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死如事生：漢代陶井背后的廣泛世界

原作者：陸之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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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州吳文化博物館的“涼州——文化想象與歷史真實”特展中，一口漢代陶井引人駐足。其出土于甘肅漢代墓葬，呈上方下圓形態，靜置于展區之中。水井本為日常實用之物，而陶制水井更無實際使用功能，不禁引人探究：古人為何會煞費苦心將其存放于墓葬之內？

漢代陶井文物遺存與現實水井風貌

酒泉市肅州區博物館所藏陶井，為典型漢代明器，出土于西峰寺六組居民點南側的八號墓葬。其通高36厘米、寬21.7厘米、口徑8.5厘米、底徑19厘米，屬泥質灰陶。

漢陶井 酒泉市肅州區博物館藏

該井首要關注之處在于，其井身整體呈圓形，與現代同類設施特征較為接近；而井口則由相互垂直的兩橫兩豎木條搭建構成，使人可直觀理解“井”字的造字本源。有學者推測，采用此上方下圓構造的主要原因在于：圓形井壁能有效緩沖周邊泥土對井身的擠壓作用力，方形井口則可實現對周邊環境的分隔功能。此外，這種上方下圓的構造，令人不禁聯想到漢代所推崇的“天圓地方”審美哲學，不知道古人在構建陶井時，是否有此方面的考慮？

據說井圈的發明人是上古圣王——堯。堯有沒有發明井圈，今日已經不可考，但古代的歷史學家總是有一種傾向，將所有偉大的發明盡可能歸集到幾位主要的圣王身上，例如炎帝嘗百草、黃帝創車船等一系列事物。

古人對井圈有一個非常好聽的名字——“井甃”。“甃”讀作“zhòu”，明代蘇州文人高啟有“圓甃夏生冰，光?數星冷”的詩句，用以吟詠獅子林中的冰壺井。因為“甃”的上半部分為“秋”字，常常作為一種悲涼的意象，與破敗的井或者寒冷的泉水相伴出現。

井飲畫像磚 晉 高臺縣博物館藏

除肅州區博物館館藏漢代陶井外，該館所藏魏晉時期汲水題材壁畫磚，生動再現了當時社會生活中的汲水場景。該壁畫磚出土于肅州區果園鄉西溝村六組七號墓葬。肅州區果園鄉西溝村六組屬酒泉市知名古墓葬群分布區域，截至目前，該區域已發現多件具有較高價值的畫像磚，具體包括展現濾醋場景、女子以盆中熱水燙雞場景、男子在廚房勞作場景的畫像磚。

汲水壁畫磚規格為通長33.5厘米、寬17厘米、厚4.9厘米，采用墨線勾勒技法，輔以赭石、石綠等礦物顏料著色。畫面左側為一口紅色轆轤水井，右側為一名身著寬袍大袖、發髻向后的侍女；侍女手持井繩，將盛水器物垂入井中，顯然是在汲水。侍女右側的大甕腹部有一圈波紋，表明其內部大部分空間已盛滿清水。

汲水畫像磚 魏 酒泉市肅州區博物館藏

相較于文物所展現的漢代陶井，現實遺存的古井更能直觀體現漢代風貌。蘇州地區遺存古井數量較多，其中位于張家港市金港鎮的毗陵寺井，相傳始建于西漢時期，彼時梁王彭越率軍東征，為解決將士與戰馬飲水之需，遂開鑿此井，由此奠定“飲馬井”之雛形。東漢建武年間，毗陵寺泓祖法師率僧眾，于原井基礎上擴建，最終形成由七口井組成的井群，其中規模最大者即為毗陵寺井

張家港市金港鎮的毗陵寺井 圖源：張家港史志

毗陵寺井垂直深度達9.6米，井壁自下而上逐層收窄。為應對太湖平原土質松軟、地下水位較高之狀況，井壁采用帶榫眼異型磚實施結構性加固。為實現水質過濾與凈化，井框外側填土依次為疏松的黑土、堅硬的碎陶片與石塊。目前，該井已被列入張家港市第三批文物保護單位名錄，由政府統籌實施專門保護。

漢代墓葬中以各種形式出現的陶井，無不彰顯古人對水井的重視程度。背后原因主要在于漢代奉行重農國策，將農業發展視作社會穩定的頭等大事。定居是農業發展的前提，而優質的水井至少可以讓周邊的百姓大大降低遷徙的頻次，以至于今日中國仍有很多地名有“井”字貫穿其中，北京有王府井，吳江有三角井，蘇州市區的十全街，以前叫做“十泉街”，據說得名自附近的十口水井。

吳江三角井（懷德井） 圖源：《松陵遺韻》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這些留存至今的井類文物，不僅為研究漢代的喪葬文化、民眾生活形態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更讓后人得以窺見古代社會對生命延續的思考與追求。

