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玉慈 善劍
摩挲殘碑辨古字,墨痕深處見真章。
當代隱士書家金熙長對《積玉橋刻石》的系統臨考,不僅是一次碑學考據的實踐,更是一場跨越千年的文化對話。他以數十年臨池之功為筆,以嚴謹考證之心為墨,在風化的石刻間復原歷史肌理,其探索過程恰似為當代書法研究者與愛好者點亮了三盞明燈,映照出碑學傳承的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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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啟示,在于“辨偽存真”的考據精神,為碑刻研究注入鮮活生命力。
面對《積玉橋刻石》的殘損字跡,金熙長未盲從舊說,而是以“剝繭抽絲”般的細致,還原文字本真。他發現拓片中被誤認的“米”字,實為“黍”“漆”或“光”字的風化變形,與《千字文》“秬黍惟馨”“珠稱夜光”“漆書壁經”的語境完美契合;將眾人誤寫的“梨首”“山流”,校勘為“黎首”“川流”,只因漢簡與南北朝書家有“氽”作“木”的習慣,而“川”字下的橫畫實為石裂痕跡。這種考據不只是文字的修正,更是對古人書寫邏輯與時代書風的尊重——正如他考證《許長史碑》為陶弘景所書,再以《積玉橋刻石》中“陶”字與之一脈相承的用筆,推斷刻石作者為這位“山中宰相”,讓冰冷的殘碑成為連接歷史人物與書法藝術的紐帶。當下書壇偶有“重形式輕本源”的傾向,金熙長的考據恰如一聲提醒:唯有讀懂碑刻背后的文字邏輯與時代語境,才能真正與古人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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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啟示,體現在“古今相融”的臨寫智慧,重新定義碑學傳承的打開方式。
金熙長臨《積玉橋刻石》,絕非簡單的“照貓畫虎”,而是提出“還原古碑未刻時”的理念——他深知碑刻經歲月侵蝕與工匠刊刻,難免失卻原作筆意,因此在考據基礎上,以“真陽筆法”喚醒文字的生命力。他用出鋒15公分的長鋒羊毫,站立書寫尺八屏,每個字40至50公分見方,蘸墨飽滿卻運筆跌宕,讓線條既有金石的厚重,又有筆墨的靈動;結體上追求“錯落中見穩重,奇拙中顯偉岸”,如巨崖墜石卻整體平衡,既保留了漢魏摩崖的雄渾,又融入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學意境。
更難得的是,他為臨寫搭建了清晰的路徑:臨《積玉橋刻石》前,需先通《漢三頌》《鄭文公碑》的古雅,再悟《瘞鶴銘》《許長史碑》的篆籀用筆,最后以《袁安碑》《祀三公山碑》涵養篆書功底,避開李斯小篆“程式化”的局限。這種“循序漸進、溯源追本”的方法,打破了“榜書即小字放大”的誤區,證明碑學傳承不是對古人的機械模仿,而是在理解本源后,讓古老藝術在當代筆墨中煥發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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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啟示,落腳于“以書載道”的精神追求,為書法美育開辟深層維度。
金熙長臨考《積玉橋刻石》,始終貫穿著“寫大字立大志”的教育理念。他認為,榜書不僅是技法的展現,更是心胸與氣度的投射——寫《積玉橋刻石》這樣的榜書,當如“以海水為墨,以白云為紙”,在筆墨間涵養“山河吞煙、萬靈降伏”的氣象。這種理念直指當下書法教育的核心:若初學者一味追求“恬美秀巧”的小字,易陷入“精致的利己”,而臨習《積玉橋刻石》這類雄渾碑刻,用長鋒羊毫練“生拙”,實則是在培養寬博的胸懷與堅韌的品格。他編著的《學生臨碑輔助字帖》,將《積玉橋刻石》的考據與臨寫融入教材,讓青少年在識讀古字、臨摹碑刻的同時,觸摸歷史的溫度,理解書法背后的文化精神。這恰是書法美育的真諦:筆墨不僅是藝術的載體,更是修身養性的路徑,正如《積玉橋刻石》歷經千年風雨仍屹立,書法的傳承也需以精神為基,方能薪火不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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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碑不語,筆墨有聲。
金熙長對《積玉橋刻石》的臨考,不僅復原了一段被遺忘的書法史,更讓我們明白:碑學的生命力,在于考據的嚴謹、臨寫的智慧,更在于精神的傳承。當我們在他的筆墨中看見《積玉橋刻石》的雄渾氣象時,實則是在與千年前的陶弘景對話,與漢魏的書風對話,與中國書法“文以載道”的傳統對話。這或許就是他臨考工作最珍貴的啟示——在石與墨的相遇中,讓古老的藝術永遠年輕,讓文化的根脈永遠鮮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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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編/劉永偉
編輯校對/沁慈
視頻提供/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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