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愈發專橫，為何印太國家仍未“倒美親中”？｜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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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特朗普預計將于本月底啟動“亞洲之行”，可能參加在馬來西亞舉行的東盟峰會，并前往日本進行美日領導人會晤。

有分析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印太戰略出現“空心化”的趨勢。特朗普不僅疏遠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和美英澳三邊安全合作（AUKUS），還通過關稅和交易式外交手段施壓日韓等傳統盟友。此外，優先關注短期利益的策略也導致美國與印度和印尼等伙伴國關系緊張。然而，隨著中美在關鍵領域博弈加劇以及美國與印太各國的貿易談判的推進，特朗普2.0版印太戰略也將逐漸清晰。

近日，曾任美國國務院情報和研究局中國部主任的羅伯特·薩特（Robert Sutter）撰文系統分析了特朗普2.0時期，美國在印太地區對華政策的重大轉變及其對地區格局的影響。

薩特認為，美國正越來越成為一個專斷且不可預測的超級大國，特朗普政府利用市場準入的“杠桿效應”在短期內迫使各國與美國談判、提升了關稅收入與投資流入，但對盟友的苛刻要求與對多邊機制和規則的蔑視，不可避免嚴重削弱了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長期影響力與信任基礎。

但同時要留意的是，就目前而言，特朗普那些高度破壞性的政策，并未導致地區國家的政府出現明顯的“倒向中國、疏遠美國”的趨勢。印太國家在面對特朗普政策時表現出某種“務實與克制”在，背后的原因，除制衡大國和安全依賴外，還有出于商品出口與市場競爭的考量。

在薩特看來，中國目前在與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之爭中占據有利位置，盡管暫時面臨內部經濟困境與國際形象問題，但因為政策的連續性和可預測性，也在相對意義上獲得了一定的戰略空間。

本文作者：羅伯特·薩特（Robert Sutter）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曾任美國國務院情報和研究局中國部主任

中美兩國的利益沖突維系著它們在亞洲的持續競爭，而這一競爭是區域動態的主要決定因素。這場斗爭聚焦于印太地區國家，從西部的印度到東北部的日本，以及東南部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太平洋島國。區域動態中的其他因素——例如朝鮮的威脅和緬甸持續的內戰——仍然處于次要地位。

亞洲超級大國競爭的重大升級始于美國政策的強化，這些政策旨在反制來自中國的多方面不利挑戰。此類政策始于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2017—2021年），并在拜登政府（2021—2025年）期間得到了大力發展。

對美國而言，一個敵對的、在地區內獲得領導權和支配地位的中國，將構成與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帝國所帶來的相當的生存性威脅。在過去七十年里，美國為避免敵對勢力獲得此類支配地位所付出了重大犧牲，包括在朝鮮和越南發動的代價極高的戰爭。

拜登總統在尋求連任——以及在他退出競選后，哈里斯于2024年參加大選——的論點核心之一，便是其政府在國內建設美國經濟、高科技和軍事實力的同時，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以對抗中國的野心。

事實上，拜登通過價值2萬億美元的立法強化了美國的國內實力，以支持現代基礎設施和高科技的發展。他維持了特朗普政府時期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的關稅，并在高科技與先進制造業領域進一步加碼。他限制了美國高度先進的半導體技術出口，從而顯著增加了中國實現高科技雄心的難度。

他及其政府積極支持了一系列多邊國際安排，以反制中國，包括與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與澳大利亞和英國簽署的“澳英美三邊安全與高科技協議”（AUKUS）；“日韓美合作框架”（Japan–South Korea–U.S. cooperative framework）；以及其他各種雙邊與多邊安排。

俄烏戰爭的爆發以及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使得拜登領導西方和印太盟友及伙伴支持烏克蘭、制裁俄羅斯，并遏制“中國在亞洲的擴張主義”。

美國前總統拜登、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和時任英國總理里?！ぬK納克在加利福尼亞州圣地亞哥海軍基地舉行三方會議后，就AUKUS伙伴關系發言。圖源：路透社

印太地區的特朗普沖擊

在2024年總統選舉期間，印太地區的各國政府與輿論領袖普遍對候選人特朗普持負面看法。盡管如此，這些領導人普遍認為，他們在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時期已經成功應對了華盛頓提出的要求，即實現更公平的貿易關系與更高的國防分擔。他們與政府中持同情立場的官員合作，對特朗普大加贊揚，并通過雙邊談判達成了比預期代價更小的協議。所以在特朗普再次當選后，他們本來準備在2025年采取同樣的做法。

