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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影響近代日本走向，這本書迎來全新譯本

2025-10-21 09:12:11　來源: 北大博雅講壇

北京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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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國家，最高面值貨幣上的人物，通常是君主、政治領袖或著名科學家。日本的一萬日元紙幣上，則印著出身下級武士家庭的福澤諭吉。

印有福澤諭吉頭像的萬元日幣

福澤諭吉所處的19世紀，日本與中國等東亞國家一樣，面對西方列強的壓力與挑戰。但日本最終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其背后的思想轉型，與福澤諭吉及其代表作《文明論概略》密切相關。

1853年，美國海軍佩里準將率領蒸汽軍艦強行駛入日本江戶灣，迫使日本打開國門與西方通商。

這本書被認為是日本邁向近代化和西化的思想宣言，閱讀它有助于理解日本為何在近代化進程中表現出獨特的路徑選擇，也有助于理解這種轉型為何在后來走向軍國主義。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梁云祥帶來的全新譯本，讓這本書得以更準確地呈現。福澤諭吉的論述，有偏頗之處、更有其歷史局限，但對理解那段歷史乃至思考當下，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時隔近150年后的今天，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本書有哪些值得關注的要點。

什么是文明？

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集中討論了“什么是文明”這個根本問題，并以東西文明的對比為切入。他明確指出，日本學習西方文明，歸根結底是為了維護自身獨立；文明的本質不是簡單模仿，而在于推動社會的整體進步，文明的進步要遵循“文化—制度—器物”的順序。

大槻玄澤著《蘭學楷梯》內頁，所謂“蘭學”，主要泛指江戶時代，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西方學術、文化、技術的總稱，即 “荷蘭人帶來的學問”。

在他看來，文明首先意味著社會結構的多元和平衡——從早期由武力和權力主導，到工商業、學問等多種社會力量并存并自由競爭。其次，真正的文明社會應讓大多數民眾享有較高的物質與精神生活，而非只是少數人的特權。福澤諭吉還特別強調，文明的核心是智慧的進步，雖然道德始終重要，但知識和科學的提升才是文明演進的關鍵。

此外，福澤諭吉認為，隨著社會的進步，法律和契約取代了單純依靠個人道德的社會秩序，文明社會是理性和法治主導的社會。他還主張，推動文明進步的動力在于“懷疑精神”——質疑舊有觀念，勇于探索新知。

“文明包含了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而且永遠難以窮盡，目前只不過是處在進步的過程之中。”

這些思想實際上也是對儒學和封建社會價值觀的批判，強調分化的社會結構、理性與科學、以及普遍懷疑的精神。在福澤諭吉看來，只有用這樣的標準去衡量和推動社會進步，日本才能真正實現獨立和現代化。

當然，這一以理性和知識為中心的文明觀念，也存在某些偏向，如對道德作用的相對忽視，它更未能預見現代社會下自然的破壞和人性的喪失。

相對價值判斷和現實思考方法

福澤諭吉主張，歷史是不斷進步的，人類文明也在智慧和道德方面持續演進，這與日本傳統崇尚古人的觀念形成鮮明對比。

他對文明未來持樂觀態度，相信終有一天社會會實現公正與和平，但同時又保持現實主義立場，認為理想社會遙不可及，真正的進步只能通過腳踏實地、漸進改良來實現。

1862年，荷蘭烏得勒支大使館前的訪歐團成員，福澤諭吉為左邊第2人。

在價值判斷上，福澤諭吉強調標準的相對性，認為任何事物的取舍都需結合具體時代和環境，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在討論問題時，他反對極端和空泛的觀念之爭，主張以常識和靈活的態度應對現實，接受有限的妥協和漸進的改良。

這種既尊重理想、又注重現實和相對判斷的思維方式，貫穿了《文明論概略》全書，并體現在其開篇關于“議論標準”的論述中。

本國獨立論與國體論和政體論

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明確指出，日本學習西方文明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本國的獨立。

他承認西方文明并不完美，只是在當時相對更為進步，因此強調必須積極吸收西方先進之處，以縮小與歐美的差距，增強日本的國力，實現獨立自主。這種態度體現了他的現實主義和功利取向。

在“本國獨立論”方面，福澤諭吉認為，在西方列強壓力下，民族獨立是當時日本社會最緊迫的任務。所謂“報國心”，即把國家利益置于首位，他指出只有把西方文明轉化為自身力量，日本才能避免被動、維護生存空間。在此基礎上，他對民族主義進行了冷靜分析，認為民族主義并不是道德高尚，而是一種現實需要。

