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世之亂，荷蘭開槍了

中美科技博弈戰火延燒至歐洲，荷蘭政府近日突然出手，以罕見方式接管了中國企業控股的知名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導體（Nexperia），引發一場波及中歐的跨國商業與政治風暴。

此次事件的導火索是荷蘭經濟部于9月30日援引一項冷戰時期的法令，以經濟安全為由，下令凍結安世半導體的資產、知識產權、業務及人員調整，期限長達一年。

隨后，阿姆斯特丹法院在10月7日的緊急聽證后作出初步裁決，暫停了安世半導體母公司——聞泰科技創始人張學政的所有董事及首席執行官職務。

其中，聞泰科技所持有的安世股份投票權，幾乎全部被移交由法院任命的獨立管理人接管，意味著中方失去了對這家關鍵企業的實際控制權。

這一突發變故立刻在市場引發劇烈震蕩。聞泰科技在A股市場經歷連續兩日跌停，市值瞬間蒸發超過100億元人民幣，盡管此后股價小幅回升，但巨大損失已經造成。

面對荷蘭方面的行動，我國迅速采取反制措施。

安世半導體于10月14日證實，中國政府已禁止該公司從中國出口產品。目前，安世正緊急與中方當局溝通，以期獲得豁免。

1. 從比較優勢到安全溢價

在過去幾十年里，我們生活在一個被“比較優勢”塑造的全球經濟秩序中。

就像在一個理想的分工合作體系中，每個國家都應該專注于自己最擅長的事情，沙特提供石油，中國制造電子產品，荷蘭研發光刻機。

通過這種各展所長的全球化分工，所有參與國都能獲得更優質、更便宜的商品，實現整體經濟福利的最大化。

這也正是過去二十年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底層邏輯，從最初的手機組裝代工，逐步向產業鏈上游攀升，最終收購像安世這樣的芯片設計與制造企業。

但這些都正在被“人為地”破壞著。

我們正在親眼目睹一場靜悄悄卻深刻的模式變革——驅動世界運轉的基本邏輯，正在從“經濟效率”轉向“國家安全”。當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取代合作成為主旋律，一項名為“技術民族主義”的新規則正在重新書寫全球商業的游戲規則。

它的核心主張尖銳而決絕：在國家安全面前，商業利潤必須退居次席。

半導體，這個信息時代的“大腦”，成為這場變革的風暴眼。

當一項技術能夠同時驅動智能手機和導彈系統，當一種芯片既能用于民用汽車又能用于軍事雷達，它便超越了普通商品的范疇，成為了國家權力的基石。

認知的轉變，帶來的是價值衡量標準的根本性顛覆。

而這時候，“安全溢價”的概念便崛起了——國家為了確保對關鍵技術的控制權，愿意支付遠超市場價格的代價。

基于此等略帶荒謬之下的理論，荷蘭政府便認為，接管安世半導體的決定，表面上犧牲了商業信譽和短期經濟利益，但在深的政治計算中，這些損失遠不及防止核心技術外流所帶來的“國家安全收益”。

在這場變革中，國家主權的邊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擴展。

它不再局限于傳統的領土疆界，而是沿著全球產業鏈向上延伸，覆蓋到境內所有的外資企業，無論其股權結構如何。

于是，我們看到了這場危機中的沖突，聞泰科技在2018年收購安世時，遵循的是那個我們熟悉的“全球化商業邏輯”，追求的是效率最大化與產業協同；而今天荷蘭政府的行動，遵循的卻是全新的“地緣政治安全邏輯”，考量的是技術主權與戰略自主。

兩種邏輯，源于兩個不同的時代，卻在此時此刻激烈碰撞。

唯一確定的是，我們再也回不到那個單純由市場效率主導的過去了。

2. 經濟問題還是政治博弈？

所以，我們再去看荷蘭政府接管安世半導體這一事件時，一個答案顯而易見，這并非合乎商業邏輯的法律行動，而是近年來西方國家對華進行科技圍堵的典型操作，其背后交織著戰略遏制、市場原則的背離與赤裸裸的地緣政治壓力。