然而，特朗普采取了戲劇性行動，這種樂觀情緒隨著地區對“特朗普沖擊”的震驚而迅速消失。這些行動反映出這位新任總統對聯邦政府擁有更大的權力與控制力，加之共和黨在國會兩院占多數，并控制著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有六人由共和黨任命，其中三人由特朗普本人任命。與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不同的是，似乎沒有任何白宮或政府高級官員愿意在處理地區事務時與總統意見相左。

新政府上任的最初幾周便通過一連串行政命令引發了美國治理體系的劇烈變化。隨后的關稅措施遠比外界預期的更為嚴厲。盟友與伙伴所受對待與其他國家一樣嚴酷，其中印度受到的負面對待尤為嚴重。過去美國在自由貿易和其他協議中對盟友與伙伴所作的承諾，如今幾乎毫無意義。

美國總統特朗普15日在白宮對記者稱，印度總理莫迪當天在電話中向他承諾，印度不會再購買俄羅斯石油。圖源：路透社

美國對外援助的嚴重削減在印太地區受到廣泛批評，特朗普對巴拿馬運河、格陵蘭和加拿大的控制要求，以及他與南非、巴西、印度等國領導人的爭端，也引發了巨大爭議。

人們普遍認為他公然無視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則——主權、領土完整以及長期以來美國所支持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rules-based order）。然而，正是這種秩序為印太地區的盟友、伙伴和其他國家提供了安全與福祉的保障。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限制并逆轉了拜登政府在應對中國挑戰時所采取的“與印太盟友和伙伴以及北約和七國集團（G7）國家協商合作”的方針。特朗普及其政府高層反復抱怨盟友與伙伴在國防事務上“占美國的便宜”，這預示著特朗普將提出具體要求，要求盟友和伙伴顯著增加國防開支，并在軍事負擔分擔協議中支付更多費用。

特朗普對烏克蘭的苛刻對待，以及他支持俄羅斯在結束戰爭問題上的立場，嚴重震動了印太地區許多國家——這些國家在面對來自中國乃至朝鮮的危險挑戰時，依賴于美國的持續支持。

重寫美國印太政策

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美國長期以來與亞洲建設性接觸的三大基本理由。

第一是上文提到的安全理由：美國力求避免印太地區被敵對勢力所主導，以防其對華盛頓構成直接威脅。

第二是美國有必要與該地區經濟體保持建設性接觸，因為這一地區通常被視為后冷戰時代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區域。

第三是美國認為，與盟友和伙伴合作支持“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有利于美國的長期利益。

在實踐中，第一個理由在特朗普第一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占據重要地位，并在今年得到了政府高級國家安全官員的強力支持。盡管特朗普本人延續過去做法，很少直接評論該戰略，但目前政府總體上似乎支持這一理由。

美國駐印度-太平洋部隊司令、海軍上將塞繆爾·帕帕羅曾主張美國國際開發署繼續向太平洋島國地區提供資金，因為美國在該地區影響力正受到中國的挑戰。圖源：路透社

然而，第二個理由已被特朗普政府明確否定。特朗普團隊認為，美國過去所謂的“建設性經濟接觸政策”是一場重大的失敗，對美國安全與經濟福祉造成了極其嚴重的不利影響。隨著特朗普政府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一些觀察家預測，美國將與該地區“脫鉤”（decouple），重新回到一百年前的相對孤立主義狀態。

然而，政府高層的解釋表明，關稅及其他措施的目的在于確保美國與印太地區及其他地區的經濟往來真正有利于美國自身，從而使繼續保持與該地區的緊密經濟互動變得合理。

特朗普本人長期以來對第三個理由就不甚支持。盡管部分高級官員仍與盟友和伙伴合作，以實現印太地區防御中國的國家安全目標，但特朗普政府已拋棄了拜登時期在歐美地區對盟友與伙伴“高度正面強調”的政策。正如前文所述，特朗普要求控制巴拿馬運河、格陵蘭和加拿大等舉動，是冷戰以來美國總統對“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最嚴重的冒犯之一。

美國在印太地區影響力的進展

需要認識到的是，人們很容易夸大特朗普政策對美國在印太地區影響力的不利影響。一方面，大量的評論文章、民調和其他公開文件對特朗普政府的舉措進行了尖銳批評，顯示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急劇下降。2025年10月10日，特朗普宣布為回應中國對稀土產品出口實施全面限制，將對中國商品征收100%關稅，這一戲劇性的關稅升級計劃，如果付諸實施，勢必對地區經濟增長和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產生負面沖擊。

