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上臺，一名阿富汗女教師的逃亡之路

電影《焦土之城》

2021 年 8 月 15 日，塔利班攻占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阿富汗一夜變天。新聞鏡頭記錄了 這個歷史性時刻—— 全副武裝的軍隊與倉皇逃離的人潮。那之后呢？那些成功出逃的人，都有著什么故事？抵達“自由”的彼岸后，過上了怎樣的生活？

扎赫拉，一名出生在伊朗的阿富汗難民后裔，正是其中一人。她在伊朗因阿富汗國籍遭受歧視，回到新阿富 汗又因 哈扎拉民族身份格格不入。 成為少之又少的女性大學 教師后，她又看著塔利班卷土重來，經歷危急時刻逃亡至美國。

今天單讀分享入選者丁海笑的作品《扎赫拉》的最后一篇，《弗洛伊德的幻覺》。第一篇講述了她，第二篇，這一篇則帶我們回到塔利班上臺的歷史節點，看見扎赫拉在塔利班到來前后的生活。

本文獲得單向街基金會“水手計劃”支持。

弗洛伊德的幻覺

撰文、攝影：丁海笑

“每當我感到癲狂與悲傷的時候，我都會回到巴米揚。那里是這個地球上唯一讓我感到像是家的地方……”

扎赫拉去過巴米揚三次，第一次是在 2017 年的冬天，那是她首度造訪她素昧謀面的故鄉。她和一對阿富汗藝術家夫婦一起，去巴米揚大佛遺址朝覲，到班達米爾圣湖蕩舟，她披著紅黑相間的格子斗篷，在殘窟前擺出佛教修行者的手勢——

“我深愛著巴米揚，尤其是那尊大佛，盡管已經被他們摧毀了，即使是殘存的部分，也依然是如此的宏偉美麗。我感覺靈魂的某一部分與那片土地相連。每當我凝望佛像，內心就會平靜下來……”

扎赫拉在阿富汗巴米揚（扎赫拉朋友拍攝）

巴米揚的平和也曾牽動著歷史學家湯因比，他在月夜里俯瞰整座峽谷時，面朝銀光爍爍的白楊林、佛窟投下的片片陰影，寫道：“當你凝視這里，佛教的平和也會慢慢降臨在你躁動的西方靈魂之上。”

地處興都庫什山腹地的巴米揚，曾是絲綢之路上著名的佛教圣地，商旅與信徒絡繹不絕，彩色屏風般的巖壁上被鑿出蜂巢狀的石窟，斷崖的前方是一塊又一塊綿延的綠地。玄奘于公元 7 世紀到訪過巴米揚，當時佛教正興，他看到佛寺數十所，僧徒數千人，更被東西兩尊高百余尺的巨佛所震撼——“金色晃曜，寶飾煥爛。”如今，佛教在巴米揚已消失數個世紀，而兩座屹立千年的巨大立佛，也在 2001 年被塔利班炸毀，空余佛龕。

扎赫拉最喜歡攝影師史蒂夫·麥凱瑞在班達米爾湖拍的一張照片，攝于巴米揚大佛被炸毀的第二年，“那是一張充滿懷舊感的照片，一匹駿馬在前方奔跑，嘶鳴……”當地人相傳湖水具有治愈力，而它也治愈了扎赫拉。

“我所感受到的，是巴米揚帶來的內心平靜。我感覺自己回到了某處避風港，一個能讓我擁有心安的地方。即使我不在巴米揚生活，但唯有那里，才讓我感覺是家。”

扎赫拉在史蒂夫·麥凱瑞攝影展

扎赫拉的父親出生在巴米揚省旁遮普區（Panjab）的一座貧瘠山村，離巴米揚市有百余公里。那里五河交匯，海拔 2700 米，是巴米揚省的高點。扎赫拉從未到過那里，因為從喀布爾出發，不僅要跋涉數百公里的險峻山路，途中還得翻越一座海拔 3500 米的埡口，冬季大雪封山，夏季洪水泛濫，汽車需涉水而渡。

旁遮普區是哈扎拉人聚居區，當地以農業與畜牧業為主，常年的旱災導致土地貧瘠，約三分之一的人口失去土地，因為貧困與族群沖突，有近一半的居民流亡到了鄰國巴基斯坦與伊朗。

扎赫拉的父親從小替人牧羊，有一天，他聽說同齡的孩子們準備跑去伊朗，這個十幾歲的牧羊少年，早已厭倦了日復一日的放牧生活，總想出去闖蕩，于是從家里偷跑出來，開始了他的冒險。后來他的父親也跟著追來了，他們一貧如洗，沒有值得留戀的土地和財產。