荷蘭政府此次動用的，是一項塵封已久的冷戰時期法令。

在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主流的今天，重新啟用這種充滿對抗色彩的法律工具，其象征意義不言自明。它釋放出一個危險的信號，全球經濟競爭的賽場，正在被人為地設置政治路障。

荷蘭方面聲稱其行動是基于安世半導體“將產能與知識產權轉移至中國”的風險，然而，直至今日，我們仍未看到任何公開、確鑿、經得起檢驗的證據。這種僅憑“可能”或“風險”臆測就對企業實施“有罪推定”并強行接管的行為，嚴重違背了市場經濟賴以生存的契約精神與法治原則。

一個健康的全球經濟體系，應當建立在事實與規則之上，而非基于出身或來源國的有罪推定。

而且，我們其實從眾多先例中，也可以看到，荷蘭政府在對待中國技術議題上表現出的鮮明矛盾性。

同一國家，一方面允許其高科技皇冠上的明珠——阿斯麥公司向中國出口價值不菲的光刻機，從中獲取巨額商業利益；另一方面，卻以“經濟安全”為由，對一家合法運營、為中國資本所擁有的半導體企業采取極端措施。

選擇性執法的雙重標準，揭示了其政策內核的脆弱與搖擺，既難以割舍巨大的中國市場紅利，又無法抗拒來自某些大國的政治壓力，在商業利益與政治指令間首鼠兩端，不僅損害了其作為獨立經濟體的信譽，更讓世人看清，所謂的“國家安全”在某些情境下，已然成為一個可以隨意填充、為政治目的服務的彈性筐。

而這一切的背后，都晃動著一個熟悉的身影。

據外媒披露，美國官員曾直接向荷蘭方面施壓，明確表示對中國企業家掌控安世半導體感到“不安”。這正是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推行“長臂管轄”、試圖按照自身意志重塑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的又一明證。

其戰略意圖不言自明，運用一切非市場手段，將中國牢牢鎖定在產業鏈的中低端，延緩甚至阻止中國向高科技領域攀升的進程。荷蘭的此次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視為這種外部壓力下的產物，是地緣政治博弈在企業微觀層面的具體投射。

3. 國際法vs荷蘭行為

西方最喜歡拿國際法說事了，現在我們也通過國際法的框架去問問荷蘭，這樣的行動是否站得住腳？

首先，荷蘭的做法直接挑戰了國際投資法的核心精神。中國與荷蘭共同參與的《華盛頓公約》（即《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端公約》）等一系列國際協定，其建立的初衷就是為了給跨國投資提供一個穩定、可預期的法律環境。

這些協定的基石之一，就是“公平與公正待遇”原則。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在面對外來投資時，都應給予其非歧視的、程序公正的對待。然而，荷蘭政府此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單方面凍結中資企業的資產、剝奪其合法的經營管理權，這種粗暴的干預方式，很難被視為是“公平”和“公正”的。

它更像是一種基于來源國的歧視性對待，開創了一個危險的先例，今天可以這樣對待中國企業，明天就可以用同樣的理由對待任何其他國家的企業。當東道國可以隨時憑借一紙行政命令推翻既成的商業安排，國際投資的信心將從何談起？全球資本的流動又如何能夠暢通？

其次，荷蘭政府所倚仗的“國家安全”理由，正呈現出一種令人擔憂的泛化趨勢。

我們必須承認，國家安全是每個國家的正當權利，但這項權利絕不能成為一個可以隨意填充任何內容的“萬能筐”。

在當今高度融合的全球經濟中，如果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在沒有充分、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僅憑模糊的“潛在風險”指控，就對外資企業采取極限措施，那么世界貿易組織的非歧視原則、國際商業社會賴以運行的契約精神，都將名存實亡。

這等于為貿易保護主義打開了一個“后門”，所有基于規則的競爭都可以被一票否決。

試想，如果各國紛紛效仿，動輒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斷交易、沒收資產，全球產業鏈必將退回各自為戰、互信蕩然無存的孤島狀態，這將是全球經濟的共同倒退。

