶出任胡宗南部機要室副主任，機要處下設三個室，譯電、機要文書和無線電，戴中溶管無線電，不直接接觸電報。

譯電室是一個要緊所在，胡宗南規定，只有他和參謀長可以進去，但是唯獨戴中溶例外。

根據戴中溶回憶，他那時就經常到譯電室去，甚至又是還把譯電拿起來看，上面都是胡部隊作戰計劃、部隊調動等來去電文。

不僅如此，戴中溶還能接觸到密碼本，無論是專用還是通用的，他都能看得到。

對于這種情況，胡部譯電室的工作人員也都習以為常。

胡宗南知道戴中溶從不過問政治，所以對他的行為也并不加以控制，有時還主動找他聊天，胡宗南對待戴中溶宛如親信一般。

03

改變戴中溶的是一次偶然。

1938年底，戴中溶的妹妹黃葳來到甘肅找他，她已經是中共地下黨員，帶著滿腔的革命熱情。

黃葳在戴中溶的住處住了幾天，夜深人靜時，兄妹倆促膝長談，她講起了延安的見聞，講起了共產主義理想。

“哥哥，你看到國民黨這些腐敗了吧？跟著他們沒出路，加入我們吧，為國家和人民做點真事！”黃葳的眼神熾熱，像是要點燃什么。

戴中溶沉默了許久，他回想起顧德歡塞給他的《資本論》，回想起部隊里的種種黑暗，內心開始動搖。

“我不想在這兒干了，我想去延安，入黨！”他終于開口，聲音低沉卻堅定。

圖|黃葳在陜北

黃葳后來專門將此事匯報給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然而八路軍辦事處的領導卻不同意戴中溶去延安。給出的理由也很實際。

“組你現在的崗位太重要了，外面的人想打進去都難，你得留下來！”

戴中溶愣住了，他沒想到，自己會被要求留在敵人內部，多年之后他才明白組織上的深意，即便是從外面打入敵人內部，位置上也不一定會有他那么好。

至于戴中溶所提到的入黨的問題，組織上考慮再三，出于對他安全的擔憂，決定他暫時不入黨。

從那以后，戴中溶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表面上是胡宗南的機要室副主任，掌管無線電通訊；暗地里，他成了中共地下黨的情報員。

他的工作并不復雜，因為身份特殊，他能直接接觸到譯電室里的機密電文，包括胡宗南的作戰計劃、部隊調動等核心情報。

“我不用偷，東西就在我面前。”多年后，他回憶起這段經歷，語氣平靜卻帶著一絲自豪。

戴中溶與西安的一個書店老板單線聯系，那人表面上吃喝玩樂，與胡宗南的情報系統毫無交集，實則是中共的聯絡員。

后來，組織又派了一個叫王金平的年輕人做他的副官，名義上是老鄉，實際上是徐州人，專門負責傳遞情報。

戴中溶的工作小心翼翼，他從不留下任何書面記錄，需要寫的東西看完就燒掉，腦子里卻像臺精密的機器，記下了無數關鍵信息。

1947年2月，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但實際上，消息已經多個不同的渠道傳到了延安。僅是王石堅負責的情報系統，就有兩個來源、

一個是熊向暉，一個就是戴中溶。

戴中溶晚年回憶：

“我干過的比較知名的情報工作，大概是提供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的軍事動向的情報吧，對保衛延安發揮了作用，中央曾發電給予嘉獎。”

不過，戴中溶自己也沒有想到，也就是在這一年，他突然被捕。

戴中溶被捕，源于王石堅情報系統的暴露。

1947年9月下旬，北平順天府東街的中共地下電臺被國民黨軍統偵測到信號，報務員李政宣當場被捕，旋即叛變。這場突如其來的打擊像一顆炸彈，炸毀了中共北方情報系統的半壁江山。

不久之后，王石堅也被捕。

當然，有關王石堅被捕后是否叛變，時至今日依然沒有具體的資料可以證實，但可以清楚的是，從王石堅被捕以后，從北平到保定、沈陽、西安、蘭州，情報網絡接連暴露，導致44名地下情工人員（大部分是共產黨員）被捕入獄，牽連被捕123人。許多人遭到嚴刑拷打，被判徒刑。

