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與“農業學大寨”的終結

前言：本文是“胡耀邦與農村改革”研究成果的副篇。最近寫的改革史文章都比較長，動輒上萬字，很多資料太珍貴，實在不舍得刪。歷史研究既要講思想價值，也要講史料價值，并且從長遠看，史料的意義遠遠比史觀更重要，因為史觀會隨著時代變遷而變化。因此，這些文章犧牲一些可讀性，而盡量保留史料的完整性，敬請讀者諒解。

筆者在研究早期農村改革時發現，它的明線是包產到戶和農民經營自主權如何合法化的過程，暗線則是怎么否定“農業學大寨”的過程。因為到“文革”后期和改革前夕，昔陽大寨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典型，而代表著農村社會治理模式、發展方向，并且大寨村黨支部書記陳永貴成為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相當大程度掌握著農村政策制定權，如果不否定大寨，農村改革就不能獲得意識形態的合理性，就開展不下去，所以，萬里說“農村改革的第一個回合就是否定農業學大寨”。

中央高層從開始質疑大寨模式，到對“農業學大寨”做出總結，并且停止這項社會政治運動，用了近三年時間，可見讓全黨全國人民轉過這個彎并不容易。在否定大寨模式中，角色最重要的是鄧小平、胡耀邦、萬里三位先知先覺的人，不過實事求是來講，鄧小平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某些時間點，萬里的作用主要在推動地方改革，在中央層面，胡耀邦是唯一起到貫穿始終、穿針引線的人物，本文將論述胡耀邦在這一歷史過程中的言行。

一、大寨模式是如何走向全國的，及其危害

大寨在全國聞名是1964年，但是早在1960年山西省就開始宣傳、推廣大寨的經驗，背后推動者是時任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陶魯笳逢人說項，多次向中央部一級領導干部介紹大寨事跡，尤其是當時中央和華北局山西籍高干很多，像彭真、薄一波、李雪峰等都是山西人，1964年初北京市委、水利部、農業部等邀請陳永貴來京作報告，陳的口才極好、演講生動，引起熱烈反響。沒過多久，新華社副社長穆青親自帶隊去山西，寫出了長篇通訊《大寨之路》，大寨和陳永貴的名氣開始走向全國。

不過最決定大寨命運的是，1964年3月28日陶魯笳在毛澤東專列上匯報工作時，又提到了大寨。毛澤東之前對大寨之不了解，甚至不知道有陳永貴這個人，陶魯笳繪聲繪色的介紹，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從此以后毛澤東也是逢人說大寨，我們看《毛澤東年譜》的話，他在此后半年內多次跟各大區、各省負責人提到大寨。

毛澤東為什么對大寨如此感興趣呢？筆者認為這根當時社教、四清有關，毛澤東最擔心基層官僚化、蛻化變質，即所謂的“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防止變修”，他希望農村能夠實現大民主，陳永貴雖然早在山西成為名人，但是堅持“參加生產、領導生產”，這恰好是毛澤東在社教中所期待的。毛澤東對1962年的“六十條”制訂的定額管理、多勞多得公社分配制度也不滿，認為是繁瑣哲學，大寨推行“標兵工分、自報公議”，一兩個月評一次，也非常符合他的意愿。

另外，還有一個關鍵的隱情是，正如當時擔任《山西日報》總編輯的吳象先生所分析的，三年困難后，中央高層對人民公社制度非議很多，毛澤東很被動，大寨堅守集體經濟方向并且取得了成功，給讓他增加了堅持這項制度的底氣（吳象：《偉大的歷程：中國農村改革起步實錄》，第31頁）。

1964年12月20日的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農業學大寨”的主張，新中國歷史上社會影響最廣泛的運動之一由此展開。26日，毛澤東舉行71歲壽宴，在人民大會堂請客三桌，按慣例只有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可以列席，這次來了幾位特殊客人，他們分別是王進喜、陳永貴、邢燕子、董加耕和錢學森，胡耀邦作為省委代理第一書記能夠參加，也算破例。不過，恐怕在座的毛澤東、陳永貴、胡耀邦都不會想到，日后是胡耀邦終結了農業學大寨運動。

