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甲午”,人們多半會想到1894年的中日戰爭。但840年前的1054年,大宋也經歷了一個驚心動魄的甲午年。這一次,讓整個王朝如臨大敵的,并非兵臨城下的危機,而是一則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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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黃博,便以1054年那場席卷四川乃至整個天下的謠言風波為切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具洞察力的新視角:要想真正理解一個王朝運行的內在邏輯與精神氣質,我們也應該去聽聽它的“謠言”。
一、謠言何來:深入人心的歷史根源
故事始于1052年前后,一句簡短的謠言開始在四川悄悄發酵,并很快一路向東,回響在開封的朝堂之上。謠言內容非常簡單,就八個字:“歲在甲午,蜀且有變。”——甲午年一到,四川就要出大亂子。
這句聽起來有些玄乎的謠言,在當時的四川人看來,卻絕非空穴來風,因為它背后有血淋淋的“歷史鐵證”作支撐,是一個糾纏了四川地區上百年的魔咒。
這個魔咒,第一次出現是在公元934年,恰是甲午年。當時中原正處在五代十國的混戰中,后唐鎮守四川的節度使孟知祥,在成都黃袍加身,建立了“后蜀”政權。對中原統治者而言,這是分裂的國恥;對四川百姓來說,改朝換代則意味著戰爭與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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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后,歷史再次重演。公元994年,又一個甲午年。此時北宋已滅亡后蜀近三十年,但其對四川嚴酷的剝削和高壓管制,導致民怨沸騰,引發了王小波、李順起義。一句“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點燃全川,起義軍一度攻占成都,最終招致朝廷的血腥鎮壓。
一次軍閥割據,一次農民起義,兩個甲午年,四川皆逢大亂。如今,第三個甲午年——1054年馬上就要到了,當“歲在甲午,蜀且有變”的讖語再次流傳,從皇帝到農夫,誰能不心驚肉跳?
更可怕的是,這種民間謠言還發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論”。當時四川流行一本叫《六十甲子歌》的小冊子,用通俗的順口溜,把哪年發大水、哪年鬧兵災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而在廟堂之上,士大夫們也著迷于一套“國運密碼”。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提出的“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的“歷史周期論”,成了歷代精英解釋王朝興衰的“萬能公式”。
但“蜀且有變”的謠言之所以讓大宋朝野深信不疑,除了歷史經驗與神秘理論的附會,更關鍵的原因在于,從中央到地方,大家心里都清楚:四川這地方,遲早要出事。
由于孟知祥割據和王小波起義等“前科”,宋廷前期始終對四川實行高壓統治。面對百姓,官府一貫注重嚴刑峻法。對軍隊更是放心不下。派到四川的軍隊,常年不發兵器,不搞軍事訓練,以防嘩變。對地方官員同樣不信任,一邊分拆行政區互相牽制,一邊禁止攜家眷入蜀,并嚴禁四川本地人在老家任官。
高壓之下,怨氣累積。當四川民眾無力反抗,造謠便成了成本最低的抗議。因此,“蜀且有變”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歷史記憶、周期觀念與現實不滿的共同產物。
二、應對之策:朝野上下的荒誕動員
當謠言相關奏報擺在宋仁宗面前時,這位以“仁厚”著稱的皇帝也信了。他緊急召見宰相,憂心忡忡地表示必須派一位重臣去成都坐鎮。為說服選定的官員程戡接下這個燙手山芋,仁宗私下許諾:只要四川平安度過甲午,回來就提拔你進入國家最高決策層。
仁宗之所以如此,除了前述原因,更在于他對謠言的力量有著切膚之痛。年幼時,他曾親歷開封“帽妖”恐慌,全城百姓徹夜敲鑼打鼓驅趕會吃人的怪物。更重要的是,十年前,由他主導推行的“慶歷新政”,正是被謠言扼殺在搖籃里。