然而，特朗普那些常常高度破壞性的政策，并未導致地區政府在總體上出現明顯的“倒向中國、疏遠美國”的趨勢。

根據我自2024年7月以來與250名地區專家的訪談與磋商結果，印太地區的各國政府領導人，在處理特朗普的政策舉措時，通常比本國媒體與公眾輿論表現得更加務實。

對特朗普政府在印太地區與中國競爭中，其政策的總體影響進行評估時，可以從一個主要的積極面入手：特朗普政府成功地通過“對美國市場準入的重要性”這一杠桿，利用了大規模、廣范圍的關稅手段。特朗普的政策迫使美國的盟友與伙伴、許多比美國更接近中國的地區政府，乃至中國本身，都不得不尋求與華盛頓進行雙邊談判，以減輕關稅負擔。中國方面雖然宣稱其與美國的談判是“雙方同意的結果”，但若沒有特朗普最初掀起的關稅浪潮，這些談判根本不會發生。

這些談判及其產生的雙邊協議有利于美國利益——它們為美國爭取了更好的外國市場準入、大規模的實際與承諾投資、對美國先進制造品和自然資源的大宗采購，以及支持美國落后造船業的承諾。

與此同時，隨著關稅提高，美國政府收入大幅增長，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財政支持，以彌補其因2025年7月通過的《大美麗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所造成的財政赤字——法案包含了大規模減稅與支出撥款，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立法目標之一。然而，批評關稅政策的專家認為，這些收益被因關稅導致的美國經濟增長放緩所抵消。

與此同時，一旦特朗普政府明確要求盟友和伙伴提高國防開支、并承擔更多駐美軍隊在該地區部署的成本，這些支付將給美國帶來顯著的經濟利益。

特朗普通過強調進入美國市場的重要性，也在與中國的競爭中獲得了優勢——此前，中國長期被視為印太地區毋庸置疑的經濟主導力量。而如今，美國經濟在地區企業、各國政府與專家評論者的考量中變得更加突出。與此同時，中國的重要性相對下降，尤其是在其作為地區出口商品消費國的角色方面。

首先，中國從該地區進口的大部分商品為中間投入品，其目的是用于生產出口到國外（尤其是美國）的最終制成品。美國關稅減少了這類中國進口，直接打擊了地區供應商，這反過來強化了他們的認識——在此類貿易關系中，美國的重要性絲毫不亞于中國。

更重要的是，中國作為地區商品消費市場的疲弱，源于國內消費停滯：房地產市場走低導致的股權損失引發焦慮；政府對快速老齡化社會的支持項目持續疲弱；中國銀行的公共儲蓄賬戶利息長期處于低水平。

更糟糕的是，中國目前正在大力推動中國制造品的出口，以滿足整體經濟增長目標。結果是，那些因美國市場受限而尋找替代市場的地區及其他外國領導人和出口商發現，世界其他市場——包括他們自己的國內市場——往往被中國出口產品所淹沒。

中國海關總署10月13日發表的9月貿易統計（以美元計算）顯示，出口額同比增長8.3%，達到3285億美元。 連續7個月增長。 圖源：新華社

許多地區政府也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制造品的大量出口是強保護主義、政府扶持和巨額補貼的結果，使得中國產品在質量較高的同時，以低價擊敗了外國競爭者（包括印太國家的競爭者）。

因此，對印太及其他外國出口商而言，一個根本結論是：中國并不能為他們原本銷往美國的商品提供替代市場。更糟糕的是，中國正積極將原本銷往美國的產品改向其他海外市場銷售，從而與印太及其他地區的外國出口商展開激烈競爭。

最后，正如前文所述，盡管特朗普政策引發了地區的巨大擾動與焦慮，但至今尚未出現明顯的“倒美親中”轉向。

對許多國家而言，美國的同盟關系和安全支持，是在面對中國時維持核心利益的關鍵。它們發現，在核心利益上，中國仍堅定地追求自身雄心。

而在中國看來，這些國家過去往往傾向于“向華盛頓靠攏”，近期或許略有“向中國傾斜”，但這種傾向隨時也有可能逆轉，再次倒向美國，從而損害中國利益。

美國影響力的挫折

雖然部分特朗普政策確實在印太地區與中國競爭中增強了美國的影響力，但其造成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政策對該地區造成的沖擊——更為顯著。

首先，整個印太地區僅有菲律賓與巴基斯坦兩個政府公開對特朗普2.0版政策表示熱情。柬埔寨領導層也表現出對特朗普政策的支持，但懷疑者認為這是一種不真誠的策略——由一個高度親中的政府通過受控領導人和媒體操縱輿論，試圖借此引導特朗普做出有利于柬埔寨的決策。

