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 | 海洋牧場如何應對氣候變化

2025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明確將海洋經濟置于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位置，強調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更加注重創新驅動，更加注重高效協同，更加注重產業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諧，更加注重合作共贏。在此背景下，海洋牧場作為兼具海洋資源供給與生態修復功能的“藍色糧倉”，其價值愈發凸顯。海洋牧場是一種基于海洋生態學與現代養殖技術，集規模化與系統化于一體的新型海洋資源開發利用模式，本質上是對傳統海洋養殖方式的迭代升級，同時也是生態修復與海洋碳匯的重要途徑。

然而，全球氣候變化正以空前的速度影響海洋牧場的環境穩定性和生產能力，引起養殖周期紊亂、經濟效益下滑、牧場生態退化等問題。在我國，臺風、暴雨等極端天氣對養殖區域造成較大影響；夏季異常高溫也給養殖業帶來較大的經濟損失。在此情況下，被寄予“藏糧于海”希望的海洋牧場如何實現生態修復、糧食安全與經濟發展的平衡？這需要構建涵蓋生態韌性提升、智能監測預警、制度創新保障的主動性應對體系，為全球氣候治理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氣候變化下海洋牧場的隱憂

氣候變化對海洋牧場的影響正從潛在風險向系統性威脅演變。通過衛星遙感、生物地球化學模型與產業經濟數據的綜合分析發現，海洋牧場正面臨生態與經濟雙重維度的復合型壓力。這種壓力在2020年后快速增長，其影響超出了傳統漁業災害的應對經驗的范疇。

生態系統的級聯威脅。氣候變化對海洋牧場的生態沖擊已突破單一物種存續的維度，演變為系統功能的整體性退化。在海水升溫與酸化的疊加效應下，海洋養殖區底棲生物多樣性發生變化，切斷了生物食物鏈的根基，導致人工投放的幼苗陷入“生態懸浮”的境地。這種系統性影響導致生產力下降與生境碎片化發生共振，即便投入巨資構建的人工生態系統，也難以抵御氣候擾動引發的非線性突變。更出乎意料的是，作為生態修復的人工魚礁在惡劣天氣的影響下發生隨機位移并破碎化，不但未能有效發揮重建海洋生態屏障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滯了物質能量循環與海洋生物規律性遷移。

海洋牧場的收益下滑。當氣候災害從偶發沖擊演變為常態壓力，其破壞力已突破直接損失的維度，直指現代經濟體系的內生短板。養殖散戶因損失而離場與沿海各省冷鏈倉儲的激進擴張，令市場價格起伏超出常態區間，進而打破了漁業經濟的穩定性預期。而且氣候變化令養殖魚類生長周期波動，致使市場消費預期發生偏差，暴露了線性經濟思維在非線性氣候擾動面前的局限性。與此同時，海洋生態系統的退化經由養殖戶的短期利益驅動，反向加速海洋環境的變化。毋庸置疑，當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沖擊時，海洋牧場唯有積極構建主動性、綜合性的應對策略，才能守住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生命線。

“生態—數智—制度”協同應對

基于我國國家級海洋牧場示范區的實踐探索，本文提出“生態韌性—智慧治理—制度保障”的協同應對框架，努力將被動適應轉化為主動調控，實現海洋牧場氣候風險應對能力的躍升。

第一，生態韌性系統調整，從物種篩選到空間重構的技術革新。通過精準分析海洋生物的基因變異與環境適應性，持續動態調整養殖品種。在養殖類型多元化的基礎上，科學選擇耐溫性強、耐鹽性范圍大的品種，確保高生長率與強抗逆性，從根本上提升海洋牧場的氣候適應能力。通過立體養殖模式，協調不同生物之間物質和能量的高效循環利用。比如，上層藻類吸收二氧化碳并釋放氧氣，為貝類和魚類提供良好的水質環境；中層貝類濾食浮游生物，減輕藻類營養競爭壓力；底層魚類攪動底泥，促進營養物質的釋放，從而促進藻類生長。通過采用植被混凝土或生物可降解材料，制定并投放固碳能力強、吸附性能好的新型人工魚礁，并結合藻類、貝類在人工魚礁表面的附著生長，進而將碳長期封存于海底。

第二，數字化治理系統升級，從數據感知到價值轉化的數智賦能。通過集成衛星遙感、無人機監測、水下聲學探測、智能浮標等傳感器技術，精準捕捉、挖掘和分析環境參數、生物資源分布以及生態系統的健康狀態，為海洋牧場的精細化治理提供科學依據。通過AI深度學習海洋環境監測數據、生物資源信息、氣象數據、漁業生產記錄等多源數據，高效識別生態風險、資源變化趨勢以及生產環節中的潛在問題，輔助牧場經營者提前預估、研判問題，準確把握防控時機、節奏和程度。利用區塊鏈技術不可篡改、全程追溯的特性，保全海洋碳匯交易數據的真實性和完整性，消除交易雙方的信任障礙。同時，使用智能合約進行自動執行交易條款，減少人為干預，增強市場的公信力和吸引力。

第三，制度保障體系優化，從標準應用到風險對沖的制度協同。利用我國制定的《海洋碳匯核算方法》，將“生產過程碳匯+生態修復碳匯”的雙重核算體系納入海洋牧場碳匯量的核算之中，為碳匯交易、生態補償和海洋生態保護提供數據支撐。在生態補償和碳匯交易的基礎上，推動海洋牧場經營權證券化，實現生態價值的資本化運作，激勵海洋牧場經營者更加注重生態環境修復和生態服務功能的提升。通過整合海洋氣象數據、生態系統脆弱性指標以及歷史災害損失記錄，對海洋牧場面臨的氣候風險進行精準評估和量化分析，開發更具針對性的氣候保險產品，并優化保險類型與費率的動態調整機制，確保保險產品的靶向性和可持續性。

全球氣候變化對海洋生態環境的影響，既是對海洋牧場建設和發展的嚴峻挑戰，也是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轉型契機。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加快建設海洋強國”，為回應海洋領域的時代命題指明了方向。通過主動性、綜合性應對策略的重構，不僅能夠有效消解氣候變化的復合性壓力，也能在生態修復、糧食安全與高質量發展之間實現動態平衡。值得注意的是，氣候變化引發的海洋生物資源退化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弱化，不僅影響了海洋生態平衡，還觸發了社會發展的困境——在氣候變化加劇的背景下，如何有效保障傳統小規模養殖戶免受沖擊？在近海空間資源分配中，怎樣平衡資本驅動的養殖擴張與依賴傳統漁業的社群生存權利？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思。事實上，海洋牧場的演進和發展本質上是人類重新認知海洋價值、重構人海關系的文明躍升。因此，在應對氣候變化時，應當摒棄西方的“人—海”二元對立觀念，構建一個更加整體、協同的“人海和諧”關系框架，將海洋深度融入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全局之中。同時將海洋經濟、生態修復與社會發展相結合，真正詮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內涵，構建應對氣候變化的藍色典范。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長江退捕漁民的生計替代與生活重構研究”（22BSH072）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郵電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社會工作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