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起女大學生涉嫌襲警罪卻不起訴，只因其行兇時剛好抑郁發作…

昨天9.21那篇《》想必大家都還有印象，就是一句話，上海年輕女大學生buff疊滿，即便是兩高一部要求從嚴的襲警罪也能爭取到不起訴。無獨有偶，今天9.22我們繼續來看一個的案例，這次她buff更多！

北京某高校大二學生張某因心情不佳，在非機動車道騎車逆行時被交警制止。情緒激動下，她與兩名民警發生肢體沖突，辱罵并用手指將對方臉部撓傷，經鑒定均構成輕微傷。張某因涉嫌襲警罪被刑事拘留。 辯護律師介入后，重點挖掘其精神抑郁病史，及時提交就醫記錄并申請司法鑒定。經鑒定，張某被認定為限定刑事責任能力人。律師提出其犯罪情節輕微、主觀惡性低，且具有在校學生、初犯、認罪認罰、積極賠償并取得諒解等從寬情節，建議不起訴。

檢察機關經審查采納辯護意見，認為張某行為雖構成襲警罪，但鑒于其犯罪情節輕微，具有限定責任能力、認罪認罰、坦白等法定從寬情節，依法無需判處刑罰，最終作出不起訴決定。本案體現了對特殊群體犯罪嫌疑人貫徹“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司法政策。

毫無疑問，這又是這又是一次對“襲警罪”剛性底線的巧妙瓦解，是“特權辯護”在司法實踐中的又一次精準勝利。它比上海那個案例更加離譜，完美地復刻并升級了“不起訴公式”，將身份、性別、年齡與一個近乎“萬能”的免責條款——精神疾病相結合，最終再次實現了“法外開恩”。

上海那案例核心是“女大學生+賠償諒解”，北京這案例則引入了更具爭議性的武器——“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神通廣大的辯護律師第一時間挖掘出當事人的抑郁病史，并成功通過鑒定將其定性。

這不得不讓人懷疑：這是否屬于高明的律師團隊為富裕家庭量身定制的標準辯護流程？事發后第一要務不再是深刻反省，而是立刻尋找醫學上的“免責理由”。

設想一下，如果是一個底層農民工在沖突中打了警察，他有機會、有財力去迅速做一個為期三個月的精神鑒定嗎？“精神病鑒定”這道法律屏障，似乎天然地為有資源、有意識的階層所準備，法抗拉滿，瞬間無敵。

我們再看北京這個女大學生，辱罵并徒手將兩名民警臉部“撓出二道傷痕”構成輕微傷，這種行為在辯護詞中被有意淡化成“輕微肢體沖突”和“臨時性應激反應”。試問，如果是一個壯漢用同樣方式襲擊警察，還會被如此輕描淡寫嗎？

“撓”這個動作，因其女性化的特征，在司法解讀中被下意識地“去暴力化”了，仿佛這不是一種侮辱性的攻擊，而只是一種情緒化的“糾纏”。這實質上是對執法者尊嚴的二次傷害，暗示某些形式的暴力因其執行者的身份和方式不同，是可以優先被理解和原諒的。

案發后，涉事女子和其家庭上演了一場標準的“救贖戲碼”：道歉信、積極賠償、表示悔改。這一切都需要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社會知識作為后盾。

它再次證明了——在我們的司法體系中，犯錯后“擺平”受害者的能力和意愿，有時比錯誤本身的性質更為重要。警察的傷痛和尊嚴再次被明碼標價并成功支付。這對于那些無權無勢、無法快速拿出賠償金的人來說，公平何在？

總之，北京這個案例絕非什么“司法進步”或“人性化關懷”的典范，而是一場由精英律師主導、利用法律技術性條款為特定階層開脫的“司法表演”。

它憑借的不是法律的普遍公正，而是當事人“女大學生”的身份、“抑郁”的標簽、律師敏銳的“鉆漏洞”能力以及家庭強大的經濟實力。它傳遞出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只要你的身份足夠“值得同情”、你的律師足夠專業、能迅速找到“精神疾病”等理由，那么即便去襲擊正在執行公務的警察，你也可以避免承受真正的法律后果。

最后我想說的是，風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瀾之間。所謂個案堆積起來就成了海量個案。司法的溫度，不應該只去溫暖那些“會哭的孩子”和“有傘的人”。當堂堂“襲警罪”的底線都可以因為當事人的身份和律師的技藝而一退再退時，那最終被寒透心的，只會是每一位在街頭執法的民警，和每一位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通公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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