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靠什么打贏這場逆風局？

維護一國的經濟安全，不僅要靠某些特定的資源、特定的高科技產品，更關鍵的是，擁有快速完成從研發創新，到技術擴散、生產組織、高滲透式營銷的產業綜合能力體系，這也是目前中國特有的，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能力稀土”。

中國的這種綜合產業能力優勢，最明顯體現在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智能制造領域，業已基本掌握了產業的國際話語權；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云計算、低空經濟等新興領域，也正在形成這種能力體系。

產業創新理論研究同時表明，讓產業能力體系發生顛覆式變化的是那些同時具備強大研發、商業應用能力的企業，在我國則是以蔚來、華為、阿里、大疆為代表，社會應該給予他們更多包容和關愛，這不僅有利于企業，更有利于我國產業能力的進一步提升。

近期談到中美稀土戰、關稅戰，中國收緊稀土及相關精煉設備出口，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則揚言對中國產品加征100%關稅作為回應。

這場攻防其實是全球產業秩序重構的又一次前奏。中美圍繞技術、資源與安全展開的競爭正進入一個全新階段——從地緣到體系，從資源到技術。全球尖端技術與戰略資源正在被不斷“武器化”，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籌碼。

之前講到，筆者認為，從中美競爭的更寬和更長維度上來講，原材料資源的殺傷力往往被高估。真正決定國力走向的，從來不是礦藏，而是能力。本文展開講講，中國在核心產業的成果，以及下游體系將如何改變中國被動地位。

1. 從資源安全到產業體系安全，中國制造的產業能力躍遷

從芯片到稀土，我們看見大國競爭的底層規律——無論科技制裁還是關稅戰，無法真正改變力量格局。對于中國與美國這樣規模與資源兼備的超大型國家而言，總有辦法重構一條相對安全的供應鏈，代價只是時間與成本，而非生死存亡，結果往往是全球經濟運行成本的上升，以及對手相關產業的被動升級。

當前，全球化已經進入“相互依賴，但彼此防御”的時代，大國競爭的焦點正在發生結構性遷移——從上游資源的爭奪，轉向下游產業與技術體系的塑造。在這個新的坐標系里，依靠市場體量、科研積累與人力資源，構建出一個自洽、可演進、具備創新閉環的產業體系。

以史為鑒。上世紀七十年代石油危機，日本并不擁有石油資源，卻通過節能技術革新、制造工藝升級和供應鏈協同，推動了制造工業體系的全面躍升。當資源優勢不再決定勝負，體系能力便成為新的國力基石。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一個類似的轉折點：從資源安全邁向體系安全，從供應鏈的被動依附轉向技術體系的主動塑造。由此再看稀土出口收緊，并非單純的反制動作，更是一種戰略布局，為中國高端制造體系的自主崛起贏得時間窗口。

所謂“體系安全”，并非只是制造環節的自給，而是構建一種由設計、軟件、工藝、能源管理、品牌與生態等共同組成的綜合能力。這正是未來競爭的真正底層邏輯。

過去十余年年，中國制造在多個產業中已經實現了從“規模領先”到“體系領先”的躍遷。

造船業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如今，中國在完工量、新接訂單、手持訂單三大指標上持續領跑全球，承接全球新船訂單的64.2%。從“國信1號”“蘇海1號”到深海鉆探船“夢想號”，一系列世界首創的工業產品，標志著中國制造已經深入全球高端制造的技術腹地。

（中國造船工業具有全球獨一無二的產業競爭力）

中國造船業的進步，展示了體系能力如何在產業中形成新的護城河。這樣的體系競爭力，不再依賴資源，而源自完整的創新生態。新能源汽車產業，則是這一邏輯更具象征意義的縮影。

2. 智能電動汽車，產業能力躍升的中國樣本

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也在過去十多年的彎道超車過程中完成了一次結構性躍遷。從最初代工、組裝，中國的比較優勢還停留在勞動力與產能層面；到如今從電池、電驅、電控三電體系的自主掌握，到智能化架構的引領，再到底層核心技術的突破，從“制造中國”到“領跑全球”。

智能電動汽車的全球競爭格局由此發生劇烈變化，中國企業正在成為“游戲規則制定者”，無論是市場規模還是技術路徑，都已成為全球風向。這背后不只是制造的進步，更是技術體系的成熟，是中國制造從“資源型優勢”向“體系型競爭力”的根本轉變。

在這場歷史性轉型中，底層技術創新成為關鍵支點。其中，蔚來是一個重要的代表性企業。不同于追求短期回報的“快造車”，蔚來選擇了一條漫長、也最穩的路——長期自研、深耕底層技術、構建完整體系。自2014年起，蔚來累計研發投入超過600億元，是中國汽車行業內研發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企業之一。僅過去兩年，其年度研發支出均超過130億元。

