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直總督胡宗憲是嚴嵩一手提拔的,妥妥的 “嚴黨”,但他同時又是個實事求是的官員,意識到如果強行推行“改稻為桑”將造成老百姓沒飯吃,進而激起民變,于是主動擔責,暫停該項措施,并上疏朝廷陳明利害。
結果可想而知,他的疏并沒有得到御批,直接被內閣(其實就是嚴嵩父子)“原疏擲回”,更被嚴世蕃寫信痛責。
不知道嚴世蕃信里寫些什么,但不看也猜得著,不外乎責罵胡宗憲不懂感恩,吃里扒外,身受嚴家恩惠,竟然傾向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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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這個時候,裕王派來的譚綸又正在胡宗憲身邊。他也收到了內閣徐階、張居正他們給他的信,知道了胡宗憲的上疏被嚴氏父子駁回了。
胡宗憲提出要譚綸離開總督府,去戚繼光那里。因為他的身份本就是參軍,而待在總督府反而讓胡宗憲左右為難。
譚綸與胡宗憲是多年好友,但是他并沒有真正懂胡宗憲,他更多地站在他所在的陣營角度,認為胡宗憲是怕了,甚至說出“真到了朝廷要追究的那天,我譚綸在這里,就沒有你胡汝貞的罪”的話。
夾在兩股力量中間“被站隊”的胡宗憲可真是難啊!
他是個有大局觀的官員,做事是會綜合考慮的,比如對這次叫停強推改稻為桑的事,他這樣說:
“這一次你譚綸來,我這樣做了,你譚綸不來,我也會這樣做,你譚綸明天走了,我胡宗憲還會這樣做!因此,用不著你譚綸來勸我怎樣做,更談不上事后要你譚綸來替我頂罪!”
他的處境,用他自己話說最妥:
“朝野都知道,我是嚴閣老提攜的人。千秋萬代以后,史書上我胡宗憲還會是嚴閣老的人。可你譚綸,還有朝里那些清流為什么還會看重我?就是我胡某在大事上從來是上不誤國,下不誤民。我的老家給我豎了三座牌坊,我都五十多了,活到七十也就再熬過十幾年,我不會讓老家人把我的牌坊拆了!”
沒什么圣賢教誨的大道理(胡宗憲后面還說過圣人的話是用來讀的,不是用來做事的),簡直再傳統不過:就算不是為國為民,為了能見江東父老,我也不會干傷天害理的事。
他進一步分析,如果繼續強推改稻為桑之策,不管對浙江還是對他個人,后果都不堪設想:
“那么多人想利用這個機會兼并田地,浙江立刻就會有將近一半的人沒了田地!那么多沒田地的百姓聚在這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方,今年不反,明年不反,后年,再后年必反!到時候外有倭寇,內有反民,第一個罪人就會是我胡宗憲,千秋萬代我的罪名就會釘死在浙江!”
所以不管譚綸來不來,他都不會讓他們這樣干;而譚綸來了反而壞事,“無論是想勸我,還是想幫我,都只有一個后果,把大局攪砸了”。
為什么呢?胡宗憲說得透徹:
“當初你譚綸不來,我還可以向嚴閣老進言,也可以向皇上上奏疏說明事由,我可以慢慢做,比方把今年一半的稻田改種桑苗的方案,改成分三年做完。事緩則圓,大勢尚有轉圜的余地。……
因為你來了,我胡宗憲說的話就是這個結果,因為我成了黨爭之人!從上到下都把我看成了黨爭之人,你們想要我做的事我還能做下去嗎?那樣我要還能做下去,年初朝廷議這個國策的時候,他們早就阻住了,就不會讓這個國策落到浙江!”
理解胡宗憲的苦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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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憲批評譚綸他們一方都是些“自以為知人,自以為知勢”的人,我看也不是完全沒道理。
那接下怎么辦?譚綸去戚繼光軍營,為胡宗憲減了負,但“改稻為桑”和五十萬匹絲綢之事卻搬不走的,怎么辦?