扎赫拉屬于阿富汗的第三大民族哈扎拉人。哈扎拉人多居住在阿富汗中部的山區，相貌上與蒙古人接近——“他們也時常被普什圖人取笑成‘蒙古人’。”暗含的意思是蒙古人在蹂躪這片土地時所留下的“棄嬰”。

“我父母在伊朗長大，所以他們說不了純正的達里語。波斯語和達里語其實是同種語言，口音不同。”

達里語是阿富汗的通用語，這是一種波斯語在阿富汗的變體，與普什圖語區別較大。在日常生活里，人們普遍使用達里語交流，除非你來自一個偏遠的村落，否則單從語言上很難分辨誰是哈扎拉人。另外，哈扎拉人多信仰什葉派，也存在少量遜尼派，而大多數的阿富汗人屬于遜尼派。

哈扎拉人與普什圖人長期爭斗，種族仇殺的事件時有發生，塔利班曾出言不遜：“塔吉克人屬于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人屬于烏茲別克斯坦，普什圖人屬于阿富汗，哈扎拉人屬于墳場。”扎赫拉從伊朗的哈扎拉人聚會上知道了自己民族的歷史，她坦言說自己不喜歡《追風箏的人》，因為卡勒德·胡賽尼的敘事站的是普什圖人的立場。

扎赫拉的母親則出生在一個普什圖人和哈扎拉人常年沖突和械斗的地方——古爾省帕薩班德縣（Ghor Pasaband），沒人知道殺戮由何而生，也沒人知道什么時候、會以何種方式結束。

外公的家境還算寬裕，有一次，他們遭到了普什圖人的威脅，外公帶著襁褓中的母親逃到了坎大哈，隨后普什圖人潛入他們的村莊，將村里 72 名 男性雙手反綁，扔到了河里。母親一家因為在坎大哈而幸免于難，半年后，由于擔心普什圖人的追殺，又輾轉赫拉特流亡到了伊朗。由于出逃時太小，母親至今無法回憶起村子的名字，只記得那里有一條河、有一些樹。

興都庫什山成俯沖之勢，向伊朗邊界呈扇形般地緩緩散開，止于赫拉特附近。從赫拉特至馬什哈德是古絲綢之路的一段，也是世代阿富汗人的流亡之路。母親一家在上世紀 60 年代逃到了馬什哈德，靠外公在工地上做苦力勉強維生，又過了許多年才搬到德黑蘭附近。

1979 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的兩年后，年僅 18 歲的母親嫁給了那位離家出走的哈扎拉牧羊人。次年，他們的第一個女兒在德黑蘭誕生，一家人搬到馬什哈德，又生下了第二個女兒。

而同是 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導致上百萬名阿富汗人流離失所，扎赫拉出生的帕克達什特就是其中的一處難民聚居地，在她成年之前，一直是以難民第二代的身份在那里生活。

我和扎赫拉之間有一種旁人無法理解的情誼。2012 至 2013 年環亞洲旅行期間，我漂泊至德黑蘭，她成了我為數不多的當地朋友。那一個月我們時而見面，還一起去卡拉季短途旅行，雖只是當日往返，卻不曾想過她為此冒了多大的風險。

那段時間她剛經歷了一場劫難，而我在中東的種種遭遇——頻頻的恐襲警告、被拒絕入境或登機、財物被劫或人身安全遭到威脅等等，讓同樣身在“異鄉”的我們相互慰藉，惺惺相惜。

彼時她的家人已經流亡土耳其，而獨自經歷那場霸凌后，她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需要男人的“保護”——“或許母親是對的。”

在我離開德黑蘭的幾個月后，扎赫拉便訂婚了，嫁給了一位同樣流亡的哈扎拉人，而婚后的她也一度過得很開心。“那件事是我決定結婚的唯一原因，我無法再獨自活下去，所以我嫁給了第一個愿意保護我的男人……”

我們聯系得不算頻繁，和我大部分在路上的朋友一樣，更多的只是相互凝望，就像在夜空下抬起頭，便可隨時見到星芒。偶爾我也會跟她分享一些旅途瑣事，譬如我在科伊搭車時丟了行李，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坐輪渡時的興奮，或是在薩拉熱窩的旅館中被竊。她說每當聽到我的這些經歷時，就像親自去旅行了一趟。