漢代現實水井的類型體系與公共功能

水井實為古今一大發明。自人類開鑿水井以來，可穩定獲取相對潔凈的水源，對人類的健康飲食、生命保障、生產用水均有顯著改善作用。在尚無金屬器具的遠古時期，開鑿水井耗時費力，需投入大量人力與物力，凡有水井處，表明此地人群的社會組織能力與生活水平已達較高水準，不可小覷。

漢彩繪陶井 酒泉市肅州區博物館藏

居延漢簡出土的資料記載：“井水五十步、闊二丈五、五(立)泉二尺五，上可治田，度給戍卒。”由此可知，當時的水井可用于灌溉田地，其農業產出亦能保障周邊戍卒的生活供給。肅州博物館館藏的漢代陶井，工藝細節逼真，觀眾可借助該模型推知古代社會圍繞水井開展的社會生活與公共服務場景。按所有權屬性劃分，作為供水設施的水井，可分為家井、公井與官井三類。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此詩在中國家喻戶曉。近期多位學者經研究推定，詩中“床”字并非今日常見的寢具之床，而是唐代水井之上的承重支架。為何大詩人李白睡前見此井架，便會聯想到遠方親人？蓋因部分富足人家在鑿井之后，家庭生活的諸多事務在空間上皆圍繞水井展開，“背井”與“離鄉”遂得以連用，李白見“床”（井架）時，思鄉之情便油然而生。

《清明上河圖》（局部）水井 張擇端 北宋 故宮博物院藏

陸游將書齋命名為“老學庵”，齋內有一口老井。因其對這口老井觀察細致入微，曾專為其賦詩一首，以井比德，構思極為巧妙：

大旱不涸雨不增，凜如人以常德稱。

日濟千人不驕矜，置而不汲渠自澄。

水井在家庭生活中承擔蓄水功能，遇干旱時節可保障飲用水供應，避免缺水之虞；逢陰雨連綿之際，亦能部分緩解內澇情況。其于順境不驕，于逆境不餒，每日以潔凈水源接濟周邊民眾，且無矜驕之態、凌人之舉，恰似古代謙謙君子。

街頭巷口的公井除滿足人們生活生產所需外，還是信息傳播的重要集散地。宋代“奉旨填詞”的柳三變，名動天下，蘇州文人葉夢得曾評價道：“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其意為凡是有民眾聚集汲水的地方，皆有人傳唱柳永的詞

《包山十景冊》柳毅井 張宏 明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至于官井，顧名思義，其與政府相關，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個范疇。廣義官井，指由政府主導開鑿、管理或管控的水井，具備一定公共屬性。據《三輔黃圖》記載，長安城曾設有“官井百四十口”，此類井多設于街道兩側，供城內居民取用，具有顯著的公共福利屬性。

狹義官井，指政府行政部門為滿足自身需求而修建的水井，通常不對公眾開放。典型例證包括皇室宮殿內設置的水井，如唐代九成宮遺址出土的皇宮御用水井。其井臺為邊長6.52米的正方形，采用質地細密的淡綠色麻石砌筑，形制為內高外低，可有效阻擋外部雨水灌入。井口南北兩側鑿刻有用于安裝固定井架的長方形槽洞，每組含兩個洞孔，據此可推斷當年采用轆轤汲水。井壁砌磚均為唐代原砌，所用磚塊為專門燒造、略帶弧面的異型磚。井內五米多深的地方仍存井水，水質清澈、口感甘美。

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在古代社會，水井周邊多為公共生活空間，因人員自然匯聚，為小商販開展交易創造了有利條件。東漢學者應劭在《風俗通義》中記載：

市井者，謂至市鬻賣者，當于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七“市” [北宋] 李昉 著

四部叢刊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帝室圖書寮京都

這種在井邊清洗貨物，再挑到市場上售賣的行為，類似于今人對產品質量的把控。商販的這一行為，也為水井附近帶來大量人氣，甚至形成小型的市場。除文獻記載外，考古工作者在洛陽漢魏故城水井遺址周邊發現大量陶制坐具，據此可推斷該區域為當時的公眾社交場所，進一步佐證了水井周邊的公共屬性。

水井在漢代社會生活中角色多重、地位關鍵，普通民眾多希冀宅院中鑿井一口，視其為富足與福澤的象征；城市內水井數量增加，可顯著庇蔭周邊商戶，促成交易與交流中心的形成；若為官方主持修建，則成為政府掌控公共空間的重要依托。因此，無論是普通富戶還是勛貴階層，在“事死如事生”信念的指引下，皆愿在身后塋域中隨葬陶井一口。

漢代陶井的祀井信仰與水井的文明價值

除了以上列舉到的具體作用，井還有效構建了漢代人的精神世界。漢代典籍《四民月令》載:

