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慈父”

仁慈的父

我已墜入

看不見罪的國度

——《以父之名》

1

赫魯曉夫堪稱烏克蘭的“慈父”。

因烏克蘭在1919年的建國源自蘇維埃的幫助，以及斯大林在二戰前后為烏克蘭的“開疆辟土”（包括從波蘭那里并入烏克蘭的利沃夫等烏西地區），西方媒體一度在二戰后將斯大林稱作烏克蘭的“國父”（慈父），但這個稱號是有問題的，最起碼烏克蘭人不會認，畢竟烏克蘭1930年代餓死數百萬人的大饑荒是史書中一個明晃晃的扎眼瘡疤，回望歷史中龐雜而瑣碎的過往，相信烏克蘭人對西方媒體曾經安插在他們頭上的斯大林這個“慈父”是不承認的，與之相比，赫魯曉夫更適合這個稱號，這其中的因由，遠不止赫魯曉夫在上世紀50年代在幾瓶伏特加的微醺后慷慨贈與了烏克蘭人克里米亞。

赫魯曉夫與烏克蘭的緣分要從他的青春期開始，赫魯曉夫14歲時，他的父親因谷賤傷農，實在活不下去，不得已前往烏克蘭頓巴斯地區的煤礦當了一名礦工，赫魯曉夫隨父遷移，落腳到了一個名為尤索夫卡的小鎮，這個小鎮在1924年改名為斯大林諾，到了1961年，又改名為頓涅茨克。

赫魯曉夫的父親雖然換上了工人的行頭，夏天被烈日烤炙和冬天被風雪侵蝕的黝黑臉龐猶如滋滋冒油的油井，但這位強健的工人老大哥即便每日辛辛苦苦勞作，所得的收入也不夠養家糊口，為此，赫魯曉夫的母親除了操持家務，還要給別人洗衣服添補家用，赫魯曉夫則在放學后和休息日，去洗刷礦井的鍋爐，賺幾個戈比。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到了15歲，赫魯曉夫主動輟學，跑到一家德國人開辦的類似“藍翔技校”的工廠里學習鉗工手藝，幾個禮拜下來，赫魯曉夫的鉗工技術就已經爐火純青，還確立了解放全世界的革命信仰，他將這個經歷稱之為“頓巴斯礦井大學”的洗禮。

十月革命之后，因赫魯曉夫積極向組織靠攏，被選為礦區的蘇維埃頭頭，新官剛上任，烏克蘭就成了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干涉的戰場，白衛軍在頓河流域建立了密密麻麻的據點。赫魯曉夫為保衛革命勝利果實，拿起了斧頭鐮刀和火槍，在硝煙中沖鋒陷陣，順便加入了布爾什維克。

幾經拼殺，工人不敵白軍，赫魯曉夫在炮火轟鳴的戰地狼奔豕突、死里逃生。

1918年春，德國軍隊侵入烏克蘭，占領頓巴斯，在烏克蘭建立傀儡政府，赫魯曉夫上了德國人的“黑名單”，被標注為“頭號危險人物”的那一列，烏云壓境之下，赫魯曉夫隱姓埋名，化裝躲過了德軍的盤查，歷盡艱險，回到了故鄉庫爾斯克。此時，蘇維埃政權內外交困，處于極度危險時刻，四分之三領土被國內外敵人占據，列寧振臂一呼，號召工農拿起武器，開赴前線，保衛祖國。剛回到家鄉的赫魯曉夫聽到列寧的召喚，毅然應征入伍，擔任第九步兵師政治委員，在戰斗中身先士卒，躲過了無數從耳邊擦過的冷槍，殲滅了白軍在葉卡捷琳諾的主力。