偶爾我們會一起討論波斯語詩歌，她向我推薦了詩人沙姆思·哈菲茲、莪默·伽亞謨、魯米的詩，那些詩句充滿著悲情、異域與迷幻色彩。她極力推崇魯米——

渴望是神秘的核心
渴望本身就可以療愈
忍受痛苦，這是唯一的法則

她依然會像往常一樣叫我“戴勝鳥”。那是來自德黑蘭地鐵上一個波斯男孩給我的占卜詩簽（波斯人用哈菲茲的《詩頌集》來預測未來），詩中將我比作戴勝鳥，是波斯寓言中的萬鳥之王，有著陽光型的頭冠，《古蘭經》上說所羅門王曾送它去沙巴尋找黃金之地，而在蘇菲（伊斯蘭教內的一個神秘主義流派）的寓言中，它是“隱形世界的使者”，走過海路和陸路，飛過高山和深谷——

滿載著悲傷的源泉 / 我會為你一路祈禱 / 無論在呼嘯的風中 / 還是在黎明與黃昏 / 祈禱會為你護航 / 我會送你去……

德黑蘭市景，攝于 2013 年

扎赫拉時常也會向我表達思念：“嘿，今天有人叫我扎赫拉，溫柔而悲傷，就像那天晚上你叫我一樣。順便說一句，那天去卡拉季你拍了一些我旅行時的照片，抱歉那時候我哭了。我至今為此感到羞愧。”

“生活太奇怪了，像夢一樣，我們重逢就像一場夢，太遠了，真的太遠了，就像夢一樣……”當扎赫拉寫下這些句子的時候，我還不能體會到她的悲傷，我的漠然就像是推向紅海的渡輪，世界也推給我同樣的沉默。

2017 年，我的《環亞旅行》出版，扎赫拉是其中一章，我無法與她分享我的文字，只給她拍去一張書頁——一個在清真寺里祈禱的伊朗男人，是她帶我去卡拉季旅行時所拍下的。我寫的阿富汗難民故事并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更多的反饋是一種聲音：“幸好我們是和平的。”

從那之后，她不時會提及她要去阿富汗的想法，有時她真的去了，有時或許也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沒去，總之我記不太清了。她也聊到過幾次她的婚姻，說她在經歷離婚，但細節我沒有再追問——我過于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伊朗真的離我越來越遠了。

2017 的一天，她在喀布爾，而 我在中國西極——烏恰縣旅行，我們之間只隔了七八百公里。她發來信息說她終于決定離婚，覺得繼續過下去也可以，但不想再委屈自己了。她渴望看看外面的世界，想一個人到喀布爾散心，同時看看有沒有合適的工作。

正好喀布爾大學有個由美國機構資助的短期項目，為女性學生提供英語專 項培訓，時長是三 個月。 她于 9 月抵達喀布爾，開始在 喀布爾大學任教——“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對我來說，當老師是一段安靜而非凡的經歷。”

她的課都在早晨進行，從 6 點開始，到 7 點半結束，地點設在女生宿舍。有一天她上完早課，回家的路上太陽剛好升起，城市看起來很柔美，幾位清潔工正在清掃這座古老的城市，他們穿著橙色的制服，與晨曦的橙色融為一體，這真是一個神奇而令時間凝固的瞬間。

“我能給你們照張相嗎？”扎赫拉禮貌地問他們。

“當然可以了。”他們熱情地回答道，于是排好隊讓她拍照，沒有再多問一句，這份真誠和友善令扎赫拉一直難以忘懷。

走在喀布爾的街上，每個人都管她叫“貓”，而她自己卻不知道為什么——或許這里的人們有太久沒有見過外面的哈扎拉人了，感到新鮮？

她對眼前陌生的一切感到好奇，拼命地吮吸著這所城市的生命力，像看電影一樣觀察著當地：擦鞋的兒童、流動的茶攤、賣糖果的小販、騎自行車的工人……她注意到其中的一位搬運工，正坐在自己的手推車里讀報紙。“喀布爾連大學教授都不看報紙了，可一個搬運工居然在讀報紙。”

2018 年 1 月，培訓項目結束，扎赫拉又回到伊朗待了幾個月，打一場離婚的拉鋸戰，順道和姐姐告別。德黑蘭大學的語言學研究生她剛念滿兩年，沒心情再念下去了，和丈夫一直在吵架，還得靠家教來負擔一部分的家庭開銷，無法專注在學習上。