十一月，冬至之日，薦黍、羔；先薦玄冥于井，以及祖禰。齊、饌、掃、滌，如薦黍、豚。其進酒尊長，及修刺謁賀君、師、耆老，如正月(日)。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八“賀” [北宋] 李昉 著

四部叢刊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帝室圖書寮京都

在冬至之日，家庭中需要舉辦諸多儀式，其中頭一件大事居然是先對著井祭祀玄冥。此處的“玄冥”歷代有諸多解釋，一般認為是水神。人們不向自然的江河湖海祭拜，反而先向家中的井祭拜，可見水井在漢代已完全上升到精神象征的層面。

漢代學者班固撰寫的《白虎通》則記載：

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灶、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九“五祀” [北宋] 李昉 著

四部叢刊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帝室圖書寮京都

“五祀”所祀對象為門、戶、井、灶、中霤。因為這些都是人們日常居住、出入的場所，以及獲取飲食的關鍵設施，所以把它們當作神靈來祭祀，以求得內心的安寧。

除此之外，祭井的緣由尚有三項：其一，借助水井可溝通上天，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其二，祭祀水井等同于祭祀神農，借此表達民眾對神農的尊崇之情；其三，祭井可召回逝者亡魂，寄托哀思。漢代所制陶井明器，承載著當時民眾的物質生活需求與精神生活寄托。

蘇州地處江南水鄉，地質條件適宜掘井。據史志記載，清代蘇州城區人口不足20萬，而水井數量達2萬余口，平均每十人便擁有一口井，部分區域甚至不足十人就有一口井。由此，蘇州與水井結下了深厚淵源，如吳文化博物館館藏的“黑衣陶刻符貫耳罐”，即出土于澄湖遺址的一口古井

黑衣陶刻符貫耳罐 史前 吳文化博物館藏

澄湖位于蘇州市東南部，考古工作人員在澄湖遺址底部發現近千口古井。截至目前，澄湖遺址是環太湖區域已發現水井數量最多的文化遺存。

該陶罐通高12厘米、口徑8.8厘米，造型為直口方唇、高領溜肩、鼓腹平底，頸部飾凸弦紋一周，兩側對稱設置貫耳，可穿繩提攜或懸掛。此類器型在良渚文化中較為常見，多用于汲水或儲存液體，兼具實用性與藝術性。

器腹外側橫向排列四個刻劃符號。文字學家李學勤先生將其釋讀為“巫戌五俞”，即指部落中祭司巫師所用的五個斧鉞。中國學界泰斗饒宗頤先生釋為“冓戉五個”，意思是工匠制作的五個斧鉞。兩位專家都認為，符號中有著五個斧鉞的含義，然而越文化研究者董楚平先生卻做出了大相徑庭的解釋，他將符號解讀為“方鉞會矢”，意指良渚時期的部落聚在一起，召開軍事會盟。這些符號的具體含義為何，還待學者進一步研究。

黑衣陶刻符貫耳罐（局部） 史前 吳文化博物館藏

在水鄉氛圍下，蘇州人對井感情頗深，將井欄桿稱作“銀床”，極具文雅氣息，甚至多有吟詠。比如晚唐大詩人陸龜蒙在《井上桐》中道：

美人傷別離，汲井長待曉。

愁因轆轤轉，驚起雙棲鳥。

獨立傍銀床，碧桐風裊裊。

《井上桐》全篇未采用宏大敘事手法，僅聚焦“美人”于井畔汲水之場景。轆轤本為汲井之器，卻反增美人愁緒，隨滑輪轉動之聲，其憂悶之情亦漸次累積，直至驚起梧桐樹上雙宿之禽。汲水既畢，美人憑倚井欄，聆聽風吹桐葉之聲，默然無語，唯懷別離之傷。

自漢代陶井明器所承載的“五祀”信仰，至蘇州“銀床”之畔的汲井情思，井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今時澄湖古井中的刻符陶罐，仍在訴說井之重要意義。

結 語

《姑蘇繁華圖》（局部）水井 徐揚 清 遼寧省博物館藏

世情輕近事，見慣則不奇。水井之于百姓，實乃日用而不覺之器物——正因其與生活羈絆至深，百姓對其熟稔至極，世人反倒常常低估其創制之初的深遠意義。而這件古陶井，恰可從“古人何以將其鄭重納入墓葬”這一疑問切入，逐層探尋其背后的文化意蘊。

昔年讀范成大詩，知其聞虎丘山古井新泉涌出之訊，欣然題句“大士亦修隨喜供，夜來古井躍新泉”。彼時未能深解其意，今時回溯方知，這詩句中藏著蘇州人對佳井的樸素摯愛，更蘊含著一種深植于文化基因中的美好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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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信息

展覽名稱：涼州——文化想象與歷史真實

展覽時間：2025.07.25~2025.11.23

展覽地點：吳文化博物館一樓第一特展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