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圖/《中國》）
今年是故宮建院100周年，“百年守護——從紫禁城到故宮博物院”展覽已于9月30日開展。其中，《清明上河圖》時隔十年在故宮博物院亮相，人們為此而來，不惜排隊數個小時，只為一睹其真容。其魅力究竟何在，又如何去領略故宮之美？
經歷了紫禁城建成600周年、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的祝勇，是近年寫故宮最多的作家之一。故宮這片取之不盡的歷史人文富礦，將激勵他繼續在其間耕耘。
?作者 | L
?編輯 |詹騰宇
1986年，作家祝勇從家鄉沈陽來到北京。遍布北京的歷史文化遺產，吸引著正讀大學的他，而他最常去的幾個地方里，就有故宮。
彼時還是游客的祝勇，完全料想不到，在未來的二三十年里，他會與這座古老的皇城產生如此深厚的聯結。
2001年，北京申奧成功。在那之前，北京市委宣傳部開展了一系列籌備工作，其中就包括北京電視臺拍攝的一部紀錄片。祝勇收到邀請，對方希望他以總撰稿人的身份參與這項工作。
作家祝勇。（圖/由被訪者提供）
那段時間，他集中瀏覽了許多關于北京的史料，尤其是明清史。在那些日子里，故宮走進了他的生活，他從朱棣的故事講起，在紙上一點點勾畫出這個皇城的昨日與今朝。
2002年，《舊宮殿》出版，這成了祝勇書寫故宮的開端。自那往后連續20多年，故宮一直是他的寫作對象。他寫故宮的建筑，寫宮里生活的日常，也從微觀史學的角度發掘這座宮城與蘇東坡、宋徽宗等歷史名人的聯系。
了解過故宮南遷的歷史，許多人物的命運在祝勇心里沉淀已久，最后他決定寫下小說《國寶》。（圖/由被訪者提供）
如今回看，祝勇將自己的作品分為宏觀全景式與“微觀故宮”系列。不久前，他的小說《國寶》問世，在講述故宮文物南遷隱秘歷史的同時，他的創作視野也從非虛構轉向了虛構。圍繞故宮，他做著更為多元的表達。針對這部作品，以及他早先所出版的“微觀故宮”系列中的《在故宮尋找宋徽宗》《在故宮解密〈清明上河圖〉》，《新周刊》對祝勇進行了專訪，以下為對話實錄。
研究微觀歷史與推理相似，
文物是絕佳的物證
《新周刊》：是什么契機讓你把故宮與宋徽宗聯系在一起？在此之前，你找到了故宮與蘇東坡的聯系，這種寫作方法是如何探索出來的？
祝勇：故宮收藏著歷朝歷代的珍貴文物，其中就包括宋徽宗的書畫作品，但很多人不太清楚這點，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從書畫的角度來解讀他們的精神世界，會是一個很好的方式。這有跡可循，而不是空泛地去談，他們的那些藝術作品是絕佳的載體，也是連通他們精神世界的橋梁。我的寫信過程有點推理的意味，根據歷史現場的蛛絲馬跡，從“物證”中推導邏輯關系，進而建構出一個歷史名人的生命歷程。
《新周刊》：在研究宋徽宗的畫作時，哪個部分的史料或細節讓你印象最為深刻？
祝勇：我在看宋徽宗的《瑞鶴圖》時注意到這樣的細節：畫面上的叫宣德門，屋頂上有許多瑞鶴飛翔。這個祥和的景象是真實發生過的嗎？畫后面有題詩題跋，上面記載這是宋徽宗正月十六登上宣德門時看到的場景。也就是說，這是他親眼所見。
宋徽宗的《瑞鶴圖》。
但是我又產生了疑問：在開封那個地方，正月十六還是冬天，怎么會有仙鶴，而且還能恰好在皇帝上樓時起飛呢？這有些不可思議。
所以我先去查了鶴的習性，看看它們是否會這樣；緊接著我又在史料中發現，紫禁城里有專門的道士馴養仙鶴。從明代反推宋代，信仰道教的宋徽宗可能也有這樣的偏好。宋徽宗有自己的艮岳，當中也養著仙鶴，很可能在他登樓的那一刻，仙鶴被故意放了出來。這是一種推理，雖然沒有找到直接證據，但我覺得它符合歷史邏輯。
一幅畫，我們不只可以欣賞它的構圖筆法，還可以從歷史中尋找這種細節，通過繪畫打通各個學科的界限。當然我們要知道，沒有絕對的微觀，在做這些微觀透視時，還需要具備宏觀的眼光，了解更多的背景。
（圖/《中國》）
《新周刊》：你提到，“正是前期的自由，為他后期的不自由埋下了伏筆”，你從宋徽宗的藝術作品中，窺見了他的命運。通過故宮藏品，你對宋徽宗有哪些不同的認識？