如實來講，起初的大寨經驗，并不全都是左的東西，不乏閃耀著不照搬教條、實事求是的思想。比如，陳永貴在大躍進中沒有干砸鍋交鐵、鋼元帥升帳的狂熱，大隊食堂也是管理有方，嚴格實行以人定量，結果大寨在“三年困難時期”沒有受什么饑荒；他也很注重發揮社員、生產小隊自主性，做到賬目公開、民主監督；在“四清”中，陳永貴敢于頂住上面的壓力，村里沒有發生亂批亂斗，這些都是早期大寨社員積極性很高，集體經濟能夠越干越起色的真正原因。

但此后隨著“農業學大寨”成為國家的一項政治運動后，無論大寨還是陳永貴都被裹挾到政治洪流中去，各種“左”的錯誤附體，大寨模式逐漸失去了先進性，變為與億萬人民真實需求相背離、與經濟發展規律相背離的一種模式，它雖然不是農村“左”傾錯誤的來源，但是可以說是集大成者。總的來講，“左”的話語下的大寨模式，大致有以下幾個根本特征。

一是政治掛帥、突出階級斗爭。陳永貴的名言就是“千重要，萬重要，階級斗爭最重要”，“抓階級斗爭要刮十二級臺風”。大寨把村里的一切矛盾和問題都泛化為階級斗爭，陳永貴與縣里駐村干部吵個架，就自吹是“一夜與階級敵人做了六次路線斗爭” ，大寨是個窮的叮當響的太行山區山村，什么是資本主義都沒有見過，卻天天喊著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結果小孩多掙幾塊壓歲錢就成為“資產階級思想”，大寨逐漸成為“七斗八斗”的階級斗爭樣板村。

后來陳永貴帶頭造反做了昔陽縣委書記、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更是在治下大搞階級斗爭。以昔陽縣為例，“文革”中制造冤假錯案3028件，處理2300多人，而當時昔陽縣人口不過15萬左右，其中造成非正常死亡141人，陳永貴的前任縣委書記原耀先不堪忍受批斗，跳樓自殺。

“文革”中，以大寨村黨支部、大寨批判組名義發表的文章多達200多萬字，當然這明顯不是出自于大寨人之手，而是上面借大寨之名而為，但是文中處處宣傳大寨階級斗爭經驗，對于“左”的錯誤推波助瀾，發生很多人間慘劇負有重要責任。

(大寨社員在冬季閑暇時候進行政治學習）

二是取消一切自由市場、家庭副業，昔陽地處晉冀兩省交通要道上，本來商業很發達，文革爆發后，“車馬歸隊、勞力歸田、大砍運輸業”，各種工匠技藝活動也基本被取消，甚至房前屋后的樹木都要歸公，農村集體公有制逐漸變成一種取消一切個人財產和商業的空想共產主義。

三是大隊核算、平均公分，生產小隊財產一律歸大隊，對于生產分配，盲目追求平均，反對以前的按勞動成果記公分，認為多勞多得是“資產階級私有思想”，是“利益掛帥、物資刺激”。甚至后來把政治思想也當做評工分的標準，只要是思想積極，即便是勞動成果少，也可以拿高分，最后造成勞動量和勞動成果的倒掛。

四是鼓動社員大搞“基本農田建設總體戰”，農閑時節強令社員墾荒、大修水利，美其名曰“愚公移山”，其實是破壞自然、無知蠻干。根據昔陽縣志記載，1967年至1979年，該縣共完成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9330處，搬運土石1.87億立方米，約等于1.3個三峽大壩的體積，以一米高度攤開，可以圍繞地球繞4.5圈，當然不排除這些工程對于增產有所作用，但是絕大多數是勞民傷財的無用功，還導致農民傷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

實質上大寨模式，到“文革”后期已經成為一種反人性的空想烏托邦，個性、個人利益完全被否定。正如1980年中央給農業學大寨運動做的批語所講的：“以上各個方面的’繼續革命’，實質就是從所有制到交換，分配，直到勞動管理等各個方面，不斷地限制或剝奪農民。至于所謂’七斗八斗’，則反映了對農民的剝奪是使用強制手段進行的”。

如果說這種高強度的集體動員，起初能夠對增產能夠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很快這種邊際效應就會喪失。到60年代末期昔陽農業增產就很有限，陳永貴不斷靠造假來維持大寨模式的神話，比如1971年昔陽縣糧食產量只有0.746億斤，陳永貴給中央上報是1.195億斤。整個七十年代昔陽縣，謊報了2.6億斤的糧食產量，實際產量不足上報數字的三分之二，這還是昔陽獲得了全國最好的化肥、水利支援情況下的產量，可見大寨模式根本沒有優勢。

