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報》| 郭正懷：統籌協調三個重要關系 提升知識產權審判質效

《人民法院報》2025年10月11日2版“司法觀瀾”專欄報道

黨的二十大報告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概括為“六個必須堅持”，其中包括必須堅持系統觀念。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堅持用普遍聯系的、全面系統的、發展變化的系統觀念來看待，不斷推進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筆者認為，在當前形勢下，我們要以系統觀念為指引，在知識產權審判工作中重點統籌協調好以下三個關系，不斷提升工作質效。

第一，統籌協調好嚴格保護與利益平衡的關系。人民法院既要通過裁判彰顯保護創新的司法剛性，又要防止權利濫用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需在激勵個體創新與保障公共利益間劃定合理邊界。

首先，嚴格保護是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重要理念。知識產權具有私權屬性與社會功能的雙重價值。如果沒有嚴格保護，創新者的投入與收益將逐漸失衡，導致創新動力不足。嚴格保護通過提高侵權成本、強化法律威懾，為市場主體構建穩定的制度預期。在司法實踐中，嚴格保護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提高侵權成本，通過懲罰性賠償制度顯著增加侵權代價。二是強化刑事威懾，加大對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三是完善救濟措施，通過行為保全、證據保全等臨時措施實現“快保護”。

其次，利益平衡是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保障。無論是知識產權立法還是司法，都需要在創造者對其勞動果實的權利和未來的創造者自由表達的權利之間探尋一個適當的平衡。在司法實踐中，利益平衡理念體現在多個方面。例如專利制度中的“以公開換保護”。發明人通過專利說明書完整披露技術方案，既避免重復研發的資源浪費，又為后續改進提供知識基礎。因此，知識產權制度在一定期限內授予其專利壟斷權，它通過強制信息披露既保障創新者權益，又確保社會能共享技術進步帶來的長期收益。又如著作權制度中的“保護表達而不保護思想”。一方面，保護表達是為了激勵創作。作者將思想轉化為文字、圖像等具體表達形式的過程，凝結了其獨創性勞動，法律賦予排他性權利具有正當性。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通過獨創性標準、實質性相似判定等規則確認表達形式的法律地位。數字時代，這一保護更延伸至代碼結構、用戶界面設計等新型表達形式，確保新興創作領域獲得制度支撐。另一方面，不保護思想是保障創作自由的制度選擇。思想作為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其自由流動是文化進步的基礎。如果將抽象思想納入著作權保護，將導致知識壟斷與創作枯竭。知識產權制度通過將思想保留于公共領域，為二次創作、批判性重構保留空間，使知識生產形成“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累積效應。三是商標制度中的“撤三”，注冊商標無正當理由連續三年不使用可被撤銷。這一制度既非單純懲罰商標囤積行為，也非絕對維護注冊在先原則，而是通過權利與義務的分配來實現商標制度激勵使用、優化資源配置的核心價值。一方面，保護商標使用者的合法權益。商標的價值源于市場使用中積累的商譽，而非注冊行為本身。“撤三”制度通過設定使用義務，確保商標權與市場貢獻相匹配，防止“符號圈地”損害真實經營者的競爭機會。另一方面，維護市場競爭的公共秩序。商標資源具有有限性，若放任未使用商標占據注冊簿，將抬高市場準入門檻。“撤三”制度通過司法程序清理長期未使用的注冊商標，使商標保護回歸以實際使用為核心的原則，彰顯了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促使用、反壟斷、護公平”的核心價值取向。

最后，關于嚴格保護與利益平衡的統籌協調。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是要通過法律手段激勵創新、保障公平競爭，同時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在這一過程中，“嚴格保護”與“利益平衡”通過制度設計與司法智慧的動態調整，構建起“保護中見平衡、平衡中守底線”的治理模式。二者的辯證統一在當前主要通過三重機制實現動態均衡：一是比例原則，讓保護強度與創新貢獻度相匹配，避免“一刀切”保護導致的制度僵化；二是分層治理，針對基礎研究與應用創新、戰略性產業與傳統領域實施差異化保護策略，使司法政策與國家發展階段深度契合；三是彈性規則的制度預留，通過當然許可、開放條款等機制為技術擴散保留制度出口。

第二，統籌協調好價值引領與技術中立的關系。面對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挑戰，司法須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維護技術中立原則的同時避免技術工具異化法律倫理。

