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歷史書，221條人命

順治十八年（1661），是清朝入關后第一次感覺到危機的年份。

這一年的正月，在北京，順治帝因染上天花，不治身亡，由8歲的兒子玄燁繼位。權力的穩固與否是個大問題。

同年，千里之外的江南，一本歷史書成為暢銷書。準確地說，這是一本關于前朝歷史的書稿——《明史輯略》。

有人開始告發，說他從中讀到了“反清復明”四個大字，一路告到北京。

一場針對江南文壇的血雨腥風，降臨了。

浙江烏程（今浙江湖州）大富商莊允誠，有一子莊廷鑨。莊廷鑨是個喜讀詩書，頗有點胸懷大志的人。可惜命運多舛，還沒闖出個名堂，一場重病就直接導致他雙目失明了。

但他志向堅定，一心想學春秋時期的盲人史學家左丘明，希望通過著書立說青史留名。

湊巧，住莊家對門的大戶，就是前明天啟年間首輔朱國楨家。老朱在當大官時，曾主持編修過記錄明朝歷史的《國朝大政記》。后來，朱國楨去世，再后來，大明敗亡，朱家便家道中落。

這可讓莊家看到了青史留名的希望。

于是，莊允誠斥巨資買下了朱國楨遺作的版權，再重金聘請了十余名江南文人，組成新的明史修撰團隊，由號稱“左丘明轉世”的兒子莊廷鑨領銜修明史。

明末清初，社會動蕩，江南文人不仕清者大有人在。一聽說烏程巨富要歌頌大明，還包吃包住，大量非頂尖文人差點兒把莊家門檻踩爛了。

為了增加新書的名氣，莊允誠還曾想花重金請當世名士顧炎武作序。結果，顧炎武考察一番后，發現莊氏父子不過是沽名釣譽之輩，于是冷哼哼地丟了一句話：“不學無術，實非史才。官能鬻，名能買，世風如此，可嘆可笑。”

▲大名士顧炎武（1613-1682）。圖源：網絡

受到顧炎武的打擊后，莊氏父子決定不走尋常路：未經當事人同意，便悄咪咪地將一群久負盛名的江南才子列入新書的參校名單中，其中就包括查繼佐、范驤、陸圻三人。

如果莊氏修明史只是鬧著玩兒，編好了就藏起來，那問題不大。可莊氏在編修過程中，發現了為明朝寫史的巨大商業價值。

順治十七年冬，莊氏《明史輯略》正式推出市場。

作為該書的總編，莊廷鑨卻沒能挺到該書出版之日，早就病逝了。他死后5年，他的父親莊允誠將書刻成出版。

《明史輯略》刊印時，明朝滅亡不到20年。當世之人，但凡有點歲數者，均曾經歷過李自成起兵、崇禎上吊、清軍入關等重大歷史事件。對于這本在敏感時期出現的前朝史書，無論是群眾還是高層，都盯得死死的。

可莊家修史，就如顧炎武所言“實非史才”，政治敏感性也嚴重不足。在寫作上，莊氏父子不僅將朱國楨遺作進行大量刪增，補寫的崇禎及南明史事，仍奉南明的年號為正朔，不寫清朝的年號。此外，還在書中提及滿人入關前的不光彩秘聞等等。

于是，這本書賣著賣著，就出事了。

趁著《明史輯略》上市，范驤的好友周亮工買了一本。回去翻閱后，他發現，書中直言李自成進入紫禁城后，明朝曾給李自成上了降表。而且，為了表示這一歷史事件的可靠性，書中特別強調這段歷史的記述出自龔鼎孳之手。

龔鼎孳在當時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與吳偉業、錢謙益并稱為“江左三大家”。與后兩者一樣，他也出仕清廷，并在朝廷內身兼要職，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專管天下監察檢舉之事。

現在，《明史輯略》擅自提到龔鼎孳的名字，且極有可能是編撰者牽強附會上去的。周亮工因此擔心龔鼎孳看到此書后，一定會追查到底，遂急告同列參校名單中的范驤、查繼佐、陸圻三人，并力勸他們趕緊向官府檢舉此事，以免將來受到牽連。