（集體出工最后導致普遍磨洋工）

全國范圍內看，“農業學大寨”不僅對改善農村經濟沒有任何實質性貢獻，反而還有不小的倒退。片面強調以糧為綱，取消多種種植和商業，導致農村種糧增加的收入，不抵取消副業的損失。比如吉林榆樹縣本來是全國重要大豆生產基地，學大寨后改種玉米、小麥，結果縣財政年年虧損，到1980年負債近1億；河北正定是產棉大縣，經過學大寨，糧食產量增加242萬斤，棉花減產237萬斤，由于棉花遠遠比糧食貴，其實每戶收入減少近百元。即便是糧食也沒有吃飽，根據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農林部長楊立功和民政部長程子華的發言，只有10個省農村口糧超過400斤，1.5億人的日均口糧不足8兩，陜西在合作化前人均口糧450多斤，到1977年只有333斤（韓鋼：《艱難的轉型：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會議的農業議題》）。

“農業學大寨”還極大破壞了生態環境。湖北省在“文革”前有1065個湖泊，經過農業學大寨的圍湖造田，1977年僅剩325個，水域面積減少70%以上，造成旱澇頻發；黃土高原是學大寨的最積極地區，森林覆蓋率到1978年僅剩下不足6%，黃土高原土地水分涵養能力急劇下降，1972年起黃河發生斷流；內蒙古在“以糧為綱”口號指導下，超過4000萬畝草原被開墾成農田，三分之一的草原出現沙漠化，像最嚴重的鄂爾多斯高原，到70年代末沙化草原比重達到80%。

（盲目墾荒造成嚴重環境破壞）

然而荒誕的是，粉碎“四人幫”后，盡管各方面出現了撥亂反正的跡象，“農業學大寨”這項政治運動，非但沒有隨著“文革”結束而終結，反而在1977年至1978年達到史無前例的高潮。更有意思的是，推動這項運動的華國鋒，在1971年10月后為擔任國務院業務組分管農業的副組長，起初是反對片面講學大寨，對“以糧為綱”有不同看法的，他上任后用了一個多月走訪了六省十七縣，提出了 “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因地制宜、適當集中”的農業方針，得到周恩來的同意，是為農業領域1971年至1973年的糾“左”。但是華國鋒擔任最高領袖后，卻立即跟陳永貴走近，把學大寨當做到20世紀末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關鍵路徑，1976年12月他發起召開了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提出到1980年全國三分之一的縣要建成“大寨縣”。

1977年至1978年，教育、衛生、體育、科技和財貿商業界也都召開了學大寨會議，教育、科技界的目標是開門半學、開門辦科研，走教育科研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否定行業的專業性；商業系統的學大寨，提出“狠抓商品流通領域的階級斗爭”，提出“一買一賣有斗爭”、“一個雞蛋兩條線”的口號。這年6月郭沫若去世，郭在臨終前特意囑托家屬把骨灰撒到大寨虎頭山，可見當時大寨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

二、胡耀邦率先揭蓋子

物極必反，在學大寨鬧得最火熱的時候，地方和中央都出現了強有力的質疑聲。萬里于1977年6月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后，深為該省的貧困所震驚。安徽本來屬于富裕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的皖中皖南地區，長期是魚米之鄉，安慶、徽州、蕪湖、廬州（今天的合肥）都是近代之前中國最發達地方之一。然而，建國后安徽是“左”的錯誤最深重的省份之一，從合作化、大躍進到學大寨一直走在前面，導致安徽經濟生產落伍很厲害，以人均糧食產量為例，1955年人均718斤，而1977年降為652斤，交完公糧，人均不到400斤，當時安徽28萬個生產隊，能夠維持溫飽的不到10%。

萬里經過調研，于11月推出了與學大寨反其道而行之的“省委六條”，即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家庭副業，允許生產隊根據農活建立不同的生產責任制，減輕社員和社隊的負擔，落實按勞分配，兼顧三者利益等等。1978年春，萬里還在安徽省委黨校工作會議上說：“什么這個學大寨學歪了，那個學大寨學錯了，大寨本身就不正。” 這年秋天，萬里在聽取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匯報工作時，又說：“你大寨那套我們學不了，你走你的陽關道， 我走我的獨木橋，你們不要強加于我們，我們也不強加于你們”，進而他又推動了聯產計酬、“雙包到組”的改革（1997年10月10日，萬里與中央黨史辦采訪人員的談話）。