祝勇：他的確不是個好皇帝，他當皇帝是陰差陽錯，但最后的亡國其實也是因為歷史積重難返，這當中既有他的個人原因，也有宋朝本身的各種弊端。經過了一代代的積累，這些矛盾最終施加到帝王身上。如果沒有皇帝這個特別的身份，那么他很可能僅僅是位優秀的藝術家，就像蘇東坡的好友王詵，他在政治上的路被堵死了，卻達成了非常了不起的藝術成就。
可能是殘卷的《清明上河圖》，
隱藏著豐富的社會信息
《新周刊》：你是什么時候將目光對準《清明上河圖》的？這一作品有著較高的大眾認知度，你在解讀時是如何考量的？
祝勇：從20世紀50年代公開展出到現在，《清明上河圖》在公眾視野里已經有70多年了，關于它的專著非常多。我讀專業論文和論著比較多，在涉獵過程中會發現，其中有許多爭議，甚至有些到現在都缺乏有說服力的說法。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就思考：能不能把這些問題引向更深入的地方呢？于是，我開始了這部分的研究。
（圖/《清明上河圖密碼》）
基于這一點，我想說，我寫作完全是出于個人的需要，跟流行與否沒有任何關系。就像我寫蘇東坡的時候，他并不流行，后來他才逐漸成為某種社會話題。現在有些出版社讓我寫蘇東坡，并給我可觀的訂金，我反而不想去寫了。
《新周刊》：在《清明上河圖》中，你不僅關注作者的創作，也關注畫中的市井呈現，并且不斷挖掘其中隱藏的社會信息。有什么細節是你覺得非常有趣的，或者是那個時代獨有的？
祝勇：我覺得，過去很多人沒有讀懂《清明上河圖》。他們不知道古代長卷的正確觀賞方式。比如說，以前就有爭論，人們說這幅畫里的季節是有矛盾的，有人說畫的是春天，有人則說是冬天。
實際上，長卷并不是像今天在博物館里看到的那樣，把它全部展開，一覽無余。過去這些畫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是個人收藏，也就是說，中國古代手卷的觀者不會太多，一般都是個人握在手里自己觀賞，最多有一二友人共同觀賞，屬于文人私人活動的一部分。
（圖/《清明上河圖密碼》）
在看畫時，雙手握著畫軸，一手展、一手放，每次展開大概幾十厘米的長度，其實就是雙臂自然展開的寬度。人們看到的永遠是這樣的局部畫幅，人們眼里的畫面是流動的，這當中具備了敘事性。像我們熟知的《韓熙載夜宴圖》《洛神賦圖》都是如此。這種流動性，也能展現時間的長度。
同理，《清明上河圖》在流動的過程中，表現的不是單獨的一天，而是一年。隨著畫卷展開，就到了冬天、春天，之后是夏天。秋天是畫上沒有的，但關于這個有爭論——《清明上河圖》到底是全卷還是殘卷？
（圖/《清明上河圖密碼》）
我認為是后者，我是從它的續跋里看出來的。里面有一篇明代的李東陽的跋文，他寫這幅圖長“二丈有奇”，換算成今天的長度大概是7米多，而我們如今看到的圖是5.28米，相差了近四分之一，也就是說可能少了一個季節（的畫面）。
這是我的推理，跟別人說過的是不同的。我寫東西完全基于自己的思考，而不是根據別人的材料匯總，再用自己的話說一遍，那樣的話，讀者就沒有必要再來看我的書。一定是有個性化的表達，作品才有價值。
故宮人的南遷歷程，
也是民族成長的縮影
《新周刊》：在做了大量扎實的內容研究后，你為何會將創作視野轉向虛構，去寫作《國寶》一書？《故宮文物南遷》可否視為你在寫作《國寶》前的準備？
祝勇：很多人對文物南遷前后的過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寫《故宮文物南遷》時，我尋找了大量的史料、文獻，把這段歷史還原出來。那本書是必要的，是后來作品的基礎，但我覺得它不能完全表達我的所思所想。那段歷史中，許多人物的命運在我心里沉淀已久，最后我決定以文學的形式去表現它們。
（圖/《百年守護》）
但是，文學與歷史是有區別的。歷史主要還是書寫能看得見的部分，而文學則側重于表達看不見的部分，就是人的內心和精神世界。史學求真，而文學卻是與人的心靈相通的，所以我決定創作《國寶》，寫作過程中幾度落淚。