慘痛的教訓在前,仁宗不敢掉以輕心。一場圍繞“蜀且有變”的“全國總動員”就此荒誕地開始了。朝廷這邊,仁宗親自坐鎮,派出程戡空降四川,并針對四川地區緊急出臺減免賦稅、整頓吏治等各類“優惠政策”。地方上,新任成都知州程戡雷厲風行,一到任就將造謠駐軍兵變者就地正法,并大規模征發民夫修筑加固城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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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料,官方這種如臨大敵的姿態,非但沒有安撫人心,反而成了謠言最權威的“認證”。老百姓一看官府都如此緊張地備戰,那“蜀且有亂”的預言還能有假?一個由恐懼驅動的惡性循環就此形成。
當時,唯有隱居青城山的詩人張俞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甲午之亂”,亂源不在民,在官吏逼迫。可惜,在集體恐慌面前,理性的聲音總是微弱的。就連四川人、后來的文壇領袖蘇洵,當時也對此謠言深信不疑,還憂心忡忡地給地方官員寫信分析四川為何將亂。
三、恐慌高潮:危機爆發與化解之道
在“要亂,還沒亂”的詭異氣氛中,四川走進了1054年。春天過去了,夏天也過去了……預言中的大亂并無蹤影,朝廷松了口氣,將“維穩”有功的程戡調回京城升職。
然而,程戡剛走,真正的驚雷就炸響了,民間開始流傳:儂智高要打過來了!這位兩年前反宋失敗、下落不明的少數民族首領,傳說要去云南大理國借兵攻蜀。
1054年6月,傳言變為官方情報。四川徹底沸騰了!“甲午魔咒”終于找到了應驗方式——不是內亂,是外患!這還喚醒了唐代南詔國入侵四川的血腥記憶。雙重恐懼疊加,民眾的心理防線徹底崩潰。
成都周邊,人們紛紛拋售家產,涌入城中避難,物價飛漲,社會陷入末日前的癲狂。代理官員瘋狂備戰,朝廷也從陜西前線調集精銳入川。這一下,四川人更信了:連朝廷都如此陣仗,看來這劫是躲不過了!
危急時刻,新任益州知州張方平登場了。手握“便宜從事”特權的張方平對仁宗斷言:這定是謠言,對付謠言,最好的辦法是“以靜鎮之”。
還在赴任路上時,他就做出驚人決定:命令所有援軍和武器,原路返回!這個反常舉動,是在向全川傳遞明確信號:別慌,四川無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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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成都,他立刻叫停所有備戰工作,解散民夫。待一切處理妥當,已是1055年新春。張方平抓住上元節的機會,下令舉辦一場史無前例的盛大燈會,并宣布燈會期間城門晝夜大開!
這一招堪稱神來之筆。當一個群體陷入非理性恐慌,一場盛大的狂歡是最好的解藥。燈火璀璨中,末日恐慌在歡聲笑語中煙消云散。
那么,謠言的主角儂智高呢?張方平暗中徹查,真相令人啼笑皆非:所謂儂智高攻蜀,不過是邊境部落為邀功請賞制造的假情報。而真正的儂智高,早因圖謀不軌被大理國處決了。
四、歷史回響:謠言背后的深層啟示
一則看似荒誕的謠言風波,為我們打開了一扇觀察北宋的絕佳窗口。我們看到了帝國的焦慮、官場的試煉、精英的在場,更看到了民眾的無助。在這場由恐懼主導的漩渦里,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賤賣田產、婚嫁失序的普通百姓,是被征發修墻的農夫,是往返奔波的士卒。
這也引出了一個更深層的話題:我們該如何看待歷史中的“謠言”?傳統史學視其為需要剔除的雜質,但黃博教授卻提出一個洞見:一個把所有“聽說”都排除在外的歷史,反而可能離真相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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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前現代社會,信息傳播被官府及精英壟斷,普通民眾是“失語”的。謠言,便是他們表達情緒、保存記憶的“弱者的武器”。它以夸張、扭曲的方式,保存了被官方敘事過濾掉的底層情緒與民間記憶。
謠言雖不可靠,其歷史價值恰在于此。它像案發現場的蛛絲馬跡,雖不能直接作為證據,卻能引導我們去探尋官方記錄之外的廣闊天地,看見一個更立體、更真實的過去。
當我們學會傾聽歷史中的“雜音”,或許會離真相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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