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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于9月30日FT中文網
FT中文網專欄作家王英良【本文為作者“中國學者百人百訪”系列的最新一篇】
問:日本首相石破茂9月7日宣布辭去自民黨總裁職務,理由是希望避免作為執政黨的自民黨內部出現分裂,你如何看待他的這一舉動?今年7月參議院選舉后,面對自民黨內的逼宮,石破茂多次強調不會辭職,但為何又突然宣布辭職了呢?
陳洋:石破茂以“希望避免自民黨分裂”為由宣布辭去自民黨總裁職務,這個理由是比較牽強的。今年7月,在參議院選舉慘敗后,自民黨就已出現了要求石破茂下臺的聲音,甚至演變為要求提前舉行自民黨總裁選舉的聲勢。但面對黨內不斷涌現的反對聲浪,石破茂反復表態自己不會辭職,將繼續留任,反而造成了自民黨內部分裂的擴大。因此,石破茂若真心不希望自民黨分裂,那么早在7月參議院選舉后,抑或是8月的自民黨兩院議員總會上就應該主動辭職。
從多次“將繼續留任”到突然宣布辭職,石破茂這一變化的背后主要在于他失去了繼續讓自民黨內信服的留任理由。
參議院選舉慘敗后,石破茂反復強調的留任理由有兩個,一個是日美關稅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一個是避免日本政治外交空轉。因為從7月下旬到8月底,日本有一系列重要的內外事務,包括韓國、印度領導人訪日、廣島和長崎核爆紀念、“8?15”戰敗紀念日以及第九屆非洲開發會議(TICAD)的舉行等。但進入9月后,日本一系列內外事務已結束,特別此前日美關稅協議出現的紕漏都已解決——當地時間9月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令,降低對日本汽車的關稅,由此標志著日美關稅問題暫時告一段落。因此,石破茂失去了繼續留任的理由,或者說失去了繼續讓自民黨內信服的留任理由。
問:石破茂辭職將給日本政局帶來哪些影響?自民黨將于10月4日舉行總裁選舉投開票,你如何看待日本政壇權力重組的走向?
陳洋:鑒于石破茂已辭去自民黨總裁職務,盡管目前還是首相,但至少在新總裁/新首相選出之前的這段時間,日本將迎來“政治外交空白期”。這是對日本政局最為直接的影響。
當然,從長遠來看,石破茂的辭職將帶來日本政局新的不確定性。
自2023年下半年開始,由于持續受“政治黑金”丑聞影響,導致自民黨的支持率持續走低,而長期作為黨內邊緣人物的石破茂之所以能在2024年9月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勝出,就在于自民黨內渴求一位形象清新的政治人物帶領自民黨走出低迷。但結果是,長期在日本社會擁有較高知名度和人氣的石破茂也未能帶領自民黨從“政治黑金”的丑聞中走出,反而還連續輸掉兩場國會選舉。因此,接下來不論誰當選自民黨新總裁,恐怕也很難立刻帶領自民黨走出低谷,特別是在當前自民黨是國會“少數執政黨”的背景下,新任黨總裁也有可能是一位短暫的過渡人物。
此外,在自民黨總裁選舉后,日本將舉行臨時國會首相指名選舉,由國會參眾兩院選出新一任首相(內閣總理大臣),并由首相組建新內閣。考慮到自民黨目前在參眾兩院均屬于“少數執政黨”,也就是單獨席位未過半,那么這意味著接下來的國會首相指名選舉將存在不確定性。這里主要包含兩種可能:第一,立憲民主黨、國民民主黨等主要在野黨達成統一意見,共同推選出一位來自在野黨的首相,那么意味著日本將出現政權輪替;第二,在野黨未達成意見統一,自民黨利用席位相對多數的優勢,選出了新一任首相。
假設下任首相仍舊來自自民黨的話,那么在當前自民黨在國會屬于“少數執政黨”的背景下,預計新一屆自民黨政權將不得不聯合其他在野黨,從而確保關鍵決議、預算、法案等獲得國會的批準通過。不過,問題的關鍵是,即使自民黨愿意放低身段,尋求與在野黨的合作,而在野黨是否愿意協助也存在著很多不確定性。
問:在去年的自民黨總裁選舉期間,共有九人參選,創下了1955年自民黨成立以來,參選人數最多的一次。但此次即將于10月4日投開票的總裁選舉,最終似乎只有五個人參選。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變化?這是因為自民黨內部對競選總裁的積極性下降?