《新周刊》： 《國寶》的主人公那文松為了護送文物南遷，一路顛沛流離。你在塑造這個人物時，是否有參考相應的原型，或者說，他的身上匯集了那個時代從業者的哪些特質？你覺得，這些特質在當下如何傳承？
祝勇：我覺得，他一方面是有敬業、堅守的職業精神，彰顯了故宮人對待文物的態度；另一方面，他有中國人的美德。
比如，南京大屠殺的時候，他們幾人幸免于難。南京城門重新打開，本來他們可以跑出來，去追趕文物南遷的隊伍，但是那文松對幾個幸存者同人說“我們還有一件事要辦”。他說的事，是把那些遇難者掩埋了，看見他們入土為安，才能安心。
另外，我覺得他們都是非常真實的中國人，身上都有各自的弱點。比如，那文松一開始就是個普通文人，娶妻生子，期望在北平過安穩生活。但他被歷史推著往前走，不得不參與到文物南遷中，他也由軟弱逐漸變得堅強。我想這是他個人精神成長的寫照，更是我們民族命運的縮影。
延禧宮庫房前搬運文物。（圖/故宮文物南遷紀念展）
《新周刊》：《國寶》中的人物群像很精彩，比如軍人藍星宇在盜墓后躲進深山，在日軍進犯時完成了自我覺醒；贗品制造師郎山岳，最后選擇將文物歸還給故宮。你在書寫這些人的故事時，想傳遞怎樣的精神？
祝勇：這些人物是純虛構的。我希望，這本小說講的不僅僅是故宮人，也能涉及那個時代的各個群體，這些人就是在抗戰過程中逐漸覺醒的。我想展現更加立體的中國社會圖景。抗戰的確是中華民族的災難，但也是中華民族的凝固劑，讓我們團結起來，激發出血性。
“故宮熱”是好事，
游客仍需加深認知
《新周刊》：你曾講，“故宮就是一本讀之不盡的大書，值得用很長的時間去閱讀”。如今回溯這20多年對故宮的探索，你覺得對這本“大書”的認知到了何種程度？與你最初的研究與書寫相比，現在你眼中的故宮有何變化？
祝勇：我所做的不過是滄海一粟，因為才疏學淺，我只能觸及一小部分。故宮的學問太深了，我在《故宮六百年》里就講過，光是研究《四庫全書》就出了很多大師，比如馬一浮、陳垣等人。他們于我而言，簡直是高山仰止。故宮的學問太深厚，學一輩子也不夠。
（圖/《且上書樓》）
《新周刊》：故宮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來參觀，你如何看待這樣的現象？你研究的視角或關注的內容是否會受到年輕人的影響？
祝勇： “故宮熱”首先是件好事，游客年齡構成正逐漸年輕化，這是很好的變化。但是我覺得現在很多游客都還需要加深對傳統文化的了解和認知，不是說到網紅打卡地發個朋友圈、買個文創、留個紀念照就可以的，而是應該對文物本身有所了解，在了解的基礎上再有熱愛，這或許才是真愛。
故宮代表了什么？它有哪些東西是值得我們自豪的？其實很多游客是不知道的。我舉個例子，8月我們辦了一個儒家文化展，從大阪市立美術館借來了王維的真跡《伏生授經圖》，結果很多的游客都只是在聽導游講后宮八卦。這種絕世珍品，一眼千年，一輩子也許只能有機會看這么一回，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去看，這是極大的遺憾。
2019 年，北京。一名市民坐在故宮門前。宮門內外，是穿越古今的燦爛文明。（圖/聶一凡）
《新周刊》：今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在這個時間節點，作為一個故宮人，也作為一個深耕多年的故宮研究者、作家，你有什么不一樣的感觸？
祝勇 ：自1925年建院以后，政壇紛爭其實對故宮造成了很大影響，但故宮人堅守到今天，這是件特別不易的事情。經過100年的發展，故宮已經今非昔比，這依托于國家的自立自強。我覺得很幸運，經歷了紫禁城建成600周年和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在個人職業生涯中，僅此一次。
作者丨L
編輯 | 詹騰宇
本文原載于《新周刊》
總第692期《故宮百年頂流》
原標題：《祝勇：故宮的學問太深厚，學一輩子也不夠》
692期雜志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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