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荒野的路上

圖源：《The Call of the Wild》

舊時代走得像夢一樣。

01

1486年，羅馬。寒風透過教廷的走廊，直擊骨髓。

一個23歲的年輕人站在大主教面前，他帶著九百條命題、一封長信。紅黑相間的斗篷獵獵作響，像一面張揚的新旗。他說：“人類是萬物的尺度。”

他叫吉奧瓦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拉。

米蘭多拉的命題太過大膽，甚至有些瘋狂。他在《論人的尊嚴》中寫道：“我未給你固定的居所，也未賜予你固定的面貌……你可以自由地塑造你自己。”在一切都由神決定的年代，一個人站出來說：“你可以變成任何你想成為的存在。”

旋即，他的主張被權威定為異端，本人也遭到通緝。米蘭多拉倉皇逃亡，隱姓埋名，在31歲那年突然暴斃，原因不明。

然而，米蘭多拉的思想如同種子，在印刷術剛剛興起的歐陸撒播開來。《論人的尊嚴》迅速在課堂、書房、酒館之間流傳。人們第一次讀到：“人的命運由自己塑造。”教育成為通向自由的路徑，理性代替了傳統信仰，從建筑到繪畫，從政治到商業，人們開始空前頌揚“人的尺度”“人的無限可能”。

人類中心主義開始蔓延。人們開始這樣想自己：我是能主宰命運的存在，我來改造世界，我將不斷繁榮。

這套信仰沒能讓米蘭多拉活下去，也沒能阻止后世無數次的幻滅。一百年后，火刑架上的布魯諾告訴人們，知識仍然是危險的；再過幾十年，伽利略在《兩個世界體系對話》中低聲說出那句“它卻在移動”，不得不對著權威俯首認罪。17世紀中葉，歐洲再次陷入宗教戰爭與瘟疫的廢墟，理性走入機器，成為帝國的工具，人文主義的火光像被風吹滅的燭焰，殘余地照見人類的困頓與傲慢。

極致樂觀主義是人類反復講給自己聽的神話。在歷史的每個轉折點，當自覺進入新技術革命，都會有人再次許諾那個美好未來，平等、繁榮、永續。但這類許諾，往往一半都兌現不了，另一半，也往往只對少數人兌現。

02

人類一次次以為自己即將抵達永恒的春天。

四百年后，另一個冬天。一位銀白短須的科學家在英國皇家學會會議上宣布：“物理這門科學，沒有什么新發現可以指望了。”

他叫威廉·開爾文。說這話時，76歲的開爾文的眼神堅定如舊日軍官。這是一位時代的代言人說出的總結陳詞。

他的理論奠定了熱力學基礎，他的名字被刻進溫度單位“K”。此時，他確信，自然規律已被窮盡，宇宙在熱寂中終結，世界的大門已經打開完畢。那一刻，科學抵達了終點，人類終于站上了完全認知的門檻。

沒人反駁他。沒有人懷疑。沒人敢。晚清的中國還在天朝殘夢中，西方世界已開始相信，人類可以單憑理性駕馭一切。

就在同一年，一個叫普朗克的德國人，正在柏林一間小實驗室里為一道偏題頭疼。他試圖解釋“黑體輻射”的異常現象，前人留下的工具都失效了。他不得不設定一個臨時假設：能量的釋放不是連續的，而是以“量子”的形式躍遷。

三十年內，量子力學徹底顛覆了牛頓體系。光不再只是光，而是波和粒子的混合物；物體不再有絕對位置，而是“存在的概率”；觀測本身，決定了被觀測物的狀態，“你一看，它就變了。”