就連熊向暉、申健、陳忠經也差點被捕。

與此同時的是，與戴中溶有聯系的西安的書店老板和王金平也被捕。

戴中溶得知消息時，心如刀絞，但他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仔細分析局勢。

“書店老板和王金平都是硬骨頭，他們不會輕易招供。”他安慰自己，決定按兵不動，靜觀其變。

沒過幾天，胡宗南派了一架小飛機把他從甘肅接回西安，參謀長一臉嚴肅地告訴他：“南京要人，我們不同意，但面子上過不去，你得去一趟。”

戴中溶心里一沉，但他表面上不動聲色，跟著去了南京的看守所。審訊室里，軍統的處長盯著他，語氣陰冷：“我們知道你的妹妹在延安，你跟她往來密切吧？”

“是，她來過兩次，一次是生孩子，我去醫院看過她。”

戴中溶坦然回答，沒有一絲慌亂。他知道，自己的住處早就被搜查過，但多年來，他從未留下任何證據，軍統拿他沒辦法。

胡宗南也不相信他有問題，甚至還幫他說話：“老戴不問政治，跟妹妹往來很正常。”

可軍統還是不肯放人，年底，電臺案的十七八名地下黨成員被轉押到南京軍統看守所，戴中溶也在其中。公審后，著名的“北平五烈士”謝士炎、丁行之、朱建國、趙良璋、石淳就是因此案而壯烈捐軀的，被槍斃在雨花臺，他們因為留下了電臺或書面證據，成了軍統的靶子。

戴中溶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是全案中最輕的，但他心里清楚，這判決只是個幌子，隨時可能被處決。

04

南京的監獄生活像一場無休止的噩夢，每天清晨，槍聲都會準時響起，一批批政治犯被拉出去槍決。

戴中溶和獄友們每天都在數著日子，猜測下一個會是誰。

1949年初，南京吃緊，監獄里的犯人被轉移到杭州，情況變得更加兇險。杭州監獄里，政治犯一批批被槍斃，甚至連判無期徒刑的都不放過。

戴中溶的心沉到了谷底，他知道，自己的十年徒刑只是個笑話，死亡隨時可能降臨。

到最后，監獄里只剩下十個人，都是電臺案的軍人犯，偌大的監獄空蕩蕩的，只有九個看守和他們相依為命。

戴中溶默默地盯著牢房的墻壁，腦海里閃過這些年的點點滴滴——交大的青春歲月、部隊里的電臺搭建、隱蔽戰線上的驚心動魄，還有妹妹黃葳那句“為國家和人民做真事”。他閉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氣，心里暗暗發誓：只要有一線生機，他就絕不放棄。

圖|1979年《數學年刊》編委第一次會議（前排左五為戴中溶）

1949年5月1日早晨，監獄看守送來早飯，出奇的是，在送飯以后，看守連監獄門也沒鎖，眾人吃完了飯，也沒見看守來收碗筷。

戴中溶心里感覺很奇怪，但卻也意識到了一件事，外面很有可能發生了情況，他們大著膽子推開大門，看到解放軍的隊伍，戴中溶的心終于落了地。

“我們自由了！”他低聲說，聲音里帶著難以抑制的激動。

戴中溶等十名同志請求保護，但是解放軍野戰軍繼續追擊，無法停留保護他們，戴中溶和獄友們決定留在監獄里等待進駐部隊。

第二天，部隊來到杭州監獄駐扎，戴中溶這才安心了不少。

第三天，地下黨終于找到他們，他們還埋怨為什么不早點派人來保護，領導笑著說：

“忙得暈頭轉向，知道你們有部隊保護，放心得很！”

戴中溶苦笑了一下，心里卻暖暖的，他知道，這場漫長的隱蔽戰線斗爭，終于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在杭州，他偶然在《解放日報》上看到杭州市軍管會成員名單，顧德歡的名字赫然在列。