其中最具戰略意義的突破，來自對“芯”和“魂”的自主掌握，自研芯片和整車全域操作系統。蔚來自研的智駕芯片神璣NX9031芯片今年開始量產上車，一次流片成功，是全球首個成功流片、首個量產上車的車規級5納米高階智能駕駛芯片，并且快速實現了多個車型的同步切換和功能推送。這標志著中國在汽車智能芯片領域初步具備擺脫對美國高階智駕芯片依賴的條件。

該芯片算力相當于四顆英偉達Orin-X，具備超強算力與超高帶寬，能支持10年左右的智能輔助駕駛算法與軟件技術升級，在功耗與功能安全方面達到業界最高水準。這不僅是企業層面的技術勝利，更是中國汽車產業自主算力體系成型的重要里程碑。

（蔚來神璣芯片NX9031量產上車）

與之相呼應的是整車全域操作系統SkyOS·天樞，它是行業內首個面向AI的全域操作系統，開創了汽車產業史上首個真正完整的整車全域操作系統。這一創新也使中國車企首次掌握全球領先的整車全域操作系統技術，推動產業體系從依賴傳統 AUTOSAR 標準，走向自主定義、全面超越。蔚來率先走出的第一步之后，行業其他企業正在跟進，不僅為中國汽車的高階智能體驗奠定底層基礎，也標志著中國在汽車軟件層面實現了對全球規則的引領。

更具前瞻意義的是，在智能化的焦點賽道，蔚來在2024年提出世界模型為核心的技術路線，在智能輔助駕駛領域最早開始世界模型的探索，推動了智能輔助駕駛從“感知世界”邁向“理解世界”，引入時間與空間的推理與預測能力，為中國在智能駕駛領域贏得了定義權與規則制定權。

從芯片、操作系統到世界模型，這一系列創新的集體突破，正在重塑中國汽車產業的全球地位。它不僅代表著單一企業的競爭力，更象征著中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從資源依賴型大國邁向體系自洽、技術自主、規則共創的新階段。

這樣的創新突破在體系中多點開花，蔚來將智能電動汽車核心技術領域定義為12技術全棧。市場最為熟悉的，是蔚來在換電領域的堅持研發與投入。截至目前，蔚來已建成8,285座充換電站，提供超8800萬次換電服務，打通9縱11橫高速換電網絡，連通全國550座城市。這張網絡不僅重塑了純電出行的使用邏輯，也推動中國在能源補給體系上，成為首個純電與燃油車同等便利性的國家。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體系創新，開始對全球產業鏈產生反向影響。美國初創公司ClearMotion的全主動懸架技術源于麻省理工實驗室，卻在蔚來ET9上實現量產落地，并在中國常熟建立首個生產工廠。蔚來的技術生態，成為全球創新走向落地量產的關鍵平臺。

與此同時，蔚來還通過阿布扎比投資機構CYVN Holdings，向邁凱輪輸出前瞻性電動化技術支持。這種由中國車企主導的技術反向輸出，意味著產業主導權的形成。通過整合設計、系統軟件、制造工藝與能源網絡，構建起足以影響全球產業的綜合體系能力。蔚來在掌握核心科技的同時，正成為全球汽車尖端技術的“磁極”，讓世界的創新力量重新向中國匯聚。

（蔚來在中國的換電網絡）

事實上，這種力量并非個例。吉利通過整車機械架構、電子電氣架構、智能駕駛、智能座艙、電驅系統、動力電池及超級電混七大領域的協同，形成從算力到算法的全域AI技術體系；華為憑借ADS智能駕駛系統與操作平臺，從技術賦能者逐步轉向行業標準制定者，其智能系統已被廣泛應用于合資與燃油車，成為全球智能化汽車的重要技術底座；長安則在固態電池與中央環網架構方面持續投入，基于SDA平臺與天樞大模型打造出完整的智能駕駛與座艙體系。

以這些企業為代表，共同構成了中國汽車產業技術體系化崛起的全景。技術創新在此已不再是單點突破，而是一種以開放生態、技術整合與底層自研為核心的新型工業能力。它所代表的，是中國制造從“規模驅動”向“體系定義”的轉折，也是新一輪全球產業格局重塑的關鍵起點。過去十年中國汽車市場上，30萬元以上高端車自主品牌占比從近乎0到近半的飛躍，以及中國汽車出口目的地國從中低收入國向中高收入國邁進，就是這種產業競爭力提升的最真實寫照。

（國產汽車的價值鏈地位迅速上升，日益擠壓強大的外資傳統品牌）

3. 新的稀土：能力體系本身

在更廣義的層面上，中國的技術體系正在孕育一種新的“能力稀土”。源自企業間的長期協同與體系創新，它不以資源稀缺為基礎，而以創新復利為驅動力。通過技術、產業與生態的聯動，中國在新能源、智能制造、AI算力等關鍵賽道上，正逐漸成為全球產業鏈中無法替代的節點。

