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廢后是因俄國女皇？

乾隆（左）與葉卡捷琳娜二世（右）

最近網上有個爆火的說法：乾隆帝晚年帝后不和，是因為他得知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政變奪位，因而對皇后產生了病態的懷疑。

根據這一推論，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皇后那拉氏隨同南巡，自行斷發，失寵被廢，起因竟是俄國的蝴蝶翅膀扇動起的風暴：1762年7月9日，葉卡捷琳娜篡奪其夫彼得三世的帝位，而從第二年起，乾隆就開始不斷削減皇后的待遇，逼得這個可憐的女人發瘋，因為他擔心自己的權位會受最親近的女人威脅。

為什么乾隆會害怕成這樣？因為對一直信奉男權統治的乾隆來說，葉卡捷琳娜二世的登基對他造成極大震撼，“不亞于地球人聽到外星人打來了”。 女人居然可以革男人的命， “他從此看到皇后這個位子就錯愕，就恐懼”，但他知道又不能說出去，巨大沖擊之下，他第一反應就是遷怒于皇后。

結論是：“什么女人對乾隆這一輩子影響最大？你以為是甄嬛、富察、繼后、香妃、令妃？不，都不是，是葉卡捷琳娜二世。國內小氣候是國際大氣候促成的。”

說實話，這確實還挺有趣的。看網上的反應，很多人都被震撼到了，驚嘆“非常合理”，紛紛自行腦補上了其它細節，越想越覺得有意思，差不多都信以為真了。

但歷史真相果真如此嗎？很遺憾，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這一猜想成立的基本前提是“乾隆其實啥事都知道”，所以這一假想要再三強調：雖然葉卡捷琳娜二世登基的事，當時的清朝上下幾乎沒人知道，但他知道，“乾隆對世界的觀察一直非常謹慎，而且只有他一個人在觀察”。

這可真是太高估了乾隆。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乾隆帝作詩一首，其中有“ 英吉利今效藎誠”一語；但第二年，清軍在審訊廓爾喀戰俘時，首次得知東印度公司的英國人“善放火器”，然而，他們以為這些“披楞人”（藏文拼寫為phe-reng，源于波斯語對歐洲人的稱謂Feringi，即“法蘭克”）是“西南邊外別一部落”，卻不知道這就是剛剛來訪的那些英吉利人的同族。

清廷對俄國的了解倒是多一些，畢竟雙方還打過仗（雅克薩戰役），在1689年《尼布楚條約》簽訂后，就特許來京的俄國使臣和商隊給予禮遇，特設邸舍安置，即“俄羅斯館”，理藩院還設有專人管理。然而，從文獻記載來看，在清廷眼里，俄羅斯似乎被看作是蒙古部落的同類，對它的了解既少又慢，更談不上重視。

據《清實錄》世宗實錄卷五四：“（雍正五年三月十九日）丙午（1727年4月10日），鄂羅斯察罕汗遣使臣薩瓦表賀登極，進貢方物，賞賚如例。”

“ 察罕汗”是蒙古語“白皇帝”之意，當時的蒙古人如此稱呼沙皇。雍正已登基第五年，俄國才遣使來賀，清廷看來也并不生氣；反過來，當時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一世已當了兩年女皇，清廷也不知道，仍然以為沙皇是男性。如果乾隆真的害怕女人當上君主，那有必要等到葉卡捷琳娜二世登基才害怕嗎？他早該知道葉卡捷琳娜一世了！

更為關鍵的是，這個假說隱含著這樣一層意思：乾隆很害怕女人奪權，在女性面前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然而，歷史事實截然相反。

鄭小悠等人所著《九王奪嫡》一書中指出，“ 后宮制度基本確定后，清代的妃嬪晉封以雍、乾時期為界，前后有較明顯的差異”：

康熙朝后宮女性地位的獲得，最看重家世背景而非其他，這是康熙朝八旗統治集團內部還有較強貴族共治色彩的表現。皇帝需要給大貴族以相當的尊重，讓這些家族的女性成員占據后宮的高級職位，凌駕于其他妃嬪之上。而乾隆以后的皇帝則不大需要顧慮這些。乾隆朝貴妃以上的高級主位中，出身內務府包衣，乃至漢人平民家庭的比例很高，皇帝以己之好惡授予后宮名位，這和康熙年間的宮廷秩序有根本性差別。

也就是說，清初的妃嬪還有娘家撐腰，就算不太受寵，皇上有所顧忌，還不至于怎樣；但到乾隆時期，妃嬪就是工具人了——能否晉升，全看能否討得皇上歡心，尤其是得多生子女，所謂“母以子貴”。換句話說，“宮斗”的背景條件只有到此時才能成立，康熙時不存在，因為出身低微的妃嬪再努力都翻不了身，不可能當上皇后。

宮斗本身就是“爭寵”，意味著全憑皇上的喜好，雙方關系已經失衡，所謂“斗”是在女人之間展開的雌競，而不是女和男斗；然而按前面的假說，這個手握絕對大權的男人，竟然又會深深恐懼失權失勢的女人翻身奪權——這不矛盾嗎？

乾隆的妃嬪

乾隆真要提防后妃奪權，也無須葉卡捷琳娜二世提供借鑒——武則天豈不是更好的先例？然而自唐宋以降長達一千年的時間里，中國政治中對后妃干政的防范，在制度上越來越嚴密，到乾隆時，早已使武則天無再現可能，哪怕后來慈禧太后大權獨攬，但始終無法跨出稱帝這關鍵一步。

當然，我也知道，如此較真，不免有些掃興，畢竟大部分人更想知道“歷史還有另一種解讀”，那才好玩。確實，如果把這些寫成小說，戲說一番，倒也很有意思，但最好別真信了——這件事 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為何這個假說會如此流行？

我想這首先是因為，人們已經接受了一整套大前提：盡管當時閉關鎖國，但皇帝卻明見萬里，無所不知；國內局勢會受到國外局勢的波及影響，而這往往只在統治者的一念之間；很多事情都不是我們表面上所了解的那樣，而是別有隱情的。

在這種情況下，“葉卡捷琳娜二世登基影響清廷宮斗”的猜想居然絲絲入扣，讓人感覺相當合情合理，并且一下子打開了格局和想象力，超越了宮斗那種小家子氣的人際摩擦，一下子有了國際背景，許多人因此恍然大悟。

更妙的是，它同時滿足了不同群體的心理：站乾隆的陶醉于宏大格局，皇上不但具有國際視野，且深謀遠慮；而站繼后的也代入進來，被廢的皇后一下子從受害者儼然變成了上位者——她可是讓皇上內心為之害怕的女人。當你覺得某個解釋正契合自己心理時，你是很不情愿去懷疑它的，因為你內心就愿意相信它。

然而，這乍看貫通中外、闡幽發微，實際上卻正是脫離了真實歷史脈絡之后的架空想象，表現出一種時代表征：喜好從牛角尖里找出一個看似合理、宏大的解釋，其實卻正體現新一代已遠離真實歷史，因而歷史已成為一片可以自由發揮想象的異時空。這再度印證了福柯的名言：“重要的不是文本書寫的年代，而是書寫文本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