“戴中溶激動地寫了一封信，第二天，顧德歡派警衛員來接他，兩人重逢時，抱在一起熱淚盈眶。

05

1949年5月，戴中溶從杭州回到了嘉定老家。

平靜的日子沒過多久，一封來自北京的信打破了他的寧靜。

信是羅青長寄來的，這位當年在西安與他單線聯系的地下黨負責人，如今已是新中國通訊部隊的重要人物。

“老戴，國家需要你，收拾行李，來北京吧！”信上的字跡簡潔有力，像是一道命令，又像是一聲召喚。

戴中溶沒有猶豫，他知道，自己的使命遠未結束，革命的勝利只是一個新的起點。

到了北京，羅青長在簡陋的辦公室里迎接了他，兩人的重逢沒有太多寒暄，只有革命同志間才有的默契。

“老戴，你的電訊技術，國家現在急需，你得繼續干老本行！”羅青長拍著桌子，語氣里帶著不容置疑的堅定。

戴中溶點點頭，眼中閃過一絲光芒：“只要國家需要，我隨時上！”

從此，他徹底告別了隱蔽戰線，脫下那身無形的“偽裝”，以一個新中國技術工作者的身份，投入到建設祖國的熱潮中。

1949年9月，戴中溶接到了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為即將到來的開國大典設計電控升旗裝置。

這不僅是一項技術任務，更是一項政治使命：要確保10月1日天安門廣場上，第一面五星紅旗能在毛主席按下電鈕時，伴隨著國歌精準升到旗桿頂端。

當時北京找不到一根合適的旗桿，22.5米的高度要求讓所有人都犯了難。戴中溶帶著團隊跑遍了北京的工廠，最終在一家自來水廠找到四根不同直徑的水管，他們將水管一根套一根焊接起來，硬是拼出了一根符合要求的旗桿。

9月30日中午，旗桿安裝完成，第一次調試一切順利，團隊成員們松了一口氣，臉上終于露出了笑容。

10月1日，開國大典如期舉行，當毛主席按下電鈕，五星紅旗伴隨著《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冉冉升起，戴中溶站在廣場一角，淚水模糊了雙眼。

據戴中溶之子戴經安回憶，開國大典結束后，戴中溶向他講述了研制電控升旗裝置的故事，但后來報紙上刊登的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升起背后的研發人員名單中并沒有父親的名字。

戴中溶對此事并不在意，仍舊保持著從事隱蔽戰線工作時留下的默默做事不張揚的工作作風。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戴中溶再次被委以重任，負責改裝日本和美國遺留下來的電訊器材，為志愿軍提供可靠的通訊保障。

他帶領團隊日夜奮戰，將老舊的電臺拆解、修復、改裝，確保每一臺設備都能在朝鮮戰場的惡劣環境下正常運行。

有一次，一批美制電臺因為電路老化，信號時斷時續，戴中溶親自上手，拿著烙鐵和萬用表，熬了幾個通宵，終于找到問題所在。

1955年，他因在抗美援朝中的突出貢獻，被授予中校軍銜，1958年，戴中溶調任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新技術室副主任，參與制定新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十二年規劃。

1972年，已經63歲的戴中溶接下了主持長波授時系統建設的重任，這是一個技術難度極高的工程，旨在將中國的授時精度從毫秒級提升到微秒級。

長波授時系統對航天、國防、通信等領域至關重要，但當時中國沒有任何參考資料，完全靠自力更生。

戴中溶帶領團隊在陜西蒲城扎下根，地下四層的發播機房、宏大的天線系統，每一個環節都充滿了挑戰。

工程中，他既是技術負責人，又是協調者，經常跑去海軍、空軍協調資源，憑借當年的戰友情，解決了不少難題。

1983年，長波授時臺終于建成，1984年國慶35周年游行時，授時臺的彩車上寫著“同步精度百萬分之一秒”，戴中溶站在人群中，看著彩車緩緩駛過，眼中滿是驕傲。

1988年，這項工程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戴中溶的名字位列第二，但他卻從不居功。

“這是大家的功勞，我只是做了點小事。”他總是這樣說，笑容謙和，語氣真誠。

2007年5月11日，戴中溶在北京去世，享年9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