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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個選擇的關頭,都作出了對自己人生最有利的選擇。”
2021年,楊振寧獲評“感動中國年度人物”,頒獎詞稱其“站在科學和傳統的交叉點上,驚才絕艷”。
然而,與官方的高度推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間輿論場中始終充斥著對其負面評價。
為何一位科學成就堪比哥本哈根學派和愛因斯坦的物理學家,會陷入如此分裂的評價?
這點甚至連互聯網能手老胡都想不明白。
或許答案正藏于知乎網友那句著名的剖析中:
他是一位將理性利己主義踐行到極致的智者,一位永遠在安全時最勇敢的理性人。
楊振寧的科學成就無可置疑。
1957年,他與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理論共獲諾貝爾獎,成為最早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
然而,他最大的貢獻遠不止于此。
楊-Mills規范場論被學界公認為20世紀后半葉基礎物理學的總成就,奠定了標準模型的理論基礎,其革命性意義甚至超越諾獎成果。
但正是這位科學巨人,在愛國這一議題上展現出極強的“理性計算”特質。
當同齡人鄧稼先在1950年沖破阻撓回國、投身核武器研究并最終因輻射致癌早逝時,楊振寧選擇留在美國。
他解釋稱“美帝不讓回”,并強調當時國內條件無法支持其理論研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據其父楊武之友人回憶,楊武之至死未原諒兒子放棄中國國籍的決定。
楊振寧在1971年美國剛解除對華旅行限制時便迅速訪華,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接見。
而這一時期,正是中美關系出現緩和跡象,與中國接觸的風險降低而潛在聲譽收益增大之時。
2015年,93歲的楊振寧放棄美國國籍,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官方宣傳強調其“落葉歸根”的愛國情懷,但不少觀察者指出,這一選擇具有明顯的現實合理性:
在中國,他能享受遠超美國的禮遇和資源,且能有效規避美國高額的遺產稅。
“安全時的勇敢” 在這一系列選擇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當中國已經強大,愛國成本最低時,他的回歸最為果斷。
2004年,82歲的楊振寧與28歲的翁帆結婚,將這段年齡差達54歲的關系包裝成“天作之合”的浪漫傳奇。
更是引發軒然大波。
在公開場合,他不斷強調“這是上帝給我的最后禮物”,將巨大的年齡差距詩意化為“愛情超越時間”的象征。
然而,這段關系中存在著難以忽視的結構性不對等:
諾貝爾獎得主與普通研究生之間,存在著學識、聲望和社會資源的巨大鴻溝。
在媒體采訪中,楊振寧始終掌握著定義關系性質的話語主導權,而翁帆多數時間保持沉默。
更重要的是,年輕女性與耄耋科學家的結合,難免引發對動機的揣測。
楊振寧曾直言翁帆是“上帝給他的最后禮物”,這種表述本身隱含將人物化的傾向。
更值得玩味的是楊振寧對這段關系的理性包裝策略。
通過強調“她讓我感到年輕”等個人情感需求,他將公眾視線從權力結構問題轉移至浪漫敘事,從而規避了對關系本質的深入探討。
而我的禮物,使我感動年輕,使我更年輕。。。所有的敘事都是以我為中心。
在楊振寧的價值體系中,個人情感的滿足最重要。
2005年,內地上映了一部爆火的都市劇《天若有情》,由車仁表、董潔、陳孝萱等人主演。
在面對劇中18歲董潔的執著告白時,近40歲的車仁表雖然很心動,但卻不由分說就拒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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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批評者所指出的:
“作為有擔當的男人,楊振寧不應該接受這女人的愛。”
科研圈中傳得沸沸揚揚的楊振寧與李政道的合作與決裂,進一步體現了其“理性利己”的一面。
1957年諾貝爾獎頒獎時,楊振寧以年長為由要求率先上臺領獎。
兩人后來因貢獻排序問題公開決裂。據說楊振寧父親楊武之曾就此事向李政道致歉。
而在楊和李之間,李政道對中國大陸的幫助更早,更低調更實在,也更令人信任。
在與中國學者合作時,楊振寧同樣展現出極強的務實性。
他推動與中國科技大學前校長谷超豪、北京大學前校長陳佳洱等學者的交流,并促成南開大學第一臺計算機和激光打印機的引進。
這些舉措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科學發展。
然而回首其一生,都仿佛一場經過精密計算的實驗——每一步都指向個人效用的最大化。
在風險與收益的天平上,他始終是理性至上的物理學家。
安全時最勇敢,回報高時最慷慨——這或許就是楊振寧作為理性利己主義者的本質。
承認他的偉大,與不喜歡他的選擇,本質上是對同一枚硬幣兩面的接受:
一個將理性置于情感之上的人,注定將迎來不同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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