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我國為什么要費這么大勁堅持掃黃？

中國為什么要費這么大力掃黃掃毒，這個問題近幾年或許有了答案。

先從一樁案子說起，2021年5月，成都一名18歲女生因傳播性病被判五年。

她在此前一年確診艾滋，之后頻繁與人發生關系，還故意把安全套戳洞。

新聞之外，類似情形并不罕見：更早幾年，國外有一個19歲女生在三個月內讓三百余名男子感染，其中一半以上是同校同學，剩下的是公務員、教師、律師等社會人士。

如今不管是線下邀約還是軟件匹配，這種節奏越來越快，隨之而來的風險也跟著走高。

高校成為新的高發區，六年里大學生HIV感染年增幅被統計為30%到50%，15—24歲累計感染約一萬五千例，男女比例32.6：1，其中男男性行為一直扮演主要環節。

現在的年輕人雖然關于性的了解更多了，但真正的衛生知識依舊缺乏；在覺得沒事的那一刻，病毒已經上路。

把視線往外拉，能看到另一條線索。

追溯到更早的殖民時代，殖民者已經開始把天花當作對原住民下手的工具。

戰爭年代的性病同樣扎眼，1941年，美國國內新增梅毒約一百萬人；

歐洲戰場上，德軍投降的當月，美軍即統計出大規模淋病與梅毒病例。

由于藥效有限，于是出現了臭名昭著的人體試驗：1946年，危地馬拉，妓女被注射病原再被送進監獄傳播；

再往前，是塔斯基吉實驗，對六百名黑人隱瞞四十年。

梅毒究竟從哪里來，歐洲各國互指。

十六世紀的醫師寫過一段細節：哥倫布返航至巴塞羅那，有印第安隨行者；

接待的名妓先染病，軍隊再帶著走，很快從法到德、從瑞士到英蘇，十年不到遍及歐洲，然后隨殖民回流非洲、向東進入亞洲。

時間回到1952年1月，鐵原郡的冬天異常熱鬧。志愿軍陣地上出現不合季節的大量昆蟲，每每伴隨美機盤旋。

采集樣本檢出霍亂、鼠疫，也檢出了與性傳播相關的病原。

3月，中國在國際上提出抗議，隨后投放明顯收斂。

更早的歷史也見過官方放行的版本，比如朱元璋曾設官妓制，秦淮燈火盛極而熾，官場與市井一道流連，直到明宣宗時期收手掃過一輪。

而真正把手伸到全國范圍，是另一個時代。

1949年之后，城市接管與社會整治同步推進，在“打掃干凈屋子再迎客人”的指示下，八大胡同的紅燈下起落了幾百年，終于滅了。

1953年前后，改造任務收尾，性病曲線急降。

可在七十年代末又有了轉折，經濟轉身、流動加快，性病又回來了。

1980年全國全年僅報告四十八例；二十年后，統計口徑下的性病數跳到八十五萬九千，艾滋病壓在最上面。

它通過性、血液和母嬰傳播，能把人的免疫系統慢慢抽空最終致命。

1981年6月，美國期刊上出現五個不明病例，共同點是男男性行為；

1985年，北京協和收治境外帶入的病例；

后面有研究追溯，早在1982年進口血制品已把艾滋病毒帶進來了。

再看六十年代的美國，從越戰、失業到街頭暴動，疊加出了逆反文化。

按摩店、旅館、桑拿一路開花；男男群體從地下走到地上，社交網絡靠的是酒吧與派對。

那股風后來飄洋過海，開放與現代化把世界帶得更近，好的壞的都一起到達。

今天的校園里，風氣看上去更輕松了，真正的防護沒跟上。數據里寫著：青年學生病例中，男男性傳播占比超過八成。

同一時期截至到2024年10月底，全國登記在冊的現存艾滋感染者過百萬，性傳播占九成以上。校園里成千上萬的學生，感染率是千分位，可增長曲線不容樂觀。

高校里出現了健康告知、匿名檢測、藥學門診，流程逐步細化，但校園之外的夜色更復雜。

公共衛生的招式，總會被拿到臺面上反復討論。

2007年，有專家呼吁放寬艾滋感染者入境限制，支持者說去污名，反對者說要控制風險。十多年過去，報告的現存活感染者仍在增加，同時累計死亡人數也在增加。

在城市夜店與會所里，從業者被包裝成公主、少爺、公關，舊詞換了新皮；服務對象越匿名，追蹤與阻斷也愈加困難。

回到掃黃掃毒，這一組詞在人們耳邊出現了很多年。

有人把它看成姿態，也有人把它當成理所應當。

而真正需要盯住的，是那些清楚的環節：什么時候出現傳播高峰，哪類場所重復出事，哪些群體最容易被忽略，這些都被重點關注。

把時間拉長一點，明代的燈紅酒綠、民國的胡同煙火、建國初期的整治與回落、七十年代末的反彈、八十年代的輸入、九十年代的擴散、千禧年以來的互聯網加速，每一個時間點都留下一組因果。

診室里，醫生把紙推給病人，寫了窗口期多久、藥怎么吃、多久復檢；

走廊上，海報貼著自愿、匿名、免費；大學里，類似宣傳正在增加；

社區里，志愿者挨個發安全套。

有人在猶豫要不要去醫院，有人在決定要不要說出真實的接觸史，有人把檢測報告折住放好。

有些事說起來殘酷，卻躲不過去。

新聞里的一句故意戳洞，讓很多人脊背一涼；法庭上的一紙判決很簡單，但另一端的痛苦卻無法磨滅。

社交媒體會把“浪漫”與“試探”變得更輕松，可法律與道德卻沒辦法替人承擔后果。

所有統計最終都要回到個人的選擇上：是否了解傳播路徑，是否做足防護，是否承擔后果。

掃黃掃毒的政策有其必要性，而公共衛生的重心永遠在“人”。

當風險上升為趨勢，每個個體都會暴露在風險之中。

選擇如何生活，也是在選擇怎樣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