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字深度專訪許紀霖（上）：需要“懂我”的年輕人，還需要精神導師嗎？

訪并文/李佩珊

“50后”許紀霖，在長達四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始終穿行于兩條路徑之間：作為思想史學者，他自20世紀80年代起在啟蒙與儒家之間的思想對話中占據重要位置，深植于中國現代思想的譜系之中；作為他長期研究對象——公共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他始終對社會現場保持某種熱忱，從未放棄對時代的觀察與回應。近年來，他的目光越發投向一個沒有進入主流學術現場，但實則至關重要的議題：年輕人到底在想什么？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這并不是一個抽象的問題。最初的轉向，來自他的生活經驗——作為“90后”的父親和“00后”的老師，從陪伴兒子成長，到與年輕學生的日常接觸，他逐漸意識到青年文化不僅是一組消費標簽，更是一個代際世界觀的出口。從文學、偶像狂熱、B站UP主、二次元社群，到“搭子式關系”和“樹洞式情感”，他努力以一種不俯視、也不輕易評論的方式，進入年輕人的精神現場。

許紀霖與《經濟觀察報》的對談亦由此展開。我們向許紀霖請教了當代青年的精神困惑、他們是否像民國時期那樣渴求“精神導師”，以及“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可能。他從魯迅、張愛玲談到“時代少年團”，從民國《生活周刊》的“解憂機制”談到當下傾聽年輕人“內心深處真實聲音”的信任邏輯，也談及平臺型知識分子的傳播效應與學術邊界的重構。

在持續的追問中，關于這一代人的精神輪廓漸漸清晰。他們疏離宏大敘事，卻對情感的微小波動高度敏感；抗拒被引導，卻不排斥被理解。許紀霖所看到的，是年輕人在意義系統松動之后所形成的獨特情緒組織方式。他們講“輕資產”、拒絕綁定、追求即時愉悅，又在反復的共鳴中，尋求一種“被理解”的可能。他們厭惡說教，卻渴望被懂；在追星、演唱會、社交媒體中集體釋放情緒，卻常常難以將這種體驗轉化為穩固的心理錨點。“懂我”與“陪伴”，成為他們最核心的情感訴求。但這種“懂”，真的可能嗎？或者說，它是否足以替代曾由信仰、敘事或權威構建的意義系統？

許紀霖對此并不急于下結論。在他看來，知識分子今天的任務，或許不再是“照亮”，而是“靠近”。“共情式的啟蒙”正在取代“俯瞰式的指引”；“代際之間的相互拯救”，也許正在取代單向度的引導。他說，“我們也需要從年輕人那里學到一種松弛感，來緩解我們自己的焦慮。”

以下是《經濟觀察報》與許紀霖的對談，經過編輯：

經濟觀察報：我讀到許教授寫薩拉·魯尼那篇書評時挺驚訝的，沒想到你會關注這類年輕的“千禧作家”，還把他們的代際特征分析得這么精準。那除了文學，你平時也會接觸像二次元、動漫、B站up主這些更年輕的文化嗎？

許紀霖： 實際上，我對青年文化的關注，最初帶有一定的偶然性。

一方面，是因為我在上海有一個跨界的社交圈，里面有不少70后、80后的朋友。他們和我交流得比較多，也經常會提到一些當下流行的劇、綜藝或二次元文化。我本來只是出于聊天需要偶爾了解，但漸漸就被吸引進去，開始產生興趣。

另一方面，也跟我的職業有關。我1982年大學畢業留校，至今做老師已四十多年。學生一屆屆更替，從60后到現在的00后。要想把課上好，就必須了解他們在想什么、愛看什么、用什么語言體系溝通。這其實是教學的前提。

還有一個更私人的原因，我的兒子是90后，做父親的自然會想理解孩子的世界，而這也進一步加深了我對青年文化的關注和思考。

當然，我也一直是一個對城市文化、新事物充滿好奇的人，未必每樣都接受，但愿意去體驗、觀察，把它們當作文化現象來看。因為不管你喜不喜歡，青年文化代表的就是未來。這是我這些年持續投入時間和興趣去“觀察”的原因，雖然談不上“研究”，但確實有很多來自親歷的體會。

經濟觀察報：你在關注青年文化時，會不會有一些更具體的落點？比如說，你兒子喜歡什么，你就陪著他一起去看、去了解？

許紀霖：我過去覺得我兒子有一個特點：態度誠懇、堅決不改。你苦口婆心跟他說了一大堆，他“嗒嗒嗒”地點頭、態度很好，但轉身依舊我行我素。起初我以為是他個人的問題，后來慢慢意識到，不僅是他，很多跟他同齡的年輕人都是如此。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工作中接觸到的年輕人，很多都有類似表現。

我常說，今天的年輕一代最討厭的，就是帶“爹味兒”的說教。這是我們上一代父母身上的普遍問題，尤其在中國特別明顯。前幾天我坐高鐵從臺州回上海，坐在我后排的是一位年輕母親，按年齡推算大概是90后，一路上對著六歲左右的孩子說教，那口吻就像領導訓下屬一樣，帶著十足的“媽味兒”。但那個孩子一點不爭辯。