中途她又去了趟伊斯法罕，拜訪一位十五年未見的老朋友。那位朋友住在伊斯法罕和沙赫爾庫爾德之間，遠離城市，扎赫拉不得不坐三個小時的出租車去找她。朋友已經一無所有了，她和家人屬于巴哈伊教徒，在伊朗同樣地備受壓迫。

“生活在伊朗，每天都在上演一出荒誕不經的戲劇——‘等待戈多’。這里的人們仍在擔心新的國際制裁，物價已經翻了兩倍，窮人愈加貧困潦倒。”留在伊朗的扎赫拉無法找到一份正常的工作，已經入不敷出了。“如果你生活在這里，你會感到人人都岌岌可危，越來越多的人打算偷渡到土耳其……”

作者在伊朗搭車途中認識的當地朋友

“回來沒什么特別的事情，只是收拾我的東西，見些朋友，準備一些離婚和學校的文件……現在我有點迷茫，我的余生該住在哪里，是時候做個決定了。而且我無法再跟我丈夫相處了，他不讓我走，給我很大的壓力。我想離婚，但他不同意。按照伊朗的法律，沒有愛情不能成為離婚的理由，離婚須經男人提起，如果不能拿到離婚證，我去喀布爾會有大麻煩。我很難睡著，我得去喀布爾闖一闖，或許能治好我的抑郁癥……”

最終，她的旅行變成了一次出走。她結束掉這場持續五年的婚姻，來到喀布爾的卡泰布大學教書，那已經是 2018 年的 8 月了。在喀布爾的五年，是她人生中唯一不是“難民”的時光。而阿富汗對她來說，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祖國”，她從未在這里生活過。

“回想在喀布爾的歲月，沒有什么可值得的留戀的。我在那里生活了好幾年，卻從未真正地愛上那座城市。它只是一個讓我工作、棲身的地方，從未給過我家的感覺。”

跟旅行時的感受不同，生活在喀布爾完全是另一種面貌。長年飽受戰火困擾的阿富汗經濟狀況很差，嚴重倚賴外國援助，即使身為大學教師，賺錢也不容易。喀布爾的冬天很難熬，貧苦的人們靠焚燒垃圾來取暖，由于地處高原谷地，導致霧霾很嚴重，天空都是灰蒙蒙的，扎赫拉的抑郁癥也越來越糟，很難快樂起來。

“在阿富汗，我們仿佛活在一個尚未現代化的平行世界里，就像是有一扇通往過去的時空之門，把人帶回到幾十年前。”

雖然當地人天性善良、熱情，女性也比塔利班時期擁有更多的權利，能夠自由地出門，過正常的生活，但旅行還是會處處受限。

“在新阿富汗社會，女性只是作為合照中的代表，向外界展示‘我們相信性別平等’，但實際上，女性教員鳳毛麟角。因此學校傾向于聘用那些有伊朗留學背景的阿富汗女講師。在語言中心里，我是唯一的女教師，而男教師有三十名。”

有一次，扎赫拉與同事們出發去喀布爾附近的潘杰希爾 （Pan jshir） 旅行，那里是興都庫什山中一座迷人的峽谷，群峰聳立，山巒迭起，蜿蜒的潘杰希爾河從中穿行而出。就在他們快進入潘杰希爾時，警察攔下了他們的車，盤問她是誰，和這些男人是什么關系。他們出示了工作證，并做了解釋，說只想去山谷里消磨一個春日。警察還是不放他們走，稱女性不能在沒有男性監護人 （Mahram） 的陪同下外出旅行，于是把他們送了回去。

作為一名哈扎拉人，扎赫拉依然會遭遇一些異樣的眼光，無論是找工作，還是去超市購物，都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而她也會刻意隱藏自己的波斯口音。“回阿富汗的第一年，我都在適應新的口音。”

“我的族群在歷史上一直遭受他族壓迫，創傷如同基因一樣代代相傳。盡管我出生在伊朗，但哈扎拉人的傷痕已然深植我心……”

剛開始在阿富汗教書時，她害怕班上其他族群的學生，甚至在課堂上，單是注視著那些異族人的面孔都會使她感到不安。后來在專業人士的幫助下，她才一點點地克服了這種恐懼，甚至和其他族群的人建立了友誼。

隨著時間的推移，她逐漸適應了在喀布爾的新生活，去參加藝術活動、看演出，為當地報紙撰稿，變成了一名新阿富汗人。五年間，她先后任職過四所大學。她還同一位當地的“超級富豪”交往著。“我不知道他的來歷，是軍火商、毒販還是國際貿易商人，只知道他什么生意都做，他能在喀布爾搞到世界上的一切。”