烏克蘭被稱作歐洲糧倉，卻屢屢受饑荒涂炭，這個現象在20世紀一再上演，在那場舉世震驚的“大饑荒”之前，1921年的烏克蘭饑荒鮮有人知，那一年，戰亂疊加旱災，讓這個歐洲糧倉成了一個廣袤無際的“死亡平原”，甚至出現了史書中常見又不常見的“人相食”現象。在層層疊疊的饑荒鬼魂中，赫魯曉夫的第一任妻子加琳娜也赫然在列，死前留下了嗷嗷待哺的5歲的兒子和3歲的女兒，當時，整個頓巴斯地區猶如礦井的墳墓，成千上萬礦工紛紛逃離這里，向著四面八方謀生，在前線浴血的赫魯曉夫得知妻子餓死的消息，心急如焚，他帶著上級管理經濟的囑托，星夜趕回頓巴斯，剛進家門，就聽見一雙兒女的痛哭聲，前來照料的好心鄰居無論如何勸說都無法止住孩子的眼淚，這眼淚是因為思念亡去的母親還是因為無法忍受饑餓而哭已無從考證，赫魯曉夫趕上前去，顧不得感謝鄰居，一把將兩個孩子抱在懷里，淚水奪眶而出，然后迫不及待將自己攜帶的干糧分給一雙兒女和鄰居，多年后，當赫魯曉夫經歷了烏克蘭“彪炳史冊”的30年代的大饑荒，親眼看到一個餓瘋了的母親將自己的孩子腌漬而食，轉而想起1921年餓得前胸貼后背、兩眼深陷且炯炯有神的“好心鄰居”安慰自己一雙兒女的情景，忍不住涌起一陣如地獄般不可遏制的后怕。

赫魯曉夫到達頓巴斯后，召集起尚未逃散的礦工，當眾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用共產主義理想激勵他們，還親自下到危機四伏的礦井里采煤，親手維修礦井設備，其干練的風姿，引得一眾樸實的礦工糙漢拍案叫好。也是合該赫魯曉夫當飛黃騰達，赫魯曉夫趕回頓巴斯重整舊河山后，接連數月的大旱有了變化，有如情愁的雨絲漸漸變為瓢潑大雨，饑餓的烏克蘭被澆灌得煥然一新，赫魯曉夫的仕途如同茁壯生長的莊稼，到了1926年，赫魯曉夫被調到尤索夫卡擔任區委副書記，成為蘇聯最出類拔萃的年輕干部之一。

1928年初，在黨內“大佬”卡岡諾維奇的提一下，赫魯曉夫走出頓巴斯，來到當時的烏克蘭首府哈爾科夫擔任烏克蘭共和國組織部副部長，野性未脫的赫魯曉夫從此坐在堆滿檔案和表格的辦公桌后面仿佛被玉帝委派看守桃園的孫猴子，每日哈欠連天，興味索然，三番五次請求“大哥”卡岡諾維奇給他換工作，在赫魯曉夫黏人的請求下，組織將他委派到了烏克蘭歷史上也是俄羅斯歷史上富有重大意義的“靈魂城市”——基輔，不同于當下基輔的兵臨城下，那個時候的基輔有如圣殿，靜默如謎，但赫魯曉夫的工作依然是坐在某張堆滿資料和表格桌子后面抓耳撓腮，這種接觸大量資料的文職令赫魯曉夫痛不欲生，每天摸魚劃水，度日如年，好在他的人生轉折點馬上就要到了。

2

1929年，美國華爾街股市崩盤，陷入大蕭條，西方世界一片哀鴻，而蘇聯經過“新經濟政策”和集權建設逐漸走出頹勢，趁美西方大蕭條之際，斯大林抓住機會，以極低價格購買了一大批當時西方最先進的工業設備，有了設備，自然需要相應的人才，那一年，莫斯科工業學院發出英雄帖，要招收100名干部學員。聽聞此消息，赫魯曉夫徹夜未眠，莫斯科是蘇聯的心臟，而莫斯科工業學院則是蘇聯培養大企業領導乃至未來的高級干部的搖籃……赫魯曉夫一番運作，拿到了卡岡諾維奇的“特批”，來到了莫斯科，成為斯大林眼皮子底下的“青年干將”。

到了莫斯科，赫魯曉夫因“緊跟”斯大林，指哪打哪，一路扶搖直上，在“大清洗”中絲毫未受影響，反倒成為當時極個別的“弄潮兒”，先是主政莫斯科，又于1938年擔任烏克蘭共和國的“一把手”。