（另外趙樹凱先生的《萬里發動農村改革立足何地》里還有個生動的細節。1978年4月份，萬里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見到了剛剛復出、即將主政廣東的習仲勛，習仲勛蒙冤長達十六載，對基層情況不太了解，向萬里征求治粵建議，萬里心直口快地說：“千萬不要學大寨”。習仲勛后來果然聽從了萬里的建議，沒派一個人去大寨參觀學習，反而去安徽學習農村改革經驗。）

如果說萬里是在地方是用悄悄開展農村改革的形式抵制學大寨，剛剛復出的胡耀邦則是在中央，從輿論上、思想意識形態逐漸趨否定大寨模式的合理性。這里再多說幾句，1965年農業大寨剛剛開始的時候，擔任陜西負責人的胡耀邦就對學習先進典型抱著很謹慎的態度，在他主持制訂的陜西省委文件中指出：“學大寨必須從實際出發，有創造性地學，不要死搬硬套”；3月份參加陜西省貧下中農第一次代表大會時，胡耀邦再次強調要善于根據“以糧為綱，多種經營”的方針，因地制宜，全面安排，而不是全面照搬大寨。這時候，以1965年2月胡耀邦起草的、以陜西省委名義下發的《電話通訊》為主要內容的農村調整路線，與正在開展的農業學大寨，其實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截然不同的兩個方向。

（《電話通訊》內容為：要減輕農民負擔，增加大隊、生產隊和農民自主權，由各大隊、生產隊自己搞儲備糧；由各大隊、生產隊自己用來擴大發展集體的飼養業；破除“以糧為綱”，自主決定種植經營品類；提出必須改變商業上冷冷清清的狀態，鼓勵農民進行集市貿易，以及發展人力畜力的短途運輸，賦予農民部分商業自由。）

胡耀邦雖然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是仍然憂心時局。1969年他致信給毛澤東，談自己對農村問題的理解，他認為解決農村發展，必須破除對“私”字的過分擔憂，過分堅持空洞的全民所有，一定會落得個全民所無、全民皆困；認為要調動億萬社員的積極性，給予他們生產自由，鼓勵農村通過開展多種經營和工業化，來實現國富民強。根據胡德平先生的回憶，1971年在潢川干校勞動的胡耀邦在給他的家書中指出，未來的農業發展還是要靠要靠科技和機械化。這些都是截然不同于大寨經驗的思考。

1977年7月，胡耀邦創辦《理論動態》以后，立即有理有節、火力猛烈地批判大寨模式。首先是8月10日的第6期《理論動態》刊發《按勞分配是否必然產生資產階級分子問題的探討》一文，繼而胡耀邦又以通過口述主題和提綱的形式，組織中央黨校研究人員（主要是吳振坤）撰寫了：《農村集市貿易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嗎？》（1978年1月10日，第36期）、《怎樣看待正當的家庭副業？》（1978年4月15日，第55期）、 《談談落實農村經濟政策中的幾個認識問題》（1978年7月20日，第74期）、《提高經濟管理水平必須大破小生產的經營思想》（1978年8月10日，第78期）。

其中，第二篇、第三篇最后以“新華社特約記者”的署名，分別發表在1978年1月31日和4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這些很明顯都是與當時大寨模式所提倡的東西是針鋒相對的，引發強烈社會反響。

根據沈寶祥教授的記錄，1977年底、1978年初的《理論動態》選題會上，胡耀邦不斷發問：集市貿易，怎么會產生資本主義？胡耀邦還揶揄陳永貴一直宣揚的“堵資本主義的路”，他說，資本主義的路當然要堵，但你堵的是什么東西？現在不是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是割了社會主義的一條腿，基層干部怕得要死，不怕窮，就怕資本主義尾巴。

胡耀邦所組織的對大寨模式的批評最猛烈的一偏文章是1978年9月25日第93期的《絕不能剝奪農民》，指出刮“共產風”，搞大隊核算，無休止地要求群眾參加集體勞動，卻不重視分配，工農剪刀差情況下極低價格收購農產品，都是對農民勞動成果的占有，用毛主席的話來講是“劫財”；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必須發揚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改變政社合一，尊重生產隊的核算自主權。由于該文直接擊穿要害，與當時正在推廣的大隊核算相沖突，最終《人民日報》沒有敢公開發表。