▲查繼佐行書《五言律詩軸》。圖源：網絡

聽聞此事，查繼佐才知道自己被列名為《明史輯略》的參校人員，十分氣憤。可他當時正好也在編寫《明書》（即后來的《罪惟錄》），因此，對周亮工的提議，一開始并未在意。

還是周亮工，擔心朋友出事，趕緊給他們仨寫了份擔保書，細述他們三人與莊氏《明史輯略》的編寫毫無瓜葛，并呈交浙江按察使司、浙江學政衙門備案。

盡管明眼人都看出來了其中潛藏的風險，但包括按察使司在內的浙江諸衙門，初時對此事的態度，卻表現得極度的寬容。時任浙江學政的胡尚衡甚至還對按察使司轉遞人員直言：“文章之事，何必存案？貴司以為需要，就煩請貴司代批如何？”

胡尚衡沒想到，自己一句不經大腦的話，居然讓負責轉呈公文的按察使司官員當了真，遂代按察使司作出批復：“明史一書，非奉旨孰敢擅刻？湖州府嚴查確報，以便詳究題參可也。”

公文打回湖州，落到了府學教授趙君宋的頭上。

與那名擅自下令的按察使司官員一樣，趙君宋也是個愛多管閑事的家伙。他十分清楚莊氏在湖州、烏程一帶的財力影響，覺得此番是一個勒索敲詐的好機會，遂憑職務之便跑到烏程莊家檢核明史，并威脅莊氏要上告朝廷，判他個藐視國法重罪。

莊允誠不是嚇大的，他不甘輕易受制他人，遂委托官場上的好友、湖州分守道張武烈替自己疏通關節，并將趙君宋提到的史實謬誤抓緊修改。

他原以為，僅需如此操作，便可保莊氏《明史輯略》無虞，卻不料按下葫蘆浮起瓢，莊氏擅修明史一事，越鬧越大。經湖州知府陳永命之口，再傳至浙江糧道李廷樞及其親家吳之榮，終致滿城風雨，一發不可收拾。

吳之榮絕非等閑之輩，在金庸的《鹿鼎記》中，此人也有出場。比起小說，歷史上的吳之榮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吳之榮曾任歸安縣令，以敲詐勒索、無事生非、心狠手辣聞名。因多行不義之事，很快被革職下獄，后遇朝廷大赦，才重返自由。

▲《鹿鼎記》中的吳之榮。圖源：影視劇截圖

當吳之榮從親家李廷樞那兒看到莊氏《明史輯略》時，不禁喜出望外。他太知道書中存在哪些犯忌諱的問題了。

于是，找了個天朗氣清的日子，吳之榮拿著書，來到莊家討要說法，哦不，是勒索銀兩。

眼見來人是一個被免了職的過氣縣令，莊允誠并未搭理。因為，早些時候他已經花了足夠多的銀子，打通了本省各頭頭腦腦，完全沒必要再搭理這芝麻綠豆大點兒的小人。

吳之榮一出馬就碰了個硬釘子，惱羞之下，直接越級給當時的杭州將軍松魁遞了封檢舉信。

清朝一共在天下設立了14個駐防將軍職位，杭州將軍便是其中之一。按照職位描述，杭州將軍日常事務主要是管理旗下兵丁在當地的一切事務，可以說沒有權力插手地方行政。但是，杭州將軍歷來地位較高，與總督、巡撫會同奏事時，一定是他領銜。