那陣子，我隱約地感覺到阿富汗的局勢可能已經穩定了，她對新政府報以寄望，而我也計劃著什么時候能去喀布爾旅行——十年前，我曾搭車重走嬉皮之路，喀布爾是我始終未能抵達的一站。

新冠疫情全球爆發后，我問候了遠在世界各地的朋友，扎赫拉很沮喪地談起了阿富汗的時事：“太滑稽了，兩位總統都宣誓就職。”

當天正是 2020 年 3 月 9 日，阿什拉夫·加尼 （Ashraf Ghani） 和阿卜杜拉·阿卜杜拉 （Abdullah Abdullah） 同時舉行總統宣誓就職儀式。阿卜杜拉認為加尼的獲勝存在著選舉舞弊，宣布組建平行政府。

總統加尼是普什圖人，中學畢業后便一直在海外學習和工作，主要待在美國，作為人類學者，他寫過一本叫做《修復失敗國家》的書，其阿富汗背景則是他學術與政治生涯的重要資本。2001 年底塔利班被趕下臺后，他返回阿富汗從政，2014 年當選總統。而他的政治對手阿卜杜拉是普什圖人與塔吉克人的兒子，屬于在阿富汗本土成長起來的政治人物。

“塔利班將會成為政府的一部分，我們斗爭了很多年才最終打敗他們，現在他們卻成了我們的主人。我們的政府背叛了我們。”扎赫拉說道。

“或許有一天，他們會重新掌權嗎？”我試探地問。

“當然。”

我們的對話最終變成了預言。三年前，如果有任何人能稍微洞察到阿富汗的局勢，扎赫拉可能就不會踏上那片土地。或許早在一年前，她就已經感到絕望，但為時已晚。而現在，我什么也做不了，我為自己的無能為力感到內疚。

2021 年初，塔利班的卷土重來已有了征兆；4 月，拜登政府宣布將在 9 月前完成撤軍，塔利班隨即展開全面反攻；6 月，塔利班攻陷了伊斯蘭卡 拉，伊朗關閉邊界；7 月，阿富汗半數的地區已落入塔利班的手中，美國開始倉促撤軍，使得阿富汗局勢急轉直下。

8 月 15 日，塔利班武裝攻入首都喀布爾，總統加尼倉皇出逃，喀布爾機場大潰逃的影像震撼了世界——數以萬計的阿富汗人涌向機場，甚至有人為了逃生，扒上了升空的飛機……

次日一早，手機被“阿富汗”刷屏，也同時收到了幾位朋友發來的訊息，我突然想到：扎赫拉還在喀布爾。扎赫拉怎么樣了？想到她的處境，我隱約感到有些害怕。我們有一年左右的時間沒聯系了，她的臉書狀態停留在 7 月 22 日。她引用了海明威的警句：“過去他們寫道，為國捐軀是甜蜜與恰當的，而在現代戰爭中，你的死毫無甜蜜與恰當可言，你會像狗一樣死得毫無意義。”

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聯系了扎赫拉：“你怎么樣？我看到了新聞，非常的難過。你還好嗎？”

幾個小時過后，我收到了她的回信：“我很好，正在找路逃跑……”她故作鎮定地說道，像那種被逼入冥暗的小巷，試圖平和自己而被迫迸發出的冷靜。逃跑？阿富汗是內陸國家，興都庫什山像褶皺一樣，幾乎插翅難逃。喀布爾機場亂成一團，已經被迫關閉，往首都之外的一切道路也應該混亂得一塌糊涂。

“你現在在哪里？”我只能通過聊天，先安撫她的情緒，再看看有沒有渠道能提供一些實質的幫助。

“喀布爾。”

扎赫拉的大學已經停課了。“一些大字不識的人被選進了教育部門。”當塔利班占領阿富汗北部城市巴爾赫后，一個新官上任的“農民”打電話給她的講師朋友問：“我被他們選上了，但我不知道該如何工作。”

扎赫拉的處境比普通阿富汗人更糟。作為單身女性，她難以在塔利班的阿富汗生存，她不僅可能丟掉工作，甚至無法再單獨外出。而且，塔利班主要的支持者是普什圖人，與哈扎拉人勢不兩立。當塔利班解決外患后，遲早會將矛頭對準國內，特別是對付他們的宿敵哈扎拉人。