首先，價值引領是司法審判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必然要求。技術發展需要與社會價值目標協同。知識產權制度作為公共政策工具，必須確保技術創新服務于人類福祉提升、社會公平實現等根本價值。價值引領理念在司法中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權利邊界應以人為本，在技術應用中優先保障基本人權。例如，在數據產權糾紛中確立“數據最小必要”原則，要求技術應用不得過度收集個人信息；二是技術倫理的司法轉化，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司法解釋。例如，AI生成物著作權認定中，法院通過“人類智慧主導”標準，防止技術替代人類創造力；其三，風險防控的前置化，運用禁令制度阻斷高風險技術擴散。

其次，技術中立理念是技術發展與制度穩定的重要保障。當前，AI技術蓬勃發展，但相關法律、司法解釋還沒正式出臺，有的法官在遇到涉及新技術新類型案件會比較困擾，不知究竟應該從哪些角度去把握。需要注意的是，作為中立的工具，技術的價值取決于具體的應用場景。而技術中立理念在司法中始終存在：一是客體評價的客觀性，將技術方案的法律屬性與其實施后果相分離；二是責任認定的中立化，對技術提供者與使用者依法進行責任切割；三是規則適用的普適性，避免因技術迭代頻繁修改法律標準。

最后，關于價值引領與技術中立的統籌協調。一般而言，人民法院在技術研發階段需堅持嚴格中立，在技術應用階段應該強化價值審查。司法通過適當性、必要性、均衡性三階審查，協調技術發展與價值目標，從而引導社會理性看待技術發展，既防止過度依賴技術陷入不切實際的預期，也避免對技術應用采取過度限制的傾向，從而使得科技發展能夠服務于經濟發展和人民利益。

第三，統籌協調好立足本國國情與尊重國際規則的關系。中國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既要對接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標準，更要立足中國發展階段，構建兼具國際視野與本土智慧的規則體系。

首先，尊重國際規則理念是中國融入全球創新發展進程的必然要求。國際規則遵循的是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全球化契約，其必要性源于技術流動的全球性與治理秩序的協同性。若司法實踐偏離國際規則，易引發貿易報復、技術封鎖等系統性風險，損害國家創新發展環境。司法實踐中，國際規則的本地化轉化主要有以下方式：一是通過法律、司法解釋等將國際條約轉化為可操作的裁判規則；二是裁判標準的趨同建構；三是跨境協作的程序創新，搭建司法協助網絡破解跨國取證難、執行難等問題。需注意的是，國際規則的司法內化并非被動接受，而是通過制度競爭參與知識產權全球治理的話語重構，推動本土經驗上升為國際規則。

其次，立足本國國情理念是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健康發展的根本保障。作為知識產權制度的后發國家，制度設計必須與產業發展階段相匹配，過度超前保護可能導致“制度空轉”，滯后保護則引發“創新抑制”。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司法政策需在技術引進、自主創新、文化傳承間尋找動態平衡點。在司法實踐中，以下方面可以體現出這一理念：一是大力加強對攻克“卡脖子”技術的保護力度，通過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的設立、全國法院技術調查人才庫的設立、懲罰性賠償的適用等方式，對人工智能、高端芯片、生物醫藥等關鍵技術領域加大司法保護力度。二是大力加強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將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納入著作權法保護框架，實現傳統文化資源與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的有機銜接。加強中醫藥專利保護，對農產品地理標志保護則強調與傳統保護制度銜接，等等。三是大力倡導誠信訴訟。設立“因惡意提起知識產權訴訟損害責任糾紛”專項案由，發布一系列典型案例，引導權利人誠信維權。

最后，關于尊重國際規則與立足本國國情的統籌協調。國際規則與本國國情的辯證統一，本質是全球化時代法律多元主義的治理實踐。知識產權司法通過這種動態調適機制，在維護國家發展主權與承擔國際責任之間，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治理之路。而真正的規則普適性，唯有通過多元主體的創造性參與才能實現。

當前，人工智能、區塊鏈、生物技術、元宇宙等新興領域的快速發展，對傳統知識產權司法體系提出了多維度的挑戰，知識產權保護的邊界與規則也在技術浪潮的沖擊下不斷調整。面對新興疑難復雜問題，知識產權法官應始終堅持系統管轄，把握好不同理念之間的沖突與平衡。面向未來，我們期待通過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守正與創新，讓知識產權更好地服務于全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這既是中國的實踐，更是世界的機遇。

來源：人民法院報·2版

作者：郭正懷（作者系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三審：李 杏

二審：皮宣文

一審：李鑫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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