接到吳之榮的密報后，松魁十分重視。

可是，吳之榮很快又失算了。

莊氏修史雖無才，但人家家大業大，不差錢。照老套路，莊允誠又花了大價錢，搞定了松魁等一眾要員。風波暫時平息了。

吳之榮屢次受挫，仍不愿罷休。江浙地區富商巨賈不少，敲不了莊氏的“竹杠”，那就敲莊氏的親家，烏程南潯鎮首富朱佑明。

對此，莊廷鑨的弟弟莊廷鉞已經上門提醒過朱佑明：“以罪令圖詐，數千金，既應之，萬一現任府督提營群起效尤，竟以家業讓之乎？”意思是，不要理睬吳之榮這種小人，如果只是深諳錢權之術再加上點道聽途說，就要拿錢收買，那么，官場中人群起效仿，我們整個家業就被吃垮了。

康雍乾三朝文字獄此起彼伏，其中有些案件的起因，跟地方官吏意欲詐取民間富戶的財富有較大的關聯。一旦詐財不成，這些地方官吏就會利用手中的權力，以“維護法紀”為由，添油加醋，刻意制造令清廷神經敏感的信息，刺激高層做出過激的反應，從而實現報復富戶的目的。

當吳之榮在朱佑明家吃了閉門羹之后，他便徑直入了北京，去刑部告御狀！

康熙元年（1662）冬，明史案爆發。

在遞交給刑部的供詞中，吳之榮一口咬定《明史輯略》這部“逆書”由莊允誠和朱佑明兩家子弟共同完成。為了讓辦案人員相信他的鬼話，他直接在書封提及的“朱氏史”（指朱國楨）下面添上“即朱佑明”四個字，只為了早日弄死莊、朱兩家人，好吞并他們的財產。

不過，吳之榮雖貪婪無度，卻也不想牽連過廣。當他看到為該書作序的是自己的好友李令皙時，他選擇了銷毀證據。連同署有查繼佐等人名字的參校名單，也被他一并毀掉。

原因很簡單，這些人與他素無恩怨。

吳之榮以為，自己的“小動作”能瞞天過海，搞死莊、朱兩家的同時，還能保自己的朋友無虞。不料，此事經刑部匯報朝廷，一下子成了大案要案。

針對莊氏修史事件的大搜捕開始了。

根據吳之榮供述的線索，清廷首先在浙江湖州、吳江一帶鎖拿涉案人員。

在獄中，朱佑明遇到最早告發此案的湖州府學教授趙君宋，遂約定以半數家產贈予趙君宋為條件，請求后者為自己洗刷清白。于是，二人在刑部提審時臨時翻供，趙君宋供出最早的《明史輯略》并沒有朱佑明的名字。朝廷趕緊派人到湖州府學，搜出了原版的《明史輯略》。

▲《明史輯略》轉抄殘本，《明史輯略》又稱《明史鈔略》，1935年曾收入《四部叢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這一下，被吳之榮撕毀的書頁，也被清廷發現了。

于是，包括李令皙、查繼佐、范驤等人在內，所有參與作序、校對或被莫名署名于其上的人，通通被抓捕歸案。

康熙二年（1663），在以鰲拜為首的四大輔臣的批示下，“明史案”做出了最終判決。

在判決書中，刑部稱旨判“莊氏書傳有異聞，贊揚故明，毀謗本朝，悖逆已極，著將莊、朱兩家和參與編撰者及其父兄子侄年十五歲以上者斬決，妻妾女孫及子侄十五歲以下者流徙為奴”。

此前極力自救的朱佑明并未逃出生天，包括他在內，此案株連而死者達221人。而早先在獄中病死的莊允誠，以及修書未成即病死的莊廷鑨，都沒能逃過挫骨揚灰的懲罰。

最初辦理此案的多名官員，也因收受賄賂和包庇，而被處死。原湖州知府陳永命，知道死罪難逃，自縊于旅館。棺材被運回杭州后，開棺磔尸。其弟江寧縣知縣陳永賴，也同時被斬。

在這起牽連甚廣的文字獄中，被判斬立決的還有刻書匠湯達甫、李祥甫，書店老板王云蛟等相關鏈條中下游人士，甚至連無意間購買了《明史輯略》閱讀的讀者，也難逃一死。

此外，還有近兩千人遭流放。

針對此案，清廷為何株連如此之廣？這與當時對待明朝遺民的政策變化有關。

清朝能最終坐穩江山實屬不易。要知道，在正式入主北京之后，清朝還長期與南方堅持反清復明的勢力共存。作為明史案發生地，江浙一帶正是當年南明小朝廷抗擊清軍的前線。

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與張煌言會師，組成聯軍沿長江直上攻打清軍，成功拿下了江蘇、安徽地界上的四府三州二十四縣，甚至還一度打到了江寧（今江蘇南京），給江浙遺民興復大明注入了最后一劑強心針。