紀錄片《面包與玫瑰》

她已放棄了難民身份，無法再返回伊朗。二十年間，許多海外的阿富汗人選擇回流，都是被 表面 一步步的正常化吸引回去的，新政府也鼓勵流亡的阿富汗人回歸，以頒發護照、提供獎學金、工作機會等條件作為交換，讓許多已經走投無路的阿富汗人回國發展。

“我真的很需要錢，所有的銀行都關門了，大學的管理層也已經跑路，沒把應付的薪水給我。現在沒人能幫我。”塔利班宣稱銀行會在周六開門，但她身上已分文不剩，家里也只剩下些馕。她很倔強，不愿接受前男友的救濟，因為他不久前曾背叛過她。

美國撤出阿富汗之際，為了防止資金流向塔利班，凍結了阿富汗央行的海外資產，并停止美元的輸出，西聯匯款與速匯金也中止了在阿富汗的服務。塔利班進入喀布爾前，阿富汗央行就已經限制了提款額度，同時伴隨著全國性的現金短缺、匯率暴跌、物價飛漲。

8 月 21 日，扎赫拉動身前往銀行，這是她自喀布爾被塔利班占領后第二次上街。她發來一張照片，照片中的她身穿一種類似卡多爾 （Chador） 的黑色罩袍，裙擺、袖擺上繡有一些瑰紅色的花卉圖案，以口罩蒙面。而我印象中，她平日最多只會戴莎依拉 （Shayla） ——一種長方形的頭巾，但不會完全遮住脖子和頭發。

“銀行還是沒有開門，說是因為中央銀行關閉了。”扎赫拉發來消息。喀布爾被攻陷當天，阿富汗央行的代理行長已經逃亡海外，他本不想逃走，但“被同事推上了飛機”。

“路上有人騷擾你嗎？”

“沒有，跟以往女性會面對的問題一樣，現在則更多了。但街上有人朝我喊著：‘你們的時代終結了’，或者諷刺地說道：‘謝天謝地，你現在總算是穆斯林了。’”

“誰在這么做？塔利班的人嗎？”

“不，街上的一些男性，他們每天都這樣。塔利班的人只是盯著我，因為我全身包裹得很嚴。普什圖人都在歡欣鼓舞地慶祝，而哈扎拉人和塔吉克人卻在提心吊膽。”

在這個幽暗的時期，文學與詩歌仿佛成了扎赫拉的唯一寄托。于是我們又談及寫作，她托付我將她的經歷寫下來，并附上一段她用波斯語寫的小故事，“這是我寫的故事”——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經過一道半明半暗的巷子，發現地上扔著兩張褶皺的撲克牌，便將其中的一張“方塊六”拾起來帶回家，打電話給庇拉爾·特 爾內拉 （注：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一個精通紙牌占卜術的女人） ，請 她幫忙占卜。庇拉爾說，這張牌暗示著一次愉快的旅行和一項重要的決定。

“其實還有另外一張牌……”

“你留下了一張牌？”

“嗯，是的……那是一張‘大王’。”

庇拉爾在電話里笑道：“所以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嗎？”

我停頓了一下，說道：“老實說，我看到它是想拿走的，但后來我讓它留下了，就在街邊……”

庇拉爾的笑聲停止了，但她的呼吸聲讓我感到安心——她仍在電話那頭。我意識到自己犯了錯誤，一個令人愉悅的錯誤。庇拉爾深吸一口氣，我等著她重新開口：“你一生中會遇到很多男人，他們有著不同面孔，帶著不同氣味。而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試圖向你證明自己與眾不同。一旦他引起你的注意，你就愛上了他……”

講波斯語的人對詩歌相當狂熱，扎赫拉的日常語言中也時常充斥著詩文、隱喻與預言，她一直堅信著這些文字將帶給她指引。或許“兩張褶皺的撲克牌”代表了扎赫拉自我詮釋的兩個生命密碼——愛與逃離。

之后幾日，扎赫拉再無任何消息，她的最后一篇臉書貼文是波斯詩人邁赫迪·阿哈萬-沙利斯 （Mehdi Akhavan-Sales） 的一首《蒲公英》，蒲公英是波斯民間傳說中的信使，如果你帶著向某人傳遞消息的愿望吹了它，那個人就會收到消息。這首詩暗示著在一個黑暗、崩壞的環境里，試著尋找一絲小小的希望。