陳洋:其實,對任何一位日本政治家而言,成為首相,登上日本權力最高峰,都是其畢生的追求。相信,這對自民黨黨員來說也不例外。此次自民黨總裁選舉參選人數減半,倒不是說黨內對權力的熱情降低了,而是自民黨低迷的現狀“勸退”了不少人。
自2023年底“政治黑金”丑聞曝光以來,自民黨執政深陷低迷,盡管其支持率仍高于其他在野黨,但日本民眾對自民黨的不信任與厭惡之感則愈發凸顯。這一點從自民黨接連在去年10月的眾議院選舉,今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慘敗可見一斑。連續兩場國會選舉的失利,使自民黨史上首次在參眾兩院均淪為“少數執政黨”,而這則意味著即使新任總裁順利通過臨時國會首相指名選舉,當選新任首相,那么接下來的執政之路也將面臨嚴峻的挑戰,不排除短期內下臺的可能。
當然,新任總裁也不是沒有破局之法,比如可通過提前解散眾議院的方式,來尋求打破當前的政治困局。但問題的關鍵是,鑒于自民黨支持率的低迷,提前解散眾議院也有可能導致自民黨席位進一步減少,反而陷入了更為被動的局面。因此,自民黨的現實窘境無形中“勸退”了一些潛在的參選人,他們未必愿意將自己的政治聲譽做賭注,特別是與其艱難爬上總裁寶座后隨時可能被趕下臺,還不如繼續潛伏,積累勢力,等待更有利的政治時機。
問: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曾被問及擔任首相需要具備哪些條件,他的回答稱至少需有黨政四個重要職位的任職經歷。前首相安倍晉三曾說,擔任首相“需要運氣和人脈”。田中是昭和時代的首相,安倍是平成時代的首相,那么你認為令和時代,擔任首相需要具備哪些條件呢?
陳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也是一個很值得仔細研究和分析的問題。自民黨自1955年成立以來,近乎長期把控日本國家發展。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戰后日本政治史就是自民黨政治史,自民黨總裁就是日本首相。
時下,進入令和時代,隨著自民黨對日本政治把控能力的下降、社交媒體的普及等現實情況的變化,這也對自民黨總裁/首相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僅需要有黨政高層經歷,而且需要有較高的社會知名度。結合當前的日本國內外形勢,我認為下任首相需要具備兩個條件。
第一,與在野黨的協調力。以往在國會“一黨獨大”的時候,自民黨完全不需要顧及在野黨,甚至也不需要太顧及作為聯合執政黨的公明黨的態度,僅憑借自身的席位數量優勢,即可輕松地在國會通過任何議案、預算和人事安排等。但如今,自民黨淪為國會兩院“少數執政黨”,那么今后新任總裁/首相在推動立法、預算、人事等方面,都必須獲得部分在野黨的支持,否則將招致政治空轉,也就是擴大自民黨、公明黨執政聯盟,引入新的政黨,或在現有自公執政聯盟框架不變的前提下,在一些具體議題上以“自公+”的合作形式。圍繞這一點,自民黨內實際已出現了一些呼吁聯合在野黨的聲音。比如,前首相岸田文雄9月10日表示根據總裁選舉結果,“必須采取擴大執政聯盟或(與在野黨)部分合作等各種措施”。
按照目前日本在野黨的現狀來看,日本維新會、國民民主黨、參政黨都是潛在的合作者,但如今作為“關鍵少數”的在野黨是否愿意同自民黨合作,就存在著很多不確定性了。是否擁有在野黨方面的人脈,能否獲得在野黨的理解與支持,可以說是下任自民黨總裁/日本首相最重要的條件。
第二,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溝通力。通常來說,美國因素并不是自民黨總裁選舉的重要因素,至少在過去不是。但如今,伴隨特立獨行的“商人總統”特朗普的再次上臺,能否與特朗普保持相對親密的私人關系則成了能否擔任自民黨總裁新要求。今年2月,石破茂前往美國,與特朗普舉行首次面對面首腦會談。雖然當時的會談氛圍友好,石破茂似乎給特朗普留下了較好的印象,但這并沒有讓日本成為對等關稅的豁免對象。考慮到特朗普接下來還有三年任期,必然會帶來更多意想不到的“特朗普沖擊”,因此誰能與特朗普進行良好的溝通,特別是在某些議題上說服特朗普,那么不僅將決定其個人的執政長短,而且將影響日本的整體國家利益。
問:自民黨前干事長茂木敏充、前經濟安保擔當大臣小林鷹之、現內閣官房長官林芳正、現農林水產大臣小泉進次郎均已正式宣布將參選自民黨總裁,而自民黨前政調會長高市早苗預計也將很快正式宣布參選。那么,你認為誰最有可能當選?有觀點認為,此次總裁選舉的敘事是“史上首位女首相”和“戰后最年輕首相”之間的競爭,對此觀點,你贊同嗎?