如果說稀土戰是一場“上游博弈”；產業戰則是在產業下游建立系統整合的壁壘，以完備的技術體系對沖上游封鎖的風險。

稀土管制的深層邏輯，在于被封鎖的上游與開放的下游之間，為中國自主技術體系的完善爭取寶貴的戰略窗口期。當出口限制讓全球制造業重新審視供應安全，中國必須加快在芯片、自主算力和智能制造等領域的研發與應用落地與迭代。

汽車產業是最可能實現突破的領域之一，近年智能、電動、汽車三個領域的集中爆發，使得汽車再次成為技術創新的制高點。多家中國車企目標在2026年前推出100%國產芯片車型，政策目標則是到2027年實現汽車芯片全鏈條自主研發與制造。這不僅意味著，中國或有望在“汽車智能芯片”這一關鍵細分領域實現全球同步甚至局部超越，更標志著從資源安全到技術安全的戰略轉型正在加速。

（中國汽車產業正加速推進芯片自主化戰略受到全球關注）

在整個中美競爭的大格局中，稀土與芯片是彼此糾纏的兩極。掌握稀土，中國在資源層面占據上游優勢；突破芯片，中國則在下游實現結構性反轉。稀土管制帶來的“窗口期”，是一次罕見的戰略機遇，如果中國抓住機會加速完成芯片產業體系化的突破，便有望在這場持久的產業對抗中實現轉守為攻。

現實挑戰依然存在，但趨勢愈發清晰：國家的研發投入與企業的長期堅持正在形成雙重驅動。一方面，國家層面通過政策引導和投資布局，為關鍵領域提供頂層保障；另一方面，以蔚來、華為、吉利、長安為代表的企業，通過持續投入與自我進化，為技術突破提供了現實路徑。

這一體系化優勢的獨特之處，在于中國不僅能創新，更能以驚人的速度把創新轉化為生產和市場。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同時具備從底層研發、到大規模制造、再到市場化的高效能力鏈條。

以蔚來為例，其在合肥的新制造基地，深度融合自動化、高效柔性生產與自研AI工業算法，用先進智能制造支撐自己的行業首創技術率先量產，從最早的全鋁車身、NOMI語音助手，到今年上車的自研智駕芯片、智能底盤、超大前備艙——不僅推動中國企業、中國產品走向引領，更意味著中國創新從概念到社會收益的周期，正在被顯著縮短。

更重要的是，中國企業市場化的能力，也在讓技術創新迅速轉化為文化認同與消費共鳴，讓創新不再只是技術或工程的突破，也成為普通人可享受的價值，形成商業閉環。

正是這種“從創新到落地再到市場”的體系化能力，構成了屬于中國的“能力稀土”，讓這個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中擁有獨一無二的韌性與加速度。背后是中國的市場規模、供應鏈基礎、技術人才和政策定力四大要素，共同作用的成果。

4. 產業的綜合能力，才能定義國力

技術可以被制裁，但能力體系無法被切斷。真正決定國力的，不是某一項技術的領先，而是能否在開放與封鎖之間，持續形成自我進化的技術體系。當一個國家能在下游構建起從研發到標準、從產業到生態的閉環能力，就意味著從“被動依附”邁向了“主動定義”。

而在國家技術體系的宏大敘事之下，真正支撐它前行的，是個體企業的韌性。比如蔚來十年如一日的投入，正是這種體系思維的寫照，更是一種新型國力的雛形，通過長期主義與技術復利，將一次次困難轉化為體系成長的機會。

從自研芯片到整車全域操作系統，從換電體系到智能駕駛算法，這些選擇在短期內“難而不討好”，但堅持選擇讓蔚來在智能電動化浪潮中率先看到體系能力的拐點。今天，當世界重新審視中國制造的含金量，我們終于能看到那些年被質疑、被誤解的投入，一點點匯聚成技術自主的底氣。

市場常常習慣用季度業績衡量成敗，卻忽視了技術體系成長的周期。對于像蔚來這樣的企業，我們需要多一些耐心和理解。每一個選擇做難而正確之事的堅持者，都是在為這個國家的未來鋪路。技術創新不只是企業的勝負，更是國家競爭力的積累，是每個人生活的改善之源。

回歸新一輪貿易戰的焦點，表面上是關稅與稀土的較量，實則是全球產業秩序的再定義，是對“未來產業規則”的主導權之爭。中國以稀土爭取時間，而真正決定未來的，是能否在這段時間內，把技術變成能力，把能力變成體系，把體系變成新的產業標準，唯有如此，“創新”才能成為新的國家戰略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