蒲公英！

喂，可是…最終…哎

你真的隨風而逝了嗎？

我在和你說話！你去了哪里？啊

真的，某處還會有消息嗎？

某處還有一些溫熱的灰燼殘留嗎？

我不貪戀爐膛里的火焰

但仍有一絲微弱的火星嗎？

蒲公英

全世界的云

晝夜不停

在我心里哭泣

8 月 26 日深夜，一則突發新聞讓我的心又崩了起來：喀布爾機場外發生了自殺式炸彈襲擊，爆炸導致至少 170 人死亡，其中包括 13 名美軍人員，機場隨后開始疏散和關閉。

爆炸發生的幾個小時后，我突然收到了來自扎赫拉的消息：“嗨，對不起我回復晚了……這些天我一直都在路上……現在我在德國。謝謝你，等我先安頓下來，再聊。”北京時間凌晨 3 點鐘，我從迷迷糊糊的睡夢中睜開眼，這真實嗎，還是只是我的夢境？

扎赫拉在德國的某處美軍基地內，給我發來一張照片，照片里的她倚坐在營帳旁的隔離墩上，憔悴的面容掛著微笑，身上裹了一張灰色毛毯，頭上沒有戴頭巾。

她轉了兩趟飛機才到達這里，后來，一只泰迪熊玩偶成了她悲傷的旅伴，那是機長送給她的禮物。

在飛往美國的軍機上，機長像圣誕老人一樣走來走去，跟乘客聊天，給孩子們發零食和玩具。他來到扎赫拉的面前說：“你看起來 又累又害怕。”她當時驚魂未定，因為不知道會被帶去哪里。于是他把一只人們捐贈的泰迪熊玩偶遞給了她。在那之后的數個小時里，她就像個孩子似的，抱著自己心愛的玩具——一個毛茸茸的小家伙，成了她手里的小伙 伴，帶走了她所有的悲傷。

泰迪 熊玩偶

“你，那個我不認識的人……我不知你是誰，在什么日子，出于什么目的，將這只泰迪熊交予慈善機構。但我感謝你，感謝你帶給我那幾個小時的平靜。”

泰迪熊陪她熬過了一生中最艱難的幾個小時，它傾聽的是一個三十幾歲、流離失所的阿富汗女人的訴說，在她備受恐慌、病痛纏身、無依無靠的日子里。她的外表仍假裝風平浪靜，但內心已是一場狂風暴雨。泰迪熊能帶給她短暫的安寧，撫平她的傷痛，在不確定的未來日子里給她溫暖。未來，還不知道需要多久的等待，等一系列文件和手續，等新的難民政策和處置，她將何去何從，沒有人會知道……

“我感到被我的國家、我的政府背叛了，如果沒有美國的幫助，他們根本無法守住這個國家，而當美國撤軍的那一刻，他們卻選擇了倉皇而逃……”

“我告訴 CNN 的記者 ，塔利班和二十年前沒有任何變化。他們照樣不會讓女性工作，不會讓女性接受教育，更不會讓女性擁有自由。而且，他們依然和以前一樣的殘暴。”

“我擔心自身的安全，因為我是一個獨立女性 ，無依無靠，身邊沒有任何的男性監護人。我不得不離開我的國家，這里已經不再適合我，甚至不適合任何積極進取的女性……逃離阿富汗是一個艱難的決定，我們沒有成功的把握，甚至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夠活下來。”

8 月 22 日，扎赫拉和室友決定冒險前往機場，盡管她們知道那里襲擊頻發，路上還有許多塔利班的檢查站。她們在下午五時趕到的機場，發現已經圍聚了上千人，只能一點點地向前挪動。

“我感覺人們在盯著我看，因為我是一個孤身女子。一個小個子的塔利班士兵朝我過來，從背后抱住我，抓住我的胸部，想把我帶走。我試圖推開他，我比他還要高。這時我看到一位老人——在我們的文化里，人們尊重長者，對吧？我不會說普什圖語，但我試著用普什圖語對著他們喊：‘zuma plar，zuma plar’，意思是‘那是我父親，那是我父親’。他并不是我父親，只是一個路人老頭，我只是想表現出我有家人。然后那個士兵才放開了我，我算是救了自己一命。我只能一直緊跟著那些家庭，幫他們提行李，抱孩子，假裝表現得和他們有關系，我不是孤單一人，否則，他們一定會帶走我的……”

她們在緊閉的大門外守候了一整晚，徹夜未眠。清晨，門終于開了，人們肩并肩，緩慢地朝門口移動，最后總算是進入機場了。

經過兩天煎熬的等待，中途有美軍士兵前來登記，將她的名字記下，并遞給她一串號碼——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會被選中，長長的名單上還有許多美國公民和他們的“阿富汗盟友”，然后才輪到人道主義庇護對象。