人類不是推開迷霧，而是發現，迷霧本身就在構造世界。

最激進的科學樂觀主義，在它走向巔峰時，迎來崩塌。人類一度以為，“認知的盡頭”已經抵達，卻沒意識到，那只是新世界的入口。

03

1841年，一個早晨，英格蘭布里斯托車站的鐘聲比倫敦晚了十分鐘。

這是一個習以為常的差距。每座城市的太陽都有自己的節奏。牛津的正午與約克的正午相差五分鐘，教堂的鐘樓順著天光走，人們按影子的長短生活。

直到鐵路出現。火車以每小時四十英里的速度掠過田野，它們像一種新物種，撕開了舊世界的節律。

布里斯托時間與倫敦時間的差距，在蒸汽的轟鳴中，變成了災難的種子。時刻表開始錯亂，列車在不同的鐘表之間穿梭，有的提前出發，有的延誤相撞。人類第一次意識到：速度讓舊的時間失效了。

大西部鐵路公司率先宣布：從今日起，所有列車以格林尼治天文臺的時間為準。民眾走上廣場爭論，布里斯托的報紙憤怒地寫道：“他們正在偷走我們十分鐘的陽光。”

然而，電報將時間信號從格林尼治天文臺傳到全國。每個正午，電脈沖劃過大地，數千只掛鐘的秒針同步跳動。時間被接管，變成了一個可調度的系統。

四十年后，英國議會通過《時間定義法案》，格林尼治時間成為全國的法定標準。人類第一次以制度的方式改寫了宇宙的節奏。

從此，正午不再屬于太陽，而屬于機器。時間成為帝國的語言，成為工廠、戰爭、教育的隱形齒輪。

人類以為自己在發明技術，其實，是技術在重新發明人類。

04

1792年，巴黎街頭。

兩名身披深色披風的男人，背著三角架和測量儀器，穿行在人群中，拉起長長的繩索，一寸寸地朝北方推進。

人群聚攏。有人低聲議論：“是新的稅制改革吧？”有人怒喊：“他們要把我們家的地劃走了！”更有老婦人認定，這不過是貴族換了馬甲的把戲。

幾塊石頭飛來。測量工具被砸翻，儀器摔碎。米制改革的抗議浪潮爆發。

這兩個男人分別是46歲的梅尚與41歲的德朗布爾，法國科學院派出的天文學家。他們的任務是，從敦刻爾克到巴塞羅那，沿著巴黎子午線丈量經線長度的千萬分之一，并將其命名為“米”。

那是革命后的法國。王權崩塌，信仰真空，土地丈量、賦稅征收、商業結算陷入混亂。全國有25萬種計量標準，指稱度量衡的名詞有800個，里昂的“升”與巴黎的“升”毫無可比性。

這將是人類第一次，將尺度從國王的臂長與修士的腳掌，遷移到地球與恒星。

然而，面對這份來自“宇宙理性”的標準，市民不懂、農民反感，連市政官也認為太過抽象。“米”的推廣舉步維艱。人們寧可相信熟悉的“老法寸”，也不愿讓“子午線”決定窗戶多高、牛棚多寬。

米制的推行，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阻力：學校教授“米尺”的長度，集市統一度量衡標準，軍隊調度、鐵路鋪設、國際貿易逐步轉向新制。

最終，“米”成為了世界語言。技術標準從來不是自然生長的，它必須穿越權力、穿越習慣，穿越信任的黑夜。

兩百年后，我們站在類似的門檻上。人們談論Token長度、推理效率、智能分數，大模型飛馳，卻常常忽略：真正的技術革命，從來不是單點突破，而是制度、文化與認知的協同演化。

05

1069年，宋熙寧二年，汴京街頭一如既往地熱鬧。商販的叫賣、馬車的轟鳴、街市的喧囂。

48歲的王安石，在歷史的浪潮中，像一顆石子投入了這片深沉的水面。他的改革理念雄心勃勃：用“市易法”幫助貧弱商人，平抑物價，打破大商人的壟斷，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市場。