（胡耀邦始終注意人民公社體制下公有制的異化，以及對農民的利益的過度侵占和剝奪問題。比如1980年9月26日，他致信給杜潤生說：“多年來，農民負擔極重，‘受剝削’我看一點不假……說出來，才叫徹底地實事求是，但說出來，又給許多縣、社、隊干部太難堪了，而且抵觸情緒會很大”。）

胡耀邦也逐漸在公開場合開始批評大寨。比如1978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一次講話中批評道：農業學大寨，搞人造平原，是破壞生態平衡，勞民傷財，得不償失。這也是我們所見的資料，中央高層第一次有人直接在公開場合批評大寨。

對于胡耀邦的所作所為，陳永貴也不示弱。他給駐晉各中央新聞單位和《山西日報》下指示，讓他們寫文章回擊，主要內容有：他們批“窮過渡”是批誰呢？是批張春橋嗎？解決農業問題是靠發展集體經濟，還是靠老太太養雞？他們把自由市場宣傳的那么好，對嗎？說生產隊自主權神圣不可侵犯，這是言不及義，好施小惠；靠什么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他們要靠資本主義來調動。

1978年4月16日，《山西日報》發表萬字長文《真學大寨就有農業發展的高速度》，該文把對大寨模式的質疑扣上 “反對、懷疑社會主義”的“反動勢力”的帽子；”另一篇《昔陽調動農民社會主義積極性的經驗好》的文章，攻擊倡導農村改革是“掛羊頭賣狗肉，實際上是復辟資本主義”，火藥味非常濃。

1978年7月，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期間，陳永貴對時任山西運城地委書記張懷英說：“今年一月胡耀邦就向我開火啦！人們說，他就知道胡說。他說他的，我們干我們的。過幾天聽聽李先念副總理的報告你就知道啦！他算老幾！”。

根據當時的文獻資料我們可以看出，當時五個政治局常委中，至少華葉李汪都是支持大寨的，所以胡耀邦這么做是頂著很大壓力的，很很孤立的。葉劍英甚至在1977年9月視察大寨，小住4日，看到大寨的景象欣喜不已，并作《游學大寨雜詠》絕句八首，來高度贊揚大寨。葉劍英長期是胡耀邦的伯樂，也是這次他復出的最重要推動者，胡耀邦依然敢于站出來批評大寨，顯示出他不唯上、不投機，不計較個人得失的一貫原則。

三、從中央工作會議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大寨模式走下神壇

在胡耀邦孤軍捅大寨的馬蜂窩的時候，鄧小平于1978年9月16日在長春聽取吉林省委常委匯報工作時指出：“學大慶、學大寨要實事求是，學他們的基本經驗，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學態度。大寨有些東西不能學，也不可能學。比如評工記分，它一年搞一次，全國其他人民公社、大隊就不可能這樣做。取消集貿市場也不能學。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學。小自由完全沒有了，也不能學。全國調整農業經濟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復小自由，這也是實事求是”。

這個談話無疑給胡耀邦很大的支持，更堅定了他推動中央否定大寨模式，進行農村改革的決心。這也是改革中鄧胡配合的默契所在，胡耀邦沖鋒在前，發起思想解放，為鄧提供靈感和改革依據，而鄧在關鍵時刻的表態，又大大推進改革。此前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以及此后的經濟體制改革都是沿著這個互動模式。

預備在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本來沒有準備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問題，而是討論關于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即：《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這兩個文件先提交給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代表討論。

文件是由紀登奎主持起草的，整體基調還是按照大寨模式發展農業，草稿指出：“農業要上去，最根本的是要學大寨，這是我國農業的根本道路，農業學大寨的旗子永遠不能丟，即使我們國家成了世界第一高產國，也要把大寨精神世世代代傳下去”，并指出，堅持大寨所探索的“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以階級斗爭為綱”、“共產主義風格”和“實行以大隊所有制為核算單位”是農業發展的方向（段應碧：《我所親歷的農村變革》）。

胡耀邦對這幾個文件很不以為然，利用西北組召集人的身份，率先在11月16日提出反對意見。胡耀邦說， 文件還不大解決問題，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對一些問題還沒吃透，二是思想上還有框框；思想框框又有兩個，一是人民公社的許多問題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一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

