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開歷史迷霧：重思“擁劉反曹”背后的價值堅守，兼批易中天的奇談怪論

撥開歷史迷霧：重思“擁劉反曹”背后的價值堅守，兼批易中天的奇談怪論

易中天對《三國演義》“三觀不正”的激烈批判，以及他宣稱與這部經典“漢賊不兩立”的立場，在文化界激起了不小的波瀾。

若依其邏輯推演，似乎《三國演義》的“擁劉反曹”成了一樁不可饒恕的“罪過”，而歷史上曹操的種種暴行反倒應當被理解甚至頌揚，劉備的仁政德治反而成了批判對象。這種論斷，不僅簡化了歷史的復雜性，更在價值判斷上出現了令人擔憂的偏移。

《三國演義》的“擁劉反曹”，絕非簡單的道德偏執，而是植根于深厚歷史文化土壤的價值選擇。羅貫中筆下，劉備集團的“仁義”并非空洞的口號，而是具體化為一系列政治實踐：劉備攜民渡江，面對追兵不忍棄民先行，“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的宣言，在亂世中熠熠生輝；諸葛亮治蜀，法度嚴明而體恤民情，使得蜀漢成為三國中治理最為有序的政權之一。這些文學敘事，實則承載著中華民族對仁政、德治的千年期盼。

反觀曹操，其歷史功績固然不可抹殺，但易某似乎選擇性忽視了他政治實踐中那些觸目驚心的黑暗面。徐州屠城，“泗水為之不流”，這是《后漢書》明確記載的暴行；為補充軍糧而實施“盜墓”，設“摸金校尉”之職，更是對基本人倫的踐踏；借糧官之首級以平息兵變，“借汝頭以示眾”的冷酷，令人不寒而栗。若將這些事實置于任何時代的道德天平上，都難以稱之為“正義”。

易某或許會辯稱，他在評價歷史人物時采取的是“理解之同情”，試圖在亂世的特殊語境下為曹操的行為尋找合理性。這種歷史觀本身有其價值，但當它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將一切暴力都合理化為“時代局限”，將一切道德評判都斥為“迂腐”時，便陷入了一種危險的相對主義。按照這種邏輯，歷史上的一切暴政都可以被原諒，一切對基本人道價值的堅守都成了多此一舉。這難道就是我們今天應該倡導的“三觀”嗎？

需要厘清的是，《三國演義》作為文學作品，其價值不在于提供一本準確無誤的歷史教科書，而在于它通過藝術加工，凝聚和傳遞了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它之所以能歷經數百年而不衰，正是因為它回應了中國人內心對“仁者無敵”的信仰，對“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認同。這種價值取向，與孔子“為政以德”的思想一脈相承，與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政治理想遙相呼應。

在價值多元的今天，我們當然可以從多個角度重新審視歷史，曹操的政治才能與文學成就也應當得到公允評價。但是，這種重新評價絕不能以顛覆基本的是非觀為代價。如果將屠城者的暴行與仁政者的善舉等量齊觀，如果將篡位者的野心與守節者的忠誠混為一談，那么我們失去的將不僅是評價歷史的標準，更是面向未來的道德基石。

易某對《三國演義》的全盤否定，反映了一種將歷史復雜性簡單化的傾向。真正有深度的歷史觀，應當是在承認歷史人物多面性的同時，依然堅守基本的人道底線；是在理解時代局限的前提下，依然肯定那些超越時代的永恒價值。《三國演義》或許在史實細節上有虛構，但其核心傳遞的仁義、忠誠、民本思想，恰恰是中華文明最可寶貴的精神遺產。

歷史的意義不僅在于還原真相，更在于明辨是非。在這個意義上，《三國演義》的“擁劉反曹”非但不是“三觀不正”，反而體現了一種可貴的精神堅守——即使在最黑暗的亂世，也依然相信仁政優于暴政，誠信勝過權謀，民心高于刀劍。這種堅守，在任何時代都不會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