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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現實主義正在經歷一次微妙的轉向,宏大敘事的疲憊,使得創作者回到細微處去尋找意義。《震耳欲聾》的主創團隊正是以創作本能建立了一種平衡的類型語法,既有敘事強度,也有生活密度。
作者:小杜????????????????????????????????????????????????????????????????????????????????????????????????????????????????????????????????????????????????????????????????????????????????????
編輯:藍二???????????????????????????????????????????????????????????????????????????????????????????????????????????????????????????????????????
版式: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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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耳欲聾》是這個國慶檔意外的口碑黑馬。在以商業娛樂為主導的檔期里,它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反差,卻也因為它的存在,讓這個檔期在尾聲處還能實現一次內容層面的逆襲。
影片由新人導演萬力執導,故事取材自真實事件——CODA(出生于聾人家庭的健聽者)律師張琪的經歷。一位律師在卷入聾人群體的房產詐騙案后,在良知與利益之間反復搖擺。
聽起來是熟悉的現實題材模板,實際卻并不復寫前人。《震耳欲聾》的特別之處,在于它重新定義了“發聲”這件事。
影片沒有把聾人描繪成單純的受害者,而是把他們放進一個有欲望、有分歧、有誤解的真實世界;也沒有讓律師成為英雄般的救世主,而是讓他在一次次失敗和遲疑中,慢慢意識到什么是真正的“聽見”。
一個熟悉的社會議題,卻在新人團隊的執行中,展現出了久違的真誠與控制力。這是萬力與編劇湯禹辰的第一部大銀幕作品。首作不求驚人,而求準。它以自己的姿態,在這個國慶檔貢獻了極高的完成度。
它的意義不僅在于講述了一個關于維權的故事,更在于提醒我們,當一類題材的表達變成了趨勢,真誠的突破該從何處著手。
類型的突破:當現實主義重新學會說話
從敘事結構上看,《震耳欲聾》沿襲了現實主義的經典敘事模型,一個被制度馴化的中產或滿懷熱情的個體,在一次卷入邊緣群體的事件后,逐步完成自我修正。
這一模式的成功前例,典型如《我不是藥神》《不止不休》《第二十條》,都沿著“個體墜落—良知覺醒”的路徑行進,這是一條穩健的創作路徑。
但這部電影的不同之處,不是在聽障題材中再現模板,而是將敘事視角再分配,將聽障群體重新帶回復雜的社會生態。
作為影片的主要角色,李淇的背景設定極具類型張力,作為一名CODA律師,他生長于聾人家庭的大院之中,結合他的職業環境和成長背景,他既是“能溝通的人”,又是“被拒絕溝通”的人。他懂得手語,卻始終羞于承認、不愿在公共場合使用;他深知聾人群體的困境,卻又不愿承認自己來自那樣的世界。
這樣的矛盾心態,對人物的描摹提出了更細致的寫照,而這種絲絲入扣的刻畫,也是影片最出色的地方。
開頭的幾場戲即可管窺一二,導演僅憑十分鐘的高效敘事,就精確地建立起這種隔閡。影片開頭,李淇假裝自己是大律所的律師,來替其他老板做一場并不完全正確的、誘導式的勸阻和解;當他幾乎完美收工,期望能以此為投名狀,成為對方公司法律顧問時,卻被輕蔑地稱為“地攤律師”。
緊接著,他在車里接到聾人小蕊的求助,面對此景,他先是開出2000塊一小時的天價,然后又在后續的對話中直接冷言,“他們的事費力不討好”。
這種精致利己的冷血形象,是一種欲揚先抑的類型表達,也是一種被社會秩序馴化后的自我防御。他的成長過程,被聾人這一群體帶來的,更多是難言的自卑和彷徨,而他與父親間冷漠的關系,也是其渴望自力更生的心態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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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他拮據的老破小生活,以及城中村律所低迷的收益,也進一步向觀眾傳達著他的現實困境和向上爬的由頭,他太明白理想主義的代價,也太清楚生存的必要了。
正基于此,影片的敘事核心浮出水面,李淇的故事不會是一場簡單的覺醒,而是在一次次緘默和退卻中,看清自己長期掩蓋的羞恥與懦弱。
這也是編劇的一個聰明之處,在于維持了人物動機的模糊性。李淇為何選擇幫助聾人群體反詐?是想在師哥介紹工作時,展示自己能力的心態?還是出于對小蕊的同情?為何又在中途妥協?是畏懼詐騙集團背后的勢力?還是對現實的又一次低頭?影片沒有給出單一答案,而是留下一片廣袤的灰色留白,讓觀眾自行判斷。
這種灰度不僅賦予人物真實感,也擴充了文本的場外張力,在一個權力結構森嚴的場域里,尤其是律師這種精英主義和圈子文化并行的行業,所謂發聲,常常意味著再次失語。影片的命題因此從社會議題轉向個體抉擇。
而從灰色到信念堅定的反轉,是影片中段的情感峰值。不同于其他類型片的情緒涌出,影片雖然也有法庭戲的和電梯戲的高潮迭起,但最打動人的場景,其實不是這種配樂和畫面設計十足的時刻,而是溫柔且細致的生活細節。
小賣部老板馬叔的水滸卡,吳阿姨心心念念的金鐲子,無不是整部電影極具穿透力的時刻。前者在被騙后,道出自己渴望“住個好點的養老院”的感慨。后者萬念俱灰后那句“我想戴金鐲子,有錯嗎”的遺言,這種和《我不是藥神》類似的、歇斯底里的叩問,是一記直擊社會偏見的回聲,任何人不該被要求“安分”,他們也有欲望,也渴望體面。