赫魯曉夫的故鄉不是烏克蘭，是庫爾斯克，但他從小隨父遷徙至烏克蘭，此地留給了他永失我愛的最傷痛的記憶，也是他仕途突飛猛進的大本營，因此，烏克蘭算得上赫魯曉夫的第二故鄉，這第二故鄉的情愫令他對烏克蘭充滿了感情，從后來的歷史事實來看，赫魯曉夫對烏克蘭的感情要遠遠勝過斯大林對其故鄉格魯吉亞的感情。赫魯曉夫主政烏克蘭的歲月，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帶給了烏克蘭人諸多福祉，他在當時鐵板一塊的集權體制中撕開了一個小小的口子，準許烏克蘭的集體農莊莊員私下經營自己的自留地，還允許烏克蘭農民保有自己的家什和牲畜，這種“挖社會主義墻角”的行徑給烏克蘭人帶來了物質上的福利，到1939年二戰前夕，烏克蘭人的餐桌上豐富多彩，城市商店里的農副產品供應也十分充足，赫魯曉夫由此得到了烏克蘭人的衷心擁護。

戰爭和惡政是催發烏克蘭大饑荒的兩大推手，赫魯曉夫剛剛將從饑荒中挺過來的烏克蘭治理得井井有條、倉廩豐富，二戰就爆發了，赫魯曉夫奔赴戰場之前，烏克蘭人哭著哀求赫魯曉夫別走，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赫魯曉夫擔任中將，奔赴前線，參與了一連串重要的戰役，在烽煙滾滾的蘇德戰場戰功赫赫，乃至于在他50歲這天，組織向他發來了賀電，稱他為“斯大林真正的戰友”。

二戰中，烏克蘭被蘇德兩方反復爭奪，一度成為希特勒的御醫為元首和德國軍隊炮制興奮劑毒品的總基地，部分烏克蘭人在德軍入侵時，帶著大饑荒的仇恨記憶向德國納粹衷心臣服，甘當“蘇奸”，結果這些烏克蘭人卒后反被希特勒當作奴隸勞工和處決猶太人的執行劊子手，這也成為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后來從兄弟轉為仇敵的一大節點，如今的烏西地區，到處矗立著那些投降德國納粹的烏克蘭人的紀念碑，為了去俄羅斯化，蘇聯解體后的烏克蘭，將二戰中的“蘇奸”塑造成民族英雄加以膜拜，由此造成了意識形態的混亂，成為產生亞速營這種膜拜“元首”的組織的溫床，而俄羅斯人占據多數的烏東地區，則一心渴望著重回俄羅斯，此為俄烏戰爭爆發的因素之一。

二戰過后，被納粹踐踏的烏克蘭又再再再再度迎來了大饑荒，1945年秋季，烏克蘭遭受嚴重旱災，歐洲糧倉名存實亡，眼看“人相食”的悲劇又要上演，作為烏克蘭的父母官和當家人，赫魯曉夫在萬般無奈中向斯大林寫信求救，這封信寫了又撕，撕了又寫，反反復復，赫魯曉夫深知斯大林的性格，必經他自己仕途的起飛，就是在“大清洗”中無條件擁護斯大林的決定開始的，此次寫信求助無異于觸到斯大林的逆鱗，一旦斯大林得知烏克蘭不僅沒有完成糧食征購任務，還要伸手向國家要糧，必然會暴跳如雷，赫魯曉夫的前程很可能毀于一旦。但眼看烏克蘭的百姓就要處在餓與死的邊緣，也就顧不了那么多了，赫魯曉夫指派手下的農業專家和經濟專家寫出詳細的調查報告，得出了烏克蘭無法按規定交糧且需要國家救濟的結論。

斯大林當時在索契度假，收到赫魯曉夫的報告后大為光火，立即發去一封電報，將赫魯曉夫臭罵一通。沒過多久，卡岡諾維奇接替了赫魯曉夫烏克蘭一把手的位置，報紙上慣于赫魯曉夫的報道越來越少，好在卡岡諾維奇對烏克蘭事務不甚精通，斯大林不得已又將他調回莫斯科，將烏克蘭一把手的位置又還給了赫魯曉夫。1949年12月，斯大林身體漸弱，想起“人才難得”，便將赫魯曉夫召到自己身邊，聽到赫魯曉夫奉調莫斯科，烏克蘭人戀戀不舍，烏克蘭作家利沃夫娜甚至在赫魯曉夫面前失聲痛哭，不斷地說，你怎么能走？你怎么能離開烏克蘭？