最終，她被送上了一架飛往卡塔爾的軍用飛機，在卡塔爾過了一夜，一早改乘商業航班飛往德國。她在德國的美軍營地里停留了五天，隨后登上一架小型軍用飛機，16 個小時后降落在費城。

“經過了一系列爭斗和飛行之后，現在得重新應付一切。”

在阿富汗，扎赫拉的學生們依舊沒有返校。不久前，新的教育部門頒布了文件，規定入讀大學的女性必須穿戴長袍與面紗，遮蓋住大部分臉部，只露出眼睛，且男女分班授課。

“……我想，那些留下的阿富汗人現在應該過得很幸福，在他們看來，正義戰勝了錯誤，伊斯蘭酋長國驅逐了美國，而美國也沒有摧毀他們的國家，對他們來說，這一天的意義不亞于開齋節。他們對自己所說的和所做的深信不疑，他們的信仰堅如磐石，但我們和他們之間仍然存在分歧——原因可能是‘我們’對自己的信仰產生了懷疑，并因此采取了錯誤的政策……”

扎赫拉抵達費城機場之后，朋友來接她，把她帶到了新澤西，有一天，他心血來潮地對她說：“讓我們去看看紐約吧，那是著名的世界之都。”

美國紐約

扎赫拉曾對我說她真的熱愛旅行，羨慕我的生活方式，現在她終于可以不受約束地行走了，卻怎么也開心不起來，她在紐約寫了一篇獨特的“旅行日志”——

我告訴我的同伴，美國不會帶給我任何驚奇。像我生命中每一次信誓旦旦說的那樣，事實證明我再一次錯了。我在德黑蘭長大，喀布爾跟它相比，不過是一個小社區。然而，紐約又在另一個層級之上，城市在這里變得廣闊起來，到處都充滿著摩天大樓。我們去了時代廣場，在那里我興奮得像個小孩子。這是我首次親眼見到一幅幅花花綠綠的巨屏廣告（在伊朗，任何細密畫之外的繪畫形式都在公開場合被禁止），而不是通過電視。我仰望著天空，我的腳不知道該放在哪。

在林肯表演藝術中心前面，一位女人正用她那天使般的嗓音，歌唱一段逝去的愛情。我坐在地上聽了一會，眼淚止不住地往下咽，在我的喉嚨里面形成了一個惡性腫瘤。我的一部分朋友被留在了喀布爾，另一部分了無音訊。我的人民理應過上更好的生活，他們值得擁有更好的政府、更美的家園——就像現在這樣，你可以隨時坐在草地上，聽一位女歌手歌唱愛情。我們曾經為它爭取過的啊。

我想告訴我的同伴：“現在想到這些，我就會哭。如果我哭了，你不要害怕，我哭起來不好看。”但我沒有說，我沒有說，因為我在紐約的中央哭得一塌糊涂。

結語

今年是芝加哥 142 年的氣象記錄里最溫暖的二月，被本地媒體稱之為“假春”，街上飄蕩著新草竄出泥土的清香和煎肉餅的氣味，旅鶇在“搖滾學校”的霓虹燈箱上筑巢，路邊一切酒館、奶酪店、禮品屋、唱片行的櫥窗皆明亮、清澈，缺乏隱私，一間歐式雜貨鋪外掛著雄心勃勃的廣告語：“我們運送到任何地方！”

扎赫拉倚在公寓的窗前對我講完了她的故事，午后的光影很美，陽光溫和地折射在鵝黃色的墻壁上，形成一組蕩漾的波紋，她有些疲倦了，將手耷拉在窗臺。我讓她隨便說些話，方便我錄一些空鏡，錄音機還未關，她望著暮春的窗外，輕聲地呢喃著——

“有時候，我感到非常思念我的朋友，但現在他們都散落到了世界各地，在這里想要找到真正的朋友并不像人們想的那么容易，我不確定我能找到一些朋友，這從來都不容易，無人例外。”

一場戰爭之后，沒有人是勝利者，也沒有人毫發無損地逃離——“離開的和留下的人，都將帶著悲傷活下去。”

Between me and you, lay a thousand of vales. I, a revealed secret. You, an unwritten book.

你我之間，隔著千重山谷。
我，已被揭露的秘密。
你，尚未被寫下的書。

—— 扎赫拉

編輯：王泓鑫、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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