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實驗室的燈光亮至深夜，顯微鏡下，微生物如星云般匯集。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疾控中心傳染病溯源預警與智能決策全國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國微生物學會理事長徐建國常常凝視著這片微觀世界，陷入沉思。
微生物，這個與人類共生的“隱形王國”，既孕育著生命奇跡，也暗藏突發傳染病的風險。我們應該如何科學認識微生物？面對新發傳染病防控的嚴峻挑戰，我們又該何去何從？
一輩子與病原學打交道，徐建國深知，面對浩渺的微生物世界，需要有發現新病原的先進能力，需要不斷追求技術創新。
南極冰層、深海熱泉……隨著技術進步和生態變化，更多“生客”正闖進人類視野。2024年，我國科學家就在標本中發現了16萬余種新的RNA病毒。
“哪里有危險的病原，哪里就是疾控人的戰場。”為了這份初心使命，徐建國執著追求了四十余年。
徐建國（左）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新華網 劉廈 攝 1999年初夏，電話鈴聲打破平靜：“徐教授，徐州有事，明天出發！” 火車上，疫情輪廓大致勾勒：一種不明原因腹瀉病已致死亡人數持續增加。由于病原無法確定，遲遲不能采取有針對性的防控措施。 當地產生各種猜測，恐慌如烏云壓城。防疫站的疫情討論會議室里，徐建國敏銳注意到：“先腹瀉后腎衰竭，這是腸出血性大腸桿菌O157：H7的標志性病史！” 要想更準，就不能放過任何可疑點。
在徐建國指導下，疾控隊伍從原本已被放棄的培養基中分離到病原菌，患者血清樣本也立即隨列車北上。24小時后，北京實驗室確認：腸出血性大腸桿菌O157：H7抗體陽性。
快、更快，晝夜不停只為與時間賽跑。
“一些同志對這個細菌不熟悉，一時難以達成共識。但為了控制疫情，必須立即確定病原體。我們的結論有科學證據。”面對疫情討論會上的觀望，他直面挑戰，果斷寫下疫情診斷報告。
三天后，防控方案緊密部署。徐建國帶領團隊持續改進檢測方法，100多名疾控人員晝夜不停，現場采集各種標本上萬份。最終，疫情不到一個月基本得到控制。
溯源進一步揭開“謎團”：畜牧業進口的種羊攜帶病原體，傳播給豬等家畜家禽；后又經屎殼郎、蒼蠅等污染了人群生活環境……
“若非及時干預，感染和死亡數字或將成倍上升。”徐建國回憶，“這就是和病原體賽跑的意義所在。”
然而，人類與病原體的較量，往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何更精準地識別病原微生物，甚至預測疫情，從被動防御轉為主動防御，徐建國扎根到實驗室。
2004年，他首次提出建立包含80種罕見病原菌的儲備名錄，迎接罕見病原體的挑戰。
“我們要為未來可能出現的‘挑戰’做足研究儲備。”2003年，為了鎖定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病原體，全球科學家奮戰了4個多月，才獲得明確結論；2020年，新冠疫情來襲，中國政府用8天時間確定病原體，16天研發成功檢測試劑盒。徐建國擔任了疫情初步結果評估專家組組長。
大疫，淬煉出中國疾控體系的韌性。數據顯示，我國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平均報告時間縮短至4小時，建成了72小時內鎖定超過300種病原體的檢測技術網絡。
挑戰，磨礪出不斷創新突破的中國疾控專家。在過去10年間，徐建國率領團隊發現150余種新的細菌和20余種新病毒，讓科研、科技更好助力傳染病防控。
“未來要警惕那些尚未現形的未知傳染病。”徐建國說，“只有搞清未知病原的宿主與傳播鏈，才能讓傳染病防控的‘馬后炮’變成‘先手棋’。”
走進中國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樓道內掛著的幾張黑白照片引人駐足。
簡陋的實驗室里，老一輩科學家聚集在顯微鏡旁討論工作；青藏高原上，防疫人員跋涉在崎嶇山路；新細菌發現牌上，寫著中國病原學專家尋找到的全新病原體“旱獺埃希菌”……
“從馬車上的防疫隊到先進的移動P3實驗室，我時常想起我的老師和前輩們。”徐建國凝望著這些照片說，每當遇到困難時，總能從先輩事跡汲取精神力量。
那些未知微生物基因組序列飛速解碼，那些頂風冒雪高原缺氧環境的采樣，考驗著抽絲剝繭的耐心，更激勵著追求真理的勇氣。
徐建國說，中國疾控人有信心、有能力去做更多事情，與微生物更好地和諧相處，將傳染病對人類的危害降到最低。
被問及疾控精神的真諦，他語氣堅定：“我們甘愿做默默無聞的基石，更好護佑人民生命。”（記者顧天成）
本文來源：新華社、新華網
本文編輯：Chem 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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