然而，這場由國家主導的市場改革，沒有走向理想，反而成了一場無法回頭的制度化壓迫。

市易法的初衷是借國家公信力，平抑物價，讓普通百姓能夠以合理價格購買商品。王安石相信，國家的力量可以為弱勢群體提供保障，避免市場失衡。

現實并非如此。政府設立了國家控制的市場，但很快，政策被官僚階層濫用，變成對財政的剝削機制。原本應扶助的小商人，反而被政府稅收和官僚階層的利益壓垮，許多人無力繼續經營。那些本應受益的弱勢群體，因無法承受壟斷價格而破產。

王安石的理想最終被蠱惑，墮入了官僚階層的掌控。技術從來無法脫離制度和市場的框架，它的價值，始終取決于我們如何利用它去塑造世界。

歷史多數不會按照“本意”書寫。相比于“技術決定論”或“人文反抗論”的二元對立，真正的關鍵在于如何在技術浪潮中找到每個個體的公平與機會，去主動建構那種能夠與新技術適配的市場規則與制度溫度，而非僅追問技術本身的成功。

06

1105年，北宋，汴京。

62歲的張商英站在歷史洪流中，朝堂之上縱橫捭闔。他提出了一系列財政創新方案，“榷酤”、“交子改錢引”、“免役法”。旨在改善國家財政，減輕百姓負擔。

張商英相信，通過“技術化”的手段，他可以讓社會重新煥發活力。

這些創新的初衷是好的。榷酤控制鹽業收入，錢引是為了推動商業流通，免役法意在減輕百姓勞役。然而過程中，權力結構逐漸扭曲，技術治理手段被權臣階層變成了控制財富的杠桿：

錢引的發行讓百姓債務堆積；免役法雖然減輕了徭役，卻以加重賦稅為代價；榷酤讓鹽稅成為權力階層攫取財富的新工具。

張商英的改革，沒有帶來繁榮，反而加劇了社會貧富差距。新的變革常常帶著理想的光芒，然而，一旦缺乏有效協商機制和公共正義框架，往往帶來反噬。

技術和制度的設計，從來都不是中立的。每一次的技術創新，最終都要被真實世界的權力架構所吸納。當技術型制度被嵌入到一個已有的權力體系中時，它往往失去原本的目的，變成了系統化的壓迫工具。它可以成為少數“技術食稅階層”的財富來源，也會邊緣化普通人和底層開發者。

在今天，技術本身具備巨大的潛力和好處，但另一邊，它也可能成為精英階層控制和壟斷教育資源的管道，過度依賴算法和數據，形成對學生、教師群體的技術支配，而非“教育的解放”。

技術的光輝常常掩蓋了它的陰影。技術的成功往往不僅憑其本身的先進性，而在于技術如何與社會結構、底層需求和倫理準則相結合。

07

過去從來不會毫無作用。

每一次技術革命的浪潮，都承載著破舊立新的夢想，也同樣把人引向了不可預測的荒野。帶著審慎的姿態回到過去是必要的。

技術，尤其是AI，它的力量已經深入課堂、考試、輔導、個性化學習，它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無界的世界：信息流動不再被束縛，學習的機會似乎可以無限擴展。然而，學習資源的無界尚不等于學習力的無界，也并不意味著每個人都能平等地接觸到這種力量。

正如走上那條荒野之路，我們每向前一步，是否都在失去某些東西？我們所能掌控的，往往遠不及我們所失去的。

AI教育帶來了智能化、個性化、精準化的無數機會，但它能否真正“解放”教育？能否給每一個孩子提供平等的機會去自由探索知識，還是它將成為少數精英的工具，催生新的一批“技術食稅階層”？

世道洶涌，教育兇猛。面對時勢風暴召喚的“技術利維坦”，個體能做的事情極其有限。然而，在這個不斷折疊的世界里，教育需要關懷一個個具體的人。它無法脫離普通人的生存敬畏。關于技術的論述，如果缺失這一部分，所有問題的解釋會顯得空洞，也顯得可疑。

在這條“無界”的路上，教育與AI將如何交織？理想與現實之間，是技術能夠跨越的，還是無法彌合的鴻溝？這正是我們在這場教育與AI的革新中，必須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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