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律師張萬軍：妻子能否追回丈夫因婚外情關系自愿補償他人錢款

作者：張萬軍，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本案源于山西省萬榮縣一起不當得利糾紛。再審申請人蘇某（女）與被申請人王某1、王某2及原審第三人丁某（蘇某丈夫）、呂某之間因18萬元款項產生爭議。事實背景為：丁某與呂某存在不正當男女關系，呂某的婆婆王某1及其兄弟王某2以“精神損害賠償”為由向丁某索要18萬元。丁某通過轉賬支付該款項后，蘇某認為丁某擅自處分夫妻共同財產，侵犯其合法權益，王某1和王某2取得款項缺乏法律依據，構成不當得利，故訴至法院要求返還。一審和二審法院均駁回了蘇某的訴訟請求，蘇某遂向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本案核心在于不當得利構成要件是否成立。法院指出，不當得利需滿足四個要件：基于給付取得利益、他方受損失、因果關系、無法律根據。本案中，案涉款項系丁某與王某1、王某2達成協議后自愿支付，該協議作為給付依據，不屬于“無法律根據”的情形。蘇某雖主張夫妻共同財產處分權受侵害，但未通過法律程序請求確認協議無效或撤銷，故不能直接以不當得利為由要求返還款項。此外，法院強調，蘇某參加的訴訟程序已保障其辯論權，一審引用的其他裁判事實無需質證。最終，法院裁定駁回蘇某的再審申請。（案例來源：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23）晉民申2263號民事裁定書）

完整裁判要旨：

綜上，再審申請人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第六、九項的規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一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再審申請人蘇某的再審申請。

二、法理分析

本案看似是一起普通的財產糾紛，但背后涉及不當得利制度、夫妻共同財產處分權、協議效力認定等多種法律問題。作為法律從業者，筆者認為法院的裁判理由體現了對不當得利構成要件的嚴格把握，同時也揭示了民事活動中意思自治與權利保護的平衡。

從不當得利制度的角度分析，其核心在于矯正“無法律根據”的利益失衡。本案中，蘇某主張王某1和王某2“惡意占有”財產，但法院重點關注了給付行為是否有合法依據。丁某與二被申請人達成的協議，雖源于不道德行為，但在民事法律上仍屬雙方真實意思表示。根據《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條，民事法律行為有效需具備行為人能力、意思真實、不違法等要件，案涉協議并未顯失公平或違反強制性規定。丁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自愿支付款項以平息糾紛，該給付便有了合同依據。蘇某若認為協議侵害其權益，應優先通過確認無效或撤銷之訴尋求救濟，而非直接跳至不當得利。這反映了司法對合同相對性原則的尊重，即非合同當事人不能隨意否定協議效力。

值得關注的是夫妻共同財產處分權的爭議。蘇某援引《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條，強調夫妻對共同財產享有平等處理權，丁某擅自處分大額財產屬無效。然而，法院未支持這一觀點，原因在于外部第三人難以判斷財產性質。夫妻共同財產在對外交易中常被視為整體，除非第三人明知或應知處分行為侵權，否則善意取得制度可能優先保護交易安全。本案中，王某1和王某2作為呂某的親屬，索款行為雖具道德瑕疵，但無證據表明其明知丁某處分財產未獲配偶同意。因此，法院更傾向于認為蘇某的損失應向丁某追償，而非直接指向收款人。這警示公眾：夫妻內部財產約定對外效力有限，重大財產處分需雙方明確授權，否則一方擅自行為可能導致內部追責而非外部無效。

此外，本案凸顯了道德與法律的界限。丁某與呂某的不正當關系無疑違背公序良俗，但王某1和王某2的“索賠”行為是否合法？法院未支持其構成精神損害賠償，因《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條僅允許夫妻間在離婚時主張損害賠償，其他主體無權援引。然而，丁某的自愿給付轉化了性質——從“賠償”變為“協議對價”，從而規避了違法性審查。這提醒我們，法律不干涉道德范疇的自愿補償，但一旦形成協議，便需嚴格遵循合同法規則。若允許配偶以道德瑕疵直接否定外部協議，可能引發交易不確定性，反而損害法治秩序。

從程序法視角看，蘇某主張一審法院剝奪其辯論權，但高院認定已為生效裁判確認的事實無需質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這體現了訴訟經濟原則，即司法資源應聚焦爭議焦點，而非重復審理既定事實。蘇某作為積極參訴當事人，若對基礎事實有異議，應舉證推翻而非質疑程序公正。此種處理既維護了裁判權威，也敦促當事人理性行使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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