相比之下，地區內更常見的情形是：各國政府在面對特朗普政府的消極舉措時，勉強采取務實應對策略，盡可能降低自身成本、維護國家利益。

美國影響力下降的其他證據還包括——地區媒體報道、評論文章、民意調查以及官員訪談中對特朗普政策的強烈批評。如前所述，特朗普提出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100%關稅，一旦執行，將進一步加劇美國地區影響力的負面趨勢。來自日本、澳大利亞及其他親美國家的專家在私下訪談中普遍認為，特朗普正在通過考慮不周、執行粗糙、缺乏后果評估的政策，削弱美國在印太及其他地區的力量與影響，使這些政策極易被逆轉。

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對日本經濟造成了顯著影響，尤其是汽車行業。圖源：路透社

一個被普遍提及的例子是特朗普最初尋求與俄羅斯接觸、以解決烏克蘭戰爭的爭議性舉動——該方針隨后被逆轉為對普京采取更強硬姿態，但又在8月的普京—特朗普峰會后似乎再次逆轉，隨后在9月再次翻轉。另一個例子是2025年4月突然宣布的全球關稅政策——迅速引發與中國的貿易戰，直到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劇烈動蕩，特朗普才被迫暫停加征并呼吁談判。

來自澳大利亞與日本的專家指出，在面對中國挑戰時，它們的安全與繁榮高度依賴與美國的同盟或密切關系，而特朗普的行為正在削弱美國所需的力量與影響，從而削弱其遏制中國壓力的能力。

正如前文所述，關稅談判對地區政府而言充滿艱難抉擇。這種不對等的談判——將對方塑造成“向美國求情的一方”——在這些政府中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都引發了普遍的疏離感與怨恨，它們對特朗普的要求只能“勉強接受”。

對盟友和伙伴而言——尤其是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加坡——普遍的不安還伴隨著因美國政府撕毀先前貿易與經濟協議、單方面征收關稅所造成的疏離感。這種行為凸顯了特朗普政府對“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中國際承諾的低優先度，使伙伴國無法再信賴美國會履行既定義務。而某些被針對的國家，如澳大利亞，甚至已經對美存在巨額貿易逆差。

此外，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幾乎不區分盟友與伙伴、對手或親中陣營國家。印度尤其受到特朗普嚴厲批評與重稅打擊，盡管其與特朗普第一任政府關系密切，且長期被美國視為制衡中國的關鍵力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特朗普政府迅速推進了與巴基斯坦的關系“重啟”，而巴基斯坦是印度長期的地區對手，并與中國保持緊密一致與支持關系。

新加坡并非唯一抱怨特朗普政府無視以往支持“基于規則的秩序”承諾對其安全與繁榮造成損害的國家。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預計，很快將面臨更多艱難選擇——在美國要求下增加國防開支、承擔更多防務成本，并在軍事結盟中更緊密地與美國對齊，以應對中國。

總體而言，盡管特朗普的政策尚未導致地區出現明顯的“倒美親中”轉向，但地區政府普遍不同意特朗普政府在貿易與防務事務中所宣稱的“公平”判斷。實際上，印太各國被迫接受特朗普的要求——尤其是美國的盟友與伙伴，為了在面對中國（以及某些情況下的朝鮮）時維持同盟，只能忍受其政策。然而，這一過程中嚴重的疏離感確實產生了。結果是，這些盟友、伙伴及其他國家對“美國主導的針對中國的努力”不再像拜登時期那樣熱情。

值得補充的是，一些印太國家并未受到來自北京的強烈壓力，反而能通過在“以中國為中心的生產鏈”中扮演從屬角色而獲益。典型例子包括柬埔寨、緬甸、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國、馬來西亞、泰國、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斐濟。中國在追求自身優勢方面一貫穩健，與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多變與單邊性形成鮮明對照。在這些國家看來，北京的做法反而更具可預測性和連續性。

結論

總而言之，在特朗普第二任政府時期，中國整體上在與美國競爭印太地區影響力的斗爭中處于更有利的位置。最直接的后果是：隨著美國盟友和伙伴因特朗普政府的不利要求而感到疏離，它們將減少在抗衡中國挑戰上的積極合作。相反，美國越來越被視為一個“專橫的超級大國”，其領導人擁有近乎絕對的權力，并以不可預測且常常損害他國利益的方式行事。

編譯｜張樂詞IPP特約編譯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審校｜劉 深

排版｜周浩鍇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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