陳洋:坦率地說,誰最終能在10月4日當選自民黨總裁,還是比較難預測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自民黨派閥幾乎全部解散(目前僅剩麻生派),使得投票形勢難以把握。以往,自民黨內派閥存在的時候,結合各派閥的態度,就基本能夠確認誰最終能當選了。
結合去年的總裁選舉情況和目前的民調數據來看,預計新任總裁將在高市早苗和小泉進次郎之間產生,也就是日本不是誕生“史上首位女首相”,就是誕生“戰后最年輕首相”。高市、小泉在去年的總裁選舉第一輪投票中分別位列第一和第三,可以說在自民黨有著相對不錯的支持情況,或者說在黨內是有著固定的支持群體的。同時,日本主流媒體近期發布的民調也顯示,高市和小泉是最有力的競爭者。比如,《讀賣新聞》9月14日發布的民調顯示:在被問及誰最適合擔任下任自民黨總裁時,29%的受訪者選擇高市早苗,25%的受訪者選擇小泉進次郎。盡管總裁選舉時自民黨內的選舉,但出于下一次全國大型選舉的考量,黨內也必須要顧及日本社會民意的態度。
問:自民黨總裁選舉后,新首相/新政府會延續石破茂政府的內外政策路線,還是說會有新的調整?特別是在中日關系、日美關系以及日韓關系上,會有怎樣的影響?此外,石破茂執政短短一年就下臺了,這是否意味著日本將再次出現首相頻繁更替的政治亂局呢?
陳洋:在外交政策上,我認為不論最終誰當選首相,都不大會調整當前的政策走向,其主要原因在于2022年底修訂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三份文件已總體規劃了日本中長期的外交防務政策走向,因此預計新首相/新政府仍將是延續規劃好的路線方針,而不會輕易做出巨大的調整或改變。
當然,為了凸顯自身與前屆政府的差異,在某些外交政策方面進行修補是可能的。至于新屆政府對中日、日韓關系的影響,我認為還是需要結合最終誰能當選而定。目前的自民黨總裁選舉熱門人選,如高市早苗、小泉進次郎都有對華/對韓強硬的一面,但日本自身的經濟利益等,又決定了必須同中韓保持相對穩定務實的雙邊關系。因此,新屆政府對日本周邊關系的影響,我認為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頻繁更替首相不等于“制度不穩”,在議會民主制國家中,這是經常發生的現象,是相對正常的現象。但若短期內更替過于頻繁,會削弱政府的政策連續性、降低執政黨的公信力,并加深民眾對政治的冷漠與不信任。事實上,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首相的頻繁更迭早已加劇了日本民眾對政治、傳統政黨的不信任,這一點從日本社會無黨派支持群體的不斷擴大,以及近年來不斷涌現的新興政黨之中便可見一斑。也就是說,日本民眾希望獲得新的選擇,以此來擺脫傳統政治、傳統政黨的僵化。
總的來說,日本的“走馬燈式”首相更替,既是派閥政治的結果,也是民眾政治信任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加劇了日本社會的政治冷漠感和對政黨政治的不滿,使政治逐漸呈現“穩定制度下的不穩定領導人”的矛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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