雖然赫魯曉夫不是烏克蘭人，但赫魯曉夫在烏克蘭黨政軍界，教育界，科學界，文藝界，都有一批至交密友，烏克蘭人把赫魯曉夫當作“自家人”，而不是莫斯科派來的監督者。

1953年，斯大林去世，在接下來的“宮廷斗爭”里，赫魯曉夫解決掉了最大的對手貝利亞，將其以叛國罪處死。

憑著鄉下人的樸實和狡黠，赫魯曉夫問鼎克里姆林宮最高權力寶座。

3

赫魯曉夫在幾十年間經歷了三次烏克蘭大饑荒，第一次是1921年蘇維埃與國內外反對勢力斗爭時期的烏克蘭大饑荒，在這次饑荒中，赫魯曉夫痛失了第一任相濡以沫的妻子，第二次大饑荒即歷史中赫赫有名的那次，第三次大饑荒是二戰后短暫的饑餓歲月，盡管真正擔得起這個“大”字的要數第二次烏克蘭大饑荒，也就是1932年到19333年期間的那次“大饑荒”，它是一個具有腐蝕性的名詞在史冊中燒出一個空洞、悲慘而絕望的黑洞，讓無數后來人翻開這頁歷史時都默然不語。

在那次烏克蘭的人間煉獄中，如雪片般的恐怖信息向赫魯曉夫寄來，人吃人的極端慘事變得稀松平常，由于看了過多的這類資料，赫魯曉夫由起初的驚恐不安逐漸變成呵欠連天的麻木不仁。

有一次，赫魯曉夫在看一份關于烏克蘭大饑荒的慘案時打起了盹，上面記載著在基輔郊外的一座小橋下，發現了一個人頭和兩只腳底，其余部分都被吃掉了。

在另一份報告中，一個烏克蘭婦女將親生孩子的尸體放在案板上宰割，她邊干邊嘮叨，我已經吃掉馬涅奇卡了，現在我要把瓦涅奇卡腌制起來，這足夠讓我們吃一陣子了。

表面看上去，赫魯曉夫是個粗野的莊稼漢，他在聯合國用鞋底砸講臺的事被世人傳為笑談，但實質上赫魯曉夫其實是一個格外敏感的人，他在斯大林在世時的亦步亦趨以及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反戈一擊都證實了這是一個粗中有細、綿里藏針的梟雄式人物，像赫魯曉夫這種在權力斗爭中摸爬滾打上來的猛士心中少有的柔軟部分中有烏克蘭的一席之地，他在擔任烏克蘭父母官時在鐵板一塊的集權農業中搞的“經濟創新”，他冒著結束自己政治生命的危險向斯大林寫的那封求援信，他在烏克蘭各階層各行業中受到的廣泛擁戴和發自肺腑的熱愛，令他在問鼎克里姆林宮后，干出了一件深刻影響歷史發展的“魯莽之事”。

那是蘇聯1954年年初的一次會議間歇，大佬們都在喝酒品茶，赫魯曉夫趁著輕松氛圍，在人群中走了一圈，對在座的同志逐個打量一番，看似不經意地說道，嗨，同志們，有人建議把克里米亞轉交給烏克蘭。在座的大佬瞪圓了雙眼，一時反應不過來，都用問詢的目光看著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尷尬地笑了笑，囁嚅道，就是這樣，把克里米亞轉給烏克蘭，沒什么了不起。

在赫魯曉夫深不可測又淺顯透明的心中，也許有一種對烏克蘭三次大饑荒的“補償心理”作祟，讓他大筆一揮將克里米亞這個戰略寶地劃給了烏克蘭，但站在今天俄烏戰爭的烽煙戰火的當下來看此事，獲得克里米亞，對于烏克蘭是福是禍，還真不太好說。

正如赫魯曉夫在俄羅斯圣女墓地中黑白相間的墓碑，善惡從不絕對，黑白亦難分明，當自葉卡捷琳娜大帝時期就歸屬俄羅斯的克里米亞被赫魯曉夫蜻蜓點水般向著烏克蘭輕輕一劃，就注定了未來俄烏至今未熄的硝煙。

全文完

本文作者：哲空空，一個玉樹臨風的歷史學家，專注于硬派歷史故事和雜文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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