▲與岳飛、于謙齊名的南明儒將張煌言（1620-1664）。圖源：網絡

盡管之后，隨著清軍的奮起反擊，鄭、張聯軍潰敗，天下形勢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南明小朝廷最終覆滅，但江南人心思明，已成定局。

當這個政權趨于穩固，外部壓力不復存在時，清廷就開始收緊思想的口袋了。“明史案”的爆發，恰好撞上了這次政策調整的窗口，成為清朝第一宗大型文字獄。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起案件中，早早摘清關系的查繼佐、范驤和陸圻三人，最終被清廷定性為“檢舉有功之人”。他們不僅被無罪釋放，還與此案的始作俑者吳之榮一起獲得平分莊、朱二家財產的資格。

但他們的余生，注定不再寧靜。

作為“西泠十子”之一，陸圻在明末清初的江浙一帶頗具盛名。“明史案”塵埃落定后，被清廷折騰得死去活來的他，陷入精神失常狀態。

放歸家中后，陸圻整日對天發問。之后，趁人不注意，他遁入黃山學道，徹底失蹤了。

后來，他的兒子考中進士衣錦還鄉，尋深山、訪古剎，遍找其父蹤跡，均抱憾而歸，似乎世間從未有陸圻此人。

范驤與陸圻一樣，此后也在歷史記載中神秘消失。他崇尚儒家學術，早年被譽為“當代董仲舒”，在書法上也很厲害，有王羲之遺風。

不過，經歷“明史案”后，我們已無從知道他的經歷。有些文獻說他“志氣仍如往昔”，或許也只是一種猜測吧。范驤死于康熙十四年（1675）。

而查繼佐，余生更加悲劇。

作為公認的明朝遺民，他繼續冒險做著與莊氏類似的大事：修明史。在“明史案”審結后十年，康熙十一年（1672），查氏史學巨作《明書》著成。

史筆如鐵，查繼佐摒棄了莊氏沽名釣譽式的妄言。他不惜任由罵名加身，盡力呈現史實，為后人還原明末清初那段敏感時期的歷史真相。

書成之日，他取孔子“罪我者其惟春秋”之意，將《明書》改稱《罪惟錄》。

▲《罪惟錄》節選。圖源：網絡

但隨著清朝統治者君臨天下的深入，崇明、尚明、思明的遺民們愈發沒了活路。如此情形下，查繼佐只能由張揚走向隱忍，置身于教育，度化小人為君子。

可即便如此，海寧查氏仍舊無法躲過思想的屠刀。“明史案”發生60多年后，受雍正朝“維民所止”科舉文字獄牽連，查繼佐的族子查嗣庭一脈被族誅，海寧查家遭遇滅頂之災。

好在，歷經磨難的海寧查家并未就此沉淪。秉承查繼佐的家國抒懷，海寧查氏最終涅槃重生，孕育出了穆旦、金庸等文人大家，成就了另一番文脈傳承的佳話。

“明史案”的另一個重要人物，結局更為離奇。

“立了大功”的吳之榮，在獲得莊、朱兩家的大量財產后，僅享受兩年便莫名暴斃。

據記載，康熙四年（1665）七月，吳之榮“歸自閩中，行至半山，狂風驟起，雷電交加，之榮隨成瘧疾，寒熱夾攻，兩日而死，人皆稱為天雷擊死之”。

天日昭昭，報應不爽，這或許是這段歷史給人留下的唯一的快感和安慰了。

參考文獻：

[清]查繼佐：《罪惟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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