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癌癥治療的漫長歷程中,總有一些案例像驚雷般炸響,打破人們對“科學治療”的固有認知。
也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面對癌癥,到底怎樣的選擇才是對生命負責?

筆者經歷的兩個刻骨銘心的病例,就像兩面鏡子,照出了癌癥治療里的殘酷真相與一線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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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歲患者4天離世
1978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剛畢業實習的筆者在奉賢人民醫院急診值班,一個19歲的小伙子騎著車趕來就診。
這個身高1米8的青年,滿臉通紅,是從公社衛生院轉來的。經過血象檢查,筆者初步判斷是白血病,隨即囑其入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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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當時的規定,住院患者需要自帶被褥和熱水瓶,小伙子家離縣城15千米,當晚便趕回了醫院。
住院第二天,主治醫生就開出了化療醫囑,可誰也沒想到,化療僅僅進行到第三天,小伙子就再也起不來床,第四天晚上,這個前幾天還能蹬著自行車來回45千米的壯實青年,永遠地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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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筆者的心像被撕裂般疼痛。這個比自己還小幾歲的少年,若當初沒有被收治,或許不會走得這么快,即便無法治愈,也不至于在住院后只活了4-5天。
巨大的愧疚感包裹著筆者,甚至覺得是自己“殺死”了這個年輕人。
帶著這份迷茫,筆者一頭扎進醫院圖書館,翻閱當時有限的醫學書籍,《希氏內科學》上明確寫著這種化療方法是正確的、權威的、科學的。
可鮮活的生命為何還是消逝了?
恰逢當時社會正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病例像一塊巨石,在筆者心中激起千層浪,故堅信癌癥治療里還有太多未被揭開的謎題。
60歲老人多活10年
而另一個案例,卻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畢業留校后不久,筆者插隊時認識的一位剛退休的領導,專程從外地來上海找筆者。這位60多歲的老人患上了晚期肺癌,還伴有嚴重的冠心病,跑了好幾家醫院,都被拒絕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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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晚期癌癥被普遍認為是不治之癥,醫生們都不愿接手。筆者如實告知老人情況,可老人卻認準了上海,懇求筆者無論如何幫忙找好醫生。
無奈之下,筆者只能帶著老人找到學校內科權威張伯臾老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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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只說是治療冠心病,而且當時醫生大多不愿觸碰癌癥,再加上雙方語言隔閡,筆者在其中“翻譯”時便沒提肺癌的事,只在張老開的藥方里悄悄加了幾味抗癌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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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為AIGC或AI數字內容)
后來因為找張老看病太難,筆者就通過書信直接給老人改方,沒想到這一改,就拖了10多年。
1978年時被西醫判定只剩3個月到半年壽命的老人,竟然一直活到了1989年,整整多活了 10 多年,遠遠超出了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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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讓“他”活下去
當19歲的生命停在化療第4天,當60歲的老人突破“死刑判決”活過10年,這兩個一悲一喜的案例也一直驅使著筆者在癌癥治療領域不斷探索。
我們總在追逐“治愈”的終極答案,卻常常忽略了“活著”才是一切可能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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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癥從來不是一場只能“猛藥強攻”的戰爭,在很多情況下,它只是一類慢性病。
不必急于用激進的手段將它徹底消滅,而是先學會與它“和平共處”。
讓患者能吃好一頓飯、睡好一次覺,能有尊嚴地陪伴家人,這些看似樸素的需求,恰恰是治療最該守住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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