對于“國體論”和“政體論”，福澤諭吉持有高度靈活和包容的態度。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應根據其歷史與文明程度靈活選擇，不必拘泥于君主制或共和制。政治形態本質上是實驗性的，每個國家都需要根據自身情況不斷調整和改良，最終目標應是文明的進步與國家的獨立。

價值多元和學術獨立

福澤諭吉強調，政治只是文明的一部分，文明社會的價值體系極為多元，不能單以政治形態來衡量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

他認為，隨著社會進步，社會結構日益復雜，各種力量——如學術、經濟、政治等——都應保持相對獨立并實現均衡發展。文明的本質正體現在價值的多元化和不同社會力量的平衡。

福澤諭吉著作《西洋事情》

基于這種多元觀，福澤諭吉高度重視學術的獨立性。他主張學者的職責是為國家未來做長遠規劃，不應依附于政府或卷入短期的政治爭斗。學者和政治家各有分工，學術與教育在文明進步中不可替代。福澤諭吉堅持遠離政治權力，專注于學術和教育，強調只有通過知識積累和教育提升，才能為國家奠定真正的文明基礎。

福澤諭吉創辦的三田演說館

在自由與權力的關系上，福澤主張自由應建立在對多元價值和社會均衡的尊重基礎之上。真正的自由不是絕對的，而是不同群體權利和利益的平衡。任何力量一旦失去制約，就會走向專制，這不僅是政府的問題，也是整體國民的風氣。

文明取決于民眾的智慧和道德

福澤諭吉認為，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取決于國民整體的智慧和道德水準，尤其強調提升民眾的知識和理性思維。他視輿論為社會文明的重要基礎，但同時警惕輿論的惰性與盲從，認為如果放任不管，很容易滑向“愚論”。因此，社會進步離不開有識之士的引領和持續的啟蒙教育，領導者必須積極提升國民的整體素質。

老照片中的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福澤諭吉創辦學校的初衷，是想建設一所“可以為日本國家公共利益服務”的“公學”。

他主張，對待少數有遠見的意見不應排斥異端，歷史上許多被視為異端的思想，最終成為常識和進步的動力。學者應勇于表達見解，不為主流輿論所束縛，應以平等開放的心態吸納古今中外的思想，為社會長遠發展提供前瞻性觀點。

在智慧與道德的關系上，福澤諭吉更重視智慧的作用。他認為，道德雖恒定，但智慧始終在進步，缺乏理性的道德往往導致偏執與失敗。只有知識和判斷力的提升，才是真正推動文明進步的核心動力。因此，他批評僅憑道德和正義感行事、卻缺乏洞察和智慧的做法，指出“無智慧的道德”等同于無德，倡導通過理性和學問來實現個人與國家的持續進步。

《文明論概略》之后

《文明論概略》標志著福澤諭吉思想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寫作此書之前，他以激進的態度全面學習西方，強調用歐洲文明標準來衡量一切，主張通過徹底破除封建體制來實現國家獨立和進步。

此書之后，他的觀點逐漸趨于平衡和現實，對日本傳統文化和歷史給予了更多肯定，強調在吸收西方文明時也要保留自身的優點，并針對不同時代社會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

日本版《脫亞論》部分

隨著社會和國際環境的變化，福澤諭吉從單純的“本國防衛論”逐步轉向更具擴張色彩的“東洋政略論”。最初，他強調加強國力、維護獨立、警惕西方列強，主張日本應通過自我強大來抵御外侮。但在明治中后期，面對東亞局勢變化，他逐漸提出日本應以“盟主”身份改革東亞，最終形成“脫亞論”，主張日本應與西方列強合作，參與分割中國。這一思想的轉變為日本后來的對外擴張和軍國主義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

這種由防衛到進攻、由學習到主導的思想轉型，某種程度上促使日本最終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福澤諭吉晚年雖然察覺到國民狂熱好戰的風險，但其思想遺產不可避免地成為了近代日本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重要思想資源。

在今天回看福澤諭吉和日本近代思想的變遷，絕不僅是回顧文明碰撞和轉型，更是銘記那段中華民族備受欺凌的歷史，從日本現代化道路中汲取經驗教訓，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