胡耀邦針對大寨模式片面強調大隊核算、集體優越性、以糧為綱，指出：“加速農業發展主要靠什么？主要靠幾億社員和基層干部的積極性”，籠統說“集體經濟就是好”，那是抽象的分析法；集體經濟如果辦得不好就不能充分發揮農民的積極性，那就根本沒有什么優越性。

胡耀邦還指出，什么是農業，什么是中國的農業?這是一個重大問題。我們這些年把它狹隘地理解為搞農業就是搞糧食生產，因此形成了一種反常的畸形現象，蔬菜、水產品、水果、蛋奶肉產量都很低，農業是一個有機的綜合體，在大力抓增產糧食的同時，大力發展多種經營。

胡耀邦還說：毛主席的許多指示，當時因為沒有別的經驗可以借鑒，有的是一些設想。經過二十年來的實踐，證明是偉大的科學預見，應堅持也有不成功的東西，為什么不可以改過來?

應該說，盡管中央工作會議上，很多人都對農業問題提出了意見，但是以胡耀邦的發言最為深刻、系統，直擊“左”的路線的要害。胡耀邦還在會后建議華國鋒另起爐灶起草這兩個文件，華國鋒接納了胡耀邦的建議，并且指示由胡耀邦和胡喬木來主持這項事情。

新的《決定》盡管仍然不支持包產到戶，但是系統否定了大寨模式，比如提出，對農業的領導，一定要從實際出發，一定要按照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辦事，決不能濫用行政命令，搞瞎指揮和“一刀切”； 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都有權因時因地制宜地進行種植，有權決定增產措施，有權決定經營管理方法，有權分配自己的產品和現金；社員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業和農村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附屬和補充，不能當作所謂資本主義尾巴去批判等等。

《決定》還指出，“大寨和全國一切先進單位，都要對自己一分為二，努力創造新成績、新經驗，為加快我國農業的發展速度作出新的貢獻”，這些都等于委婉地破除了大寨模式的神圣性，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指出大寨的問題。

加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胡耀邦擔任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中央媒體不但基本不再提“農業學大寨”了，揭露大寨錯誤的阻力也大大減小了。《人民日報》從1979年2月起開展了“怎樣加快農業發展”的討論，連續發表文章批評大寨和學大寨運動中的一些做法，其中來自山西呂梁地委書記王國英的《旗幟鮮明地消除極“左”的流毒》和懷仁縣縣委書記王建功的《“大批大斗”才能“大干”嗎?》最有爆炸力。

胡耀邦則繼續在更大規模的會議上公開揭大寨的蓋子，這三場會議分別是1978年底的全國檢察工作會議、中央黨校全體會議和1979年初的中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胡耀邦說，盡管大寨基本經驗是很好的，但我們這些年學大寨吃了虧，結果都割了自己的臂膀，成了一只手。胡耀邦還提到中央對農業瞎指揮的問題，他說，瞎指我們上面就是有，高指標、浮夸風，什么 “形勢大好，越來越好”，可是相當大的一部分地方是吃不飽的狀態，房子里面空空的，家里連鋤頭也沒有，陜西延安老百姓在家門口種一棵倭瓜罰五元，這樣就自己把自己搞死了，這顯然都是在針對陳永貴擔任副總理后所推行的農業政策的。

根據新華社駐山西記者馮東書、陳大斌和范銀懷等人的作品，這段時間，陳永貴脾氣非常暴躁，每當看到胡耀邦的講話或文章就跺腳罵娘，雖然很多描繪都非常富有文學色彩，但是可信度非常高，畢竟這些作者都能直接接觸到陳永貴或陳身邊的人。另據原人民日報副總編保玉鈞先生的回憶，1979年胡耀邦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揭露無休止墾荒導致環境破壞的文章，同樣也引起陳永貴等人的憤怒。

四、中央高層對是否堅持學大寨的分歧，以及胡耀邦主持對“農業學大寨”進行蓋棺論定

正如趙樹凱先生所分析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如何對待大寨模式，中央分為兩種思路：一種是認為，大寨總體是好的，只要修正一些缺點，還可以在一大二公方向上走得更遠，這些人以華國鋒、李先念、王任重等為代表，多數地方負責人也都持有這樣想法；一種是明確地反對大寨經驗，從根本上質疑人民公社制度的合理性，以胡耀邦和萬里等為代表，這些人是少數（趙樹凱:《“農業學大寨”的一段歷史》）。

