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梁某教師猥褻學生獲刑：斬斷伸向校園的黑手需筑牢多重防線?

商務新聞網時評 □李彬彬

近日，山西呂梁市第三中學教師董某某因多次猥褻多名學生，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6 年 5 個月，且終身不得從事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工作。這一判決結果，雖為受害學生及其家庭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正義慰藉，卻也撕開了校園安全管理中的一道裂痕。案件背后暴露的教師招聘流程漏洞、校園監管缺位以及對未成年人保護機制的不足，值得全社會深刻反思。

從案件細節來看，董某某的犯罪行為具有明顯的隱蔽性與持續性，而其能夠得逞，與學校在教師準入環節的嚴重失職密不可分。根據判決書記載，董某某 2024 年 3 月入職呂梁三中時，僅憑一份自薦書便獲得臨時聘任資格，相關證件、證明材料均不明確。作為一所公辦初級中學，呂梁三中在教師招聘過程中，違背了最基本的審核規范。我國《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明確要求，學校招聘教職員工應當審查其是否具有犯罪記錄、是否存在不適宜從事未成年人教育工作的情形，而呂梁三中顯然未落實這一關鍵環節，為不法分子混入教師隊伍提供了可乘之機。更令人費解的是，學校此前出具的說明中，還稱董某某 “師德師風無不當行為”“教學成績優秀”，這種與事實嚴重不符的評價，不僅反映出學校對教師日常師德監督的形同虛設，也讓 “教學成績優先” 掩蓋了師德師風建設的重要性，形成了錯誤的價值導向。

董某某在教室、器材室等校園場所實施猥褻行為，進一步暴露了校園日常監管的漏洞。法院認定，教室作為隨時能進出、隨時能發現犯罪行為的地方，屬于公共場所，董某某的行為構成 “當眾” 犯罪，且其作為教職人員，屬于對未成年人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犯罪情節惡劣。然而，在這些本該是學生安全學習的空間里，董某某卻能多次實施不法行為而未被及時發現。這說明學校在校園場所管理、學生安全巡查等方面存在明顯短板，既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學生安全反饋機制，也沒有對教師單獨接觸學生的行為進行必要的規范與監督。當學生遭遇侵害時，因恐懼、羞恥等心理不敢及時發聲，而學校又缺乏主動發現問題的能力，最終導致侵害行為持續發生，對學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了難以挽回的傷害。

案件還折射出對受害未成年人心理保護的緊迫性。據受害學生家長李先生透露，其女兒自事件發生后學習成績明顯下滑，而其他受害學生也大概率面臨類似的心理創傷。盡管政府提出提供免費心理輔導，婦聯也開展了相關心理服務，但對于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而言，心理修復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家庭、學校、社會形成合力。然而，在此次事件中，學校在案發后的應對明顯滯后，既沒有第一時間對受害學生進行心理干預，也未主動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反而將矛盾焦點轉移，這種態度不僅讓受害家庭寒心，也違背了學校保護未成年人的基本職責。

從法律層面來看，法院對董某某判處有期徒刑 6 年 5 個月，并適用終身從業禁止，體現了我國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零容忍” 的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確強化了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懲處力度，規定對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實施性侵害犯罪的，依法從重處罰，同時增設從業禁止規定，防止犯罪分子再次接觸未成年人。此次判決正是這一法律精神的體現，但其意義不應止步于對單個罪犯的懲處，更應成為推動校園安全體系完善的契機。

要徹底斬斷伸向校園的黑手，需要從制度層面構建起 “預防 – 監管 – 懲戒 – 修復” 的全鏈條保護機制。在教師準入環節，教育行政部門應建立統一的教職人員背景審查平臺，對擬聘用人員的犯罪記錄、師德情況進行全面核查，杜絕 “無資質”“有問題” 人員進入教師隊伍；學校需摒棄 “重成績、輕師德” 的錯誤觀念，將師德師風考核納入教師日常管理，建立常態化的師德監督與反饋機制，鼓勵學生、家長對教師不當行為進行舉報。在校園監管方面，學校應加強對教室、器材室、辦公室等重點場所的管理，規范教師單獨接觸學生的流程，安裝必要的監控設備，同時通過主題班會、安全教育課等形式，提升學生的自我保護意識與能力，讓學生知道如何識別侵害、如何尋求幫助。在受害學生保護方面，應建立專業的未成年人心理干預團隊，在案件發生后第一時間介入，為受害學生提供長期、持續的心理支持，同時明確學校的賠償責任，讓受害家庭能夠獲得應有的法律救濟。

呂梁三中教師猥褻學生案并非個例，類似事件的反復發生，提醒我們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永遠不能掉以輕心。校園是未成年人成長的重要場所，保障學生的安全與健康，是學校的首要職責，也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唯有筑牢制度防線、壓實各方責任，才能讓校園真正成為學生安心學習、快樂成長的凈土，才能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在陽光下健康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