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放棄年薪50萬工作，與日本打41場國際官司，終使他們承認細菌戰

　　1995 年，在日本留學八年的王選正準備赴美國深造，一則新聞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 —— 老家浙江義烏崇山村的三位村民代表，正為當年日軍細菌戰受害者發起維權，要求日本政府謝罪賠償。此時的她已獲碩士學位，在日本有穩定的英語教師工作，可想到家族里 8 位親人死于細菌戰，包括 13 歲就染鼠疫離世的叔叔，她毅然放棄了深造計劃，辭退工作，全身心投入維權事業。

　　王選的故鄉義烏崇山村，是日軍細菌戰的重災區。1942 年日軍投放細菌彈后，鼠疫、炭疽等疫病肆虐，村里大量村民慘死。小時候，她就常聽長輩講述那段黑暗歷史：“有的人突然發燒潰爛，一家幾口接連倒下，尸體都沒人敢碰。” 家族的傷痛與故鄉的苦難，在她心中埋下了追尋真相的種子。

　　1995 年的這次抉擇，讓她從旁觀者變成了行動者。“我們可以以德報怨，但必須弄清真相!” 這是王選常說的話。她牽頭成立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民間訴訟團，擔任團長，帶領 180 位年邁的受害者踏上維權之路。首要的難題是取證 ——731 部隊早已銷毀大量罪證，受害者年事已高，記憶模糊，不少人沒來得及作證就離世了。王選帶著團隊與時間賽跑，跑遍浙江、山東、湖南等受害地區，白天記錄口述史料，晚上整理材料至凌晨。

　　在魯西地區的調查尤為艱難。1943 年 8 至 10 月，日軍在此發動 “十八秋魯西作戰”，通過細菌戰造成約 5 至 30 萬人死亡，當地人稱 “大賤年”。為收集鐵證，王選多次帶隊前往臨清等地，還組織山東大學、聊城大學學生參與暑期調查，最終形成 12 冊《大賤年 —— 魯西細菌戰口述史料》，為訴訟奠定基礎。

　　1998 年，第一批受害者正式起訴日本政府，王選作為代表首次走進日本法庭。日本政府態度強硬，以 “國家無答責” 為由拒絕賠償，甚至否認細菌戰存在。對方律師故意刁難，逼迫老人反復回憶痛苦細節，有人當場哭暈在法庭上。王選始終堅定地站在受害者身邊，提前安撫他們的情緒，在法庭上據理力爭。

　　這場官司一打就是十幾年，前后歷經 41 場庭審。經費短缺時，王選抵押了自己在日本的房產，還四處奔走籌款;面對日本右翼的威脅恐嚇，她從未退縮：“我退了，老人們就沒指望了。” 最奔波時，她一個月往返中日三次，在飛機上補覺、在火車上吃飯，體重掉了十幾斤，頭發也早早變白。

　　2002 年 8 月，日本東京地方法院作出關鍵判決：雖未支持賠償訴求，但明確承認 “日軍曾在華實施細菌戰”—— 這是日本官方首次在法庭上承認該罪行!消息傳來，王選與老人們相擁而泣，一位老人顫抖著說：“等這一天，等了 60 年啊!”

　　這場勝利讓王選成為國內外焦點。2002 年，她當選 “感動中國年度人物”，頒獎辭評價她：“作為普通中國女性，挑起了民族道義的力量;知識分子的標準，在于良心是否幫同胞尋求理性秩序。” 義烏當地小學將她的故事編入校本教材，受害群眾稱她 “救命恩人”。

　　國際上，美國歷史學家哈里斯評價：“如果中國有兩個這樣的女人，足以讓日本震顫。” 日本正義律師和學者主動加入團隊，美國媒體也專題報道她的事跡。當然，日本右翼罵她 “挑事”，但她毫不在意：“我要的不是名氣，是讓真相大白，讓受害者得尊嚴。”

　　如今的王選已年近七旬，仍未停下腳步。她推動建立義烏細菌戰受害者紀念館，將收集的證據和口述史料永久陳列。有人問她是否后悔放棄前程，她笑著回應：“老人們用一輩子等說法，我花十幾年算什么?只要還有人沒得到道歉，我就繼續走下去。”

　　她的抗爭從來不是為了金錢，而是一場捍衛尊嚴的堅守 —— 為逝去的冤魂，為不能遺忘的歷史，更為了警示后人：真相或許會遲到，但追尋真相的腳步永遠不能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