胡耀邦所做的這些批評大寨模式的工作，當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1979年2月，寧夏自治區黨委書記薛宏福給中央寫信說：“這個時期以來，在中央和地方的宣傳報道及文件里，對學大寨的問題也不提了，現在農村有不少傳說。有的說大寨方向不對，有的說大寨大隊干部參加集體勞動是假的，有的說學大寨太艱苦了，生產水平不高，給國家貢獻也不大……我建議我們的宣傳機關和報紙等，還要把學大寨的宣傳報道放在適當地位。” 3月2日，李先念將這封信批給胡耀邦，他說：“”耀邦同志：我同意薛宏福同志所提意見。昔陽大寨是有錯誤的，而且有些錯誤是嚴重的。但大寨、昔陽的創業精神還是可以學的”。

７月６日至1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剛一結束，華國鋒、李先念與陳永貴一道出席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因為建設“大寨式農田”是陳永貴當副總理后的一項重要政策，這顯然是表達對陳永貴的支持。華國鋒和李先念指出，講科學技術就不要大干苦干了的想法是錯誤的，“不興修水利，就談不上農業的高產穩產。” 接替陳永貴擔任主管農業副總理的王任重，也不斷給陳永貴鼓勁，他說：“你昔陽應該堅持，大隊核算也應該堅持，社辦企業不能隨便下放。”（蕭冬連：《一個時代的終結：對農業學大寨運動的總結》）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王謙也說：“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長起來的，山西是堅持學大寨的”。

1979年9月28日十一屆四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仍然強調：“各級黨委要繼續引導廣大干部和農民學習大寨的基本經驗，即堅持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顯示出中央對大寨態度的分歧。

因此，真正清算大寨模式的“左”的錯誤，要等到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華國鋒、陳永貴等“凡是派”離開中央權力核心層以后，才能順暢地進行。該年6月15日，經胡耀邦審定，《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也不能干西水東調那樣的蠢事了》，正式在公開宣傳口徑上揭露大寨的問題。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轉發山西省委《關于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即83號文件，對農業學大寨進行了正式總結。

中央在批語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寨和昔陽縣推行‘左’傾路線，主要應由陳永貴負責。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大寨經驗的錯誤，主要責任在當時的黨中央”。還指出：“表揚先進人物和先進典型。必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人為地樹立先進典型，最終沒有不失敗的，先進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樣，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對于先進典型應當。動用國家財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撐所謂先進典型的門面，甚至容許作假欺騙上級欺騙輿論。那種把先進典型的經驗模式化、絕對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錯誤的，有害的”。無疑這個批語對于責任的劃分是客觀的，反思是深刻的，曾經深刻影響中國，一場持續了十五年之久的政治運動，也就此畫上句號。

（為了讓全黨上下深刻認識到學大寨的教訓，胡耀邦指示要把中央第83號文件印成小冊子，下發給社隊干部認真閱讀。鑒于基層社隊文化水平都不高，他還特意強調要把字印大一些，用四號字排印，要把封面設計得好看一些，“為他們認真學習和執行黨在農村政策提供方便”。）

五、胡耀邦對陳永貴的后續處理

由于“文革”中陳永貴用強制手段打壓了很多干部，制造了很多冤案，加上其子作風惡劣，隨著他的完全失勢，各種揭發材料紛至沓來。胡耀邦收到了山西省委送來的大量材料，以及大量中央內參，僅《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采寫的就有《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滿謊言的“大寨斗爭史”》、《“七斗八斗”給大寨造成嚴重惡果》、《“大寨精神”和“大寨風格”都被拋棄了》、《一整套對抗黨的政策的極左做法壓抑了大寨群眾的積極性》、《造反起家，幫派掌權》、《任人唯親——以對大寨“感情”“態度”劃線》、《從幫派掌權到家族統治》等。

不過，胡耀邦對這些揭批材料抱著清醒警惕的態度，防止有人趁機誣告或落井下石。9月5日他給山西省委批示道：“省委急急忙忙把這種未經核實的材料送中央干什么？是否有點怕犯嫌疑？怕右？這里多多少少有點精神狀態不很對頭的問題”。此前山西省委對大寨百般包庇，此時又送來這么多批判資料，引發了胡耀邦的反感（此后不久山西省委領導班子也調整，中央派霍士廉擔任省委第一書記）。對于新華社內參組的揭批行動，12月24日胡耀邦又批示道：“永貴同志的問題可以適可而止了”。