影片借此實現了對苦難敘事的反轉,聾人群體不再是被憐憫的客體,而是擁有能動性的主體。李淇在此之后的頓悟,也有了充足的情緒背書,這種連續的情緒沖擊,讓本就去英雄化的他,有了一種更可感的、被逼到墻角后的復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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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萬力在視聽層面的克制,為這種復聲提供了空間。影片最具辨識度的部分,不是高潮戲激昂的對白,而是靜默。導演并不以聾人世界為奇觀展示,而是通過降噪、濾波、突發靜音與環境聲放大,重塑觀眾的聽覺經驗。
尤其是開場十五分鐘左右的回大院段落,不同于傳統煙火氣氛圍營造的方式,導演抽離所有市井噪點,只保留腳步、風聲、衣物摩擦等低頻細節,營造出一種降噪后的真實。觀眾在那一刻通感其中,也進一步融入聾人世界的時間感。那種被世界包圍、卻又與世界隔絕的孤獨,正是影片想要傳遞的情緒基礎。
視聽設計之外,影片在人物關系的調度上同樣細膩,編劇在這里展現了極高的敘事敏感度,李淇與張小蕊的關系,帶著一種對立但惺惺相惜的距離感。李淇似乎在對小蕊的關懷中,寄托了對童年自己的關懷,這種關懷之中,又藏了一些他們的小默契,派出所的假哭和解,法庭前的摘助聽器,這種深入肌理的細節書寫,讓影片也格外真實有趣。
同時,影片中的群像也頗為真切,吳阿姨的欲望、馬叔的自尊、助理湯律的道德堅守,他們在李淇的崩塌重建中相互映照,提供著不同的情緒切面。
最后,演員的表演則為這部影片注入了決定性的質地。檀健次的李淇是近年少見的灰度男主,他的表演雖內斂,但又有著清晰的情緒線。那種精英式的驕傲、對于現實的未知以及自卑的羞恥,都在影片的一系列設計中完成,被同行提到撞表時目光的閃避、被新人艷羨時真誠的寄語,無不頗具感染力。
蘭西雅的張小蕊則延續了她在現實主義作品中的力量感,角色的硬度和脆弱被均衡得恰到好處,她自然的表演節奏演繹,讓影片的情緒密度始終飽滿而不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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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熱之后:從“被看見”到“被理解”
在《震耳欲聾》之前,2025年的銀幕上已經出現過數部聽障題材的影片。《不說話的愛》以家庭倫理為核心,《向陽花》用犯罪線索包裹議題,《獨一無二》嘗試將海外文本本土化。
當相關題材不斷增多,創作需要避免“標簽化”、避免對題材社會意義的無效消費,需要實現更多元的敘事策略和更清晰的表達。
在這樣的語境下,《震耳欲聾》選擇用類型化的視聽和人設把根扎實,影片減少了用苦難博同情的表達邏輯,轉而建立起一種更平視的觀看姿態,它讓聾人群體自己成為敘事的主體。
影片中的聾人,并非被動的受害者,他們也會互相爭斗;同時,他們也懷有改變命運的欲望。這種復雜性和平等性,恰恰讓他們被看見的方式更真實,也更具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震耳欲聾》補上了一個聽障創作中,被長期忽略的現實空白——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后CODA敘事”。
像《健聽女孩》般,以往銀幕上的CODA角色,多停留在家庭內部的情感沖突上,代表兩代人之間的隔閡與理解。而本片把鏡頭推向成年社會,當他們走出原生家庭,成為職場個體和社會成員,那種“被沉默的記憶”如何繼續作用?
李淇作為律師,靠發聲吃飯,卻一直在童年實體霸凌和家庭的隱性霸凌中壓抑表達,他的成長軌跡,本身就是CODA群體在社會層面處境的一次放大隱喻。這種新視角讓影片超越了題材的限定,進入了“后議題化”的階段,講聾人,同時也在講每一個在社會噪音中努力被聽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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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層面上,聽障題材的密集出現,其實是整個現實主義創作生態的一面鏡子。它反映出創作者對于邊緣群體的重新關注,也讓我們看到了某種表達焦慮:當所有人都在追求現實主義的真實,卻讓情緒真實反而變得稀缺。越來越多的影片選擇把真實當作標簽,而不是方法。
因此,《震耳欲聾》也在某種意義上重建了觀眾的信任。經歷了題材堆疊與情緒過剩的階段后,觀眾開始對“真實”產生懷疑,他們不再被“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輕易打動,而是更關心創作者是否真的理解那個世界。這部影片的好口碑,恰恰證明真誠仍然是最稀缺也最有效的生產力。
這次主創團隊的新人身份,讓這份真誠顯得尤為珍貴,他們沒有被命題作文式的社會期待所框定,而是以創作本能建立了一種平衡的類型語法,既有敘事強度,也有生活密度。
這種狀態,或許就是當下現實題材電影最需要的氣質,在保持一定完成度的同時,以細節讓觀眾重新相信那些帶有“活人感”的瞬間。當下,現實主義正在經歷一次微妙的轉向。宏大敘事的疲憊,逼迫創作者回到細微處去尋找意義。而《震耳欲聾》的意義在于,它證明了現實題材仍有被克制講述的可能。這種克制靠建立平等的共處姿態,也是一種更深層的倫理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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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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