饒是能力超群的一方大員,胡宗憲也被此折磨(或者說折騰)得心力交瘁,茫然無措。
而另一邊的人卻并沒有閑著。
浙江布政使鄭泌昌、按察使何茂才接到了嚴世蕃的指示,“改稻為桑”國策仍要抓緊推行,不同的是,這次要繞過胡宗憲。
為什么呢?正如胡宗憲所料的,嚴家已經認為胡宗憲已經被清流“滲透”了,不那么可靠了。
當然,有一個人是繞不過的,必須他去抓落實,那就是杭州知府馬寧遠。
馬寧遠這個人,我們前面已經見識過了,對上級部署的工作執行力很強,但對該工作本身有沒有問題,他是不考慮的。
司禮監派來浙江的江南織造局總管楊金水評價馬寧遠是“肯干事,認上司”,但是又有點“指一指就拜一拜”,比較死板。
應該說,楊金水的眼光是準的。不過他還沒有說出的一點是,他也是腦子簡單的。
依據是,馬寧遠認為這事如果繞過胡宗憲,那就是不信任胡宗憲,而他是聽命于胡宗憲的,胡宗憲不發話,那即便是嚴閣老他們的指示,他也不能執行。
結果楊金水問了兩句話,“你聽胡部堂的,胡部堂聽誰的”,“你認胡部堂,胡部堂認閣老,你按閣老的意思辦會錯嗎”,就消除了他的抵制情緒。
馬寧遠的簡單在于,下級就該聽上級的,他聽胡宗憲的,胡宗憲肯定是聽嚴閣老的。
邏輯跟戚繼光的“皇糧論”差不多。
其實若論胡宗憲“聽誰的”,他是聽事實的。
反正馬寧遠的思想認識問題被解決了,決定按照鄭、何等官員的要求去執行了。
原來的“踏苗”做法被叫停了,還有更好的辦法嗎?有的,但不是更好,而是更沒有底線。
這一次,他們決定“毀堤淹田”。利用端午汛漲水之時,把九個縣的河道堰口都掘了,讓大水淹了百姓的田,那樣的話今年的糧食就徹底接不上了,百姓當然只能是賣田換糧了。
而且,這個時候賣田,農民是沒有議價權的,畢竟不賣田換糧就得餓死,不賤賣能行嗎?
太傷天害理了。
那買田的人是誰呢?江南織造局的長期合作伙伴、江南第一富商沈一石。
按照計劃,他的作坊的絲織任務將較往年多出二十萬匹,他將需要購買桑田五十萬畝。其實這五十萬畝是遠遠超出完成任務所需的,他為什么要這么多呢?
他說了句話:
“我剛才說了,再多的織機,再多的綢行都是給織造局和各位大人開的。我就是想吞,沒有那么大的口,也沒有那么大的膽。”
別以為他只是在說什么客氣話,他說的還真的是實話。后面你會了解,原來“第一富商”的名頭之下,他自己竟然差不多是獲利最少的。
他其實只是“打工的”。
就像他給楊金水、鄭泌昌和何茂才他們泡趕在夜里露芽的時候采的“今年第一茬的獅峰龍井”,由于數量少,“給呂公公和閣老、小閣老各準備了兩斤,各位大人委屈點,每人準備了一斤”,而他自己卻只喝白開水。
初看還道真如楊金水所說的“跟自己過不去”“裝窮”,后來才發現這原來是個暗示。
所以大家都明白了吧,這些官員為何這么不遺余力地強推改稻為桑?除了唯上是從能升官,更重要的是能賺錢(少不了嚴家的)。
既完成政治任務,又賺大錢,太爽了啊!這類事現今也不少。
可憐馬寧遠上了當還不知道,還在為胡宗憲考慮,說“那么多縣被大水淹了以后不能餓死人。我不能讓部堂大人到時下不來臺”。
然后又向沈一石討了兩支老山參去送給胡宗憲補身體。一嘆。
不過他們的如意算盤還是沒有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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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汛如期而來,九個縣的河道堰口也在統一組織下“如約”決口,所幸胡宗憲、譚綸、戚繼光果斷施策,采用分洪之法,只淹了淳安全縣和建德半個縣,但也犧牲了不少兵士,兩縣百姓更是流離失所。
而對于鄭泌昌他們來說,最大的問題是:原定計劃實施不了了,任務完成不了了,那傷天害理之事不是白干了嗎?本來的話,只要完成了政治任務,其他都不是事;任務沒完成,那其他的事就搬上臺面了。
他們也算是成了風箱里的老鼠了:殘害了百姓,還討不了上面的歡心。
楊金水說過一句名言:“有些事不上秤沒有四兩,上了秤一千斤也打不住。”
現在這事,上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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