胡耀邦還很注意安撫陳永貴，在陳永貴辭去副總理一職后，他立即寫信給彭沖和陳野蘋，指出：“陳永貴同志要積極作工作，請彭沖同志同他談談，也可請李先念同志找他談談”；還指出要：“找王謙同志（當時的山西省委第一書記，曾經積極追隨陳永貴）談談，對山西工作要一分為二，不宜火上加油”，充分顯示了胡耀邦對事不對人的實事求是、寬容態度。

由于“文革”中山西的路線太“左”，派性斗爭太復雜，十年內發生六次奪權造反事件，累計迫害致死19998人，這還不包括武斗死亡人數（比如僅長治地區1968年一年武斗死傷就達2222人），積累了很多矛盾，陳永貴是山西派性斗爭的關鍵人物，即便是農業學大寨的終結及山西省委領導班子的調整，也并沒有完全化解舊的怨恨。

1981年8月，胡耀邦專程來到山西“解疙瘩”，17日他在湖濱會堂向太原3800名干部發表了演講，提出了處理積怨的八條建議，主要思想是“凡是冤案要立即平反、糾正”，當事人要誠懇道歉悔過，被批過了的同志也“不要再耿耿于懷，不要再揪住批斗過自己的同志不放，更不要向組織提出過高的要求”，魯迅先生寫過一首詩，叫《題三義塔》，詩中有兩句話：“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們要講無產階級風格，要有共產黨員的胸懷，團結一致向前看。

會后，霍士廉等人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做了大量調解工作，并任用德才兼備的新干部擔任晉中、晉東南、運城等地負責人職務，去化解大量陳永貴及其親信在當地造成的派性沖突，促進了山西政局的穩定和工作重心的轉移，這也客觀上緩解了陳永貴等人的處境，避免了對他們的打擊報復。

1984年，中央開展整黨運動后，貌似陳永貴對自己的錯誤有所反省，他于4月向黨中央提交了對照檢查，胡耀邦讀后立即告知時任組織部長的喬石，要派人去看看他。所以，胡耀邦對大寨模式“左”的錯誤處理是講原則的、毫不退縮的，對陳永貴個人的態度則是不失溫情和關心的，不知陳永貴晚年對胡耀邦、鄧小平什么態度，還望知情者告知。

最后，筆者要說的是，最近一些年越來越多的人懷念“農業學大寨”，認為只有大寨模式才能解決中國農村現代化問題，陳永貴這樣的農民當國家領導人才代表著公平正義，宣傳這種觀點的還不乏一些知名學者。

其實大寨模式的問題，已經被歷史驗證了，難道我們還要再犯一次災難性錯誤？大寨人初期的艱苦創業精神可以學習，但是現在人懷念的恰好不是作為一種群體經歷的艱苦奮斗、實事求是作風，沒有人知道陳永貴曾抵制過階級斗爭，搞過財務公開，而是“文革”宣傳語境中那種表面上平均主義的、機械集體主義的、對農民充滿剝奪的、作為政治符號的大寨。現在一些人主張重新弘揚大寨經驗，其實是故意混淆了大寨小群體的創業精神和作為一種政治符號的大寨模式，最終是為曾經的極“左”的錯誤招魂。

對于陳永貴這類當上國家領導人的勞動模范，事實證明他們掌權后也未必能更好代表底層百姓的利益，甚至是無一例外都背離了底層的利益訴求，不自覺成為錯誤路線的工具。正像萬里在1997年春節時對來賓所講的：“我們的一些基層干部和勞模，本來是很好的，可是一旦掌握權、出了名，作風就變了。陳永貴、禹作敏不就是這樣嗎！什么事都個人說了算，甚至胡作非為，根本不講什么民主，而是封建的東西”（張廣友記錄，趙樹凱整理編輯）。

根據大寨村黨支部公布的數據，到2021年該村經濟總產值突破2.6億，基本實現老有所養、少有所教，即便是對大寨自身來講，真正改變其社會發展水平的是市場經濟，而不是自己所創的“大寨經驗”，相信大寨人內心也不愿回到那個年代，即便政治上是很風光的。

（今日之大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