最后，在此次事件中，其司法程序的倉促與不透明，也讓人對其中立性產生深深質疑。

阿姆斯特丹法院在舉行緊急聽證會后，迅速裁定暫停中國企業家的董事和CEO職務，并將幾乎所有投票權移交，一系列操作在程序上存在顯著瑕疵。

公正的司法審判需要給予當事人充分舉證、質證和抗辯的權利與時間，這是一個被稱為“程序正義”的基本底線。而在此案中，我們看到的更像是一場為達成既定政治結果而走的“過場”，其司法的獨立性被蒙上了厚重的陰影。那么，當一個國家的司法程序無法為企業提供最基本的辯護保障時，它對外宣揚的“法治環境”和“投資友好”形象，又如何能取信于國際社會？

從這幾點來看，荷蘭政府的行動不僅在法理上存疑，更在實踐上動搖了跨國投資的信任根基。

它實際上是濫用“安全”概念、違背公正待遇、簡化司法程序，這種行為損害的不僅僅是一家中國企業的權益，更是對自身國際信譽的透支，以及對全球經貿規則公信力的沉重一擊。

4. 東芝事件的復刻？

歷史從不重復，但它總會押著同樣的韻腳。

1987年，日本東芝公司因為向蘇聯出口了幾臺數控機床，遭到了美國的猛烈制裁——國會山前，政客們拿起大錘砸毀東芝收音機的畫面，成為那個時代的標志性一幕。

近四十年后的今天，安世半導體在荷蘭的遭遇，與當年的東芝事件何其相似。同樣的技術領先，同樣的市場行為，同樣的“國家安全”大棒。

歷史在這里仿佛完成了一次循環，清晰地揭示了一個顛撲不破的規律，若霸權感受到挑戰，技術領先地位面臨追趕時，政治干預便會穿上各式各樣的外衣，登上全球經濟舞臺。

一個很諷刺的事實就是，當年的技術封鎖，并未能阻止相關國家的科技進步。恰恰相反，它直接成為激發被封鎖國家自主創新的最強催化劑。

這一點，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中得到了最為生動的印證。

從當年被排除在國際空間站合作之外，到如今獨立建成屬于自己的“天宮”空間站；從當年被GPS系統扼住咽喉，到如今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在全球熠熠生輝，為超過一半的國家提供服務。

這些活生生的例子，不外乎講述一個簡單的道理——核心技術是買不來、求不來、也討不來的。

封鎖，只能封鎖出更強大的創新決心；打壓，只能打壓出更堅定的自主道路。

這不僅是中國的經驗，也是人類技術發展史反復驗證的普遍規律。

進一步看，這種粗暴的政治干預市場行為，最終傷害的絕不僅僅是某一方，而是全球的共同福祉。

近年來，全球半導體產業的供應鏈為何持續混亂？價格為何劇烈波動？整個電子產業為何屢屢面臨“缺芯”之苦？

其根源，正是某些國家不顧產業發展的客觀規律，強行將完整的全球產業鏈政治切割、人為撕裂。

這種為了一己地緣政治私利，不惜讓全世界企業和消費者買單的行為，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全球公害。它破壞了產業分工協作的效率，扭曲了資源全球配置的優化，最終拖慢的是整個人類社會技術進步的節奏。

因此，“安世事件”其實是新舊秩序交替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摩擦與陣痛。

舊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試圖通過修改規則、關閉大門來維系其主導地位；而新秩序的參與者，則堅持通過公平競爭、開放合作來贏得未來。

在這一歷史性關口，全球化依然是不可逆轉的潮流，但我們所追求的，是一個基于平等規則、而非強權意志的全球化。

我們絕不接受“我可以肆意妄為，你必須逆來順受”的不平等規則。

面對圍堵，我們既要據理力爭，用對等、合法的反制堅決維護自身權益，戳穿“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虛偽邏輯；我們更要保持長遠的戰略定力，不為一時一事所動。

最有力的回擊，不是以牙還牙的意氣之爭，而是以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擁抱世界，以更堅定的自主創新突破瓶頸，以更完善的營商環境匯聚全球英才。

還是那句話，道路注定崎嶇，但方向清晰，前途光明。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知識頻道（未經允許，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