所以你看，現在的年輕人不跟你爭論，他們最討厭陷入爭執。策略很簡單：點頭、應付、表面和氣，內心并不接受。他們對來自權威的規訓，比如父母、老師、上司，普遍的態度就是“不爭論，你說你的，我做我的”。這也是我們這一代人需要理解和學習的。

我記得大概兩年前，《財富》雜志舉辦世界500強企業年會，邀請我談了一次關于90后文化的話題。那時我就注意到，哪怕是500強企業的高管們，也普遍感到困惑：現在的年輕員工動不動就“炒老板”，“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過去是老板看員工臉色，現在是老板反過來看90后員工的臉色行事。

我們不能簡單地用“九斤老太”的口吻批評他們“每況愈下”。他們確實有鮮明的代際特征。現在這些特征越來越明顯地整體展現出來，我們要做的是理解，而不是急于批判。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這一代人面臨的最大的人生問題，或者說精神上的苦悶，到底是什么？

許紀霖：我覺得是無聊感和虛無感。今天這個時代的很多病癥，其實都可以歸結為這兩點，它們的來源是意義的喪失。大家活在表層，太累了，也不愿意去追求深沉的東西。連投資也講“輕資產”，人際關系是淺層交往，親密關系也變成了“situation ship”——臨時性的狀態伴侶。

現在很多年輕人沒有固定的情人，只有“搭子”：飯搭子、旅游搭子、床搭子……一切都是功能性的。他們害怕投入、害怕受傷，所以選擇輕資產、輕情感，一種“情緒的運營”。

但“情緒”和“情感”是兩回事。情緒是短暫的、瞬時的，來得快、去得也快。你昨晚也許痛快了一場，但第二天醒來可能就有一種被掏空的虛無感。情緒發泄完了，卻沒有任何支撐的東西。情感則不同，它是深層的、長期的，是有“底”的。

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后城邦主義”的時代。過去支撐我們的是信仰、理念、共同體；今天則更強調以自我為中心的快樂主義——“我爽就行”。但這個“自我”其實是淺的，是空的。你可以說他們“沒心沒肺”，但背后其實就是虛無主義——什么都不信，人生缺乏一個真正的支撐點。

我說的“信仰”，不是狹義上的宗教，而是廣義上的價值信念。現在很多年輕人，不信上帝，也不信愛情，甚至連友情都不信。一切都像浮云。

所以即使某一刻玩得很盡興，一旦“卸妝”歸零，生活狀態也隨之歸零，虛無感又卷土重來。我們老一輩人雖然也會幻滅，但曾經還有某種信仰和價值觀支撐自己。而今天的抽象世界，是“去價值”的，是空心的。

張愛玲說，人生除了飛揚還有安穩。她講的“斗爭”，其實就是為了獲得一種安身立命的狀態。她一生都在和虛妄對抗。魯迅也類似。

經濟觀察報：是的，“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許紀霖：對。《傾城之戀》里那對男女其實彼此不信任。但戰爭來臨、城市毀滅，他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彼此。張愛玲看得很穿，她知道這些靠不住，但她能體會那種虛無。

今天的年輕人，連虛無都不愿正視，他們更多是被虛無擺布。他們反復進入一個抽象的世界，在那里獲得短暫的滿足感——像打一針嗎啡，提神但不能續命。你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而現實依然讓人無力。

當然，這只是我的判斷，也可能是一種偏見，是我自己的問題。但我真的想問的是：這種文化能否提供“意義”？我不否認，二次元文化一定能提供情緒價值，但它能不能提供意義系統？

人畢竟是有意義的動物。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說過，人就是掛在意義之網上的動物。我們每個人都像蜘蛛，要在一個意義網絡中織網，才能立足。

今天的年輕人也在構建自己的抽象世界。但從傳統價值體系看，這樣的世界能否成立？能否支撐一個人安穩地活著？我不再談“飛揚的人生”，因為今天也不是一個飛揚的時代，而是一個追求安穩的時代。

那這套文化，能不能成為他們的“底牌”？還是說，他們其實不再需要意義？他們可能會說：“我不需要意義，意義太沉重。我不要和意義綁定，綁定太痛苦。”他們干脆把“意義”這個問題消解了。

這聽起來像是老一代人的困惑，但我想問的是：意義真的已經失去了它的價值嗎？這個問題我也沒有答案。我還在觀察，還需要繼續觀察。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現在年輕人的這種空虛感，是否可以與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中“多余的人”類比？

許紀霖：十九世紀的“多余的人”，是那些看透了時代、卻無所作為的人；他們有理想、有才華，卻找不到用武之地，被龐大的社會機器邊緣化。

今天的“多余”有所不同。不止年輕人，很多老年人也有類似感受。比如，有些人曾在單位里很有價值感，現在卻覺得被時代拋棄了，好像這列時代快車已經開走了，他們只能望著遠去的車尾發呆。

而年輕一代的“多余”，又不一樣。他們掌握數字技術，比如AI，但很多人沒有真正享受到紅利，進不了主流賽道。這是一種外在結構的多余。但更深的是一種內在的多余感——被掏空、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的感覺。

人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吃飯的問題；但吃飽之后，存在的問題就浮現了：我為什么而活？活著有什么意義？如果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人就會空虛，就容易感受到“多余”。這不僅是社會結構上的問題，更是精神意義上的漂泊。

經濟觀察報：就你的觀察而言，現在的年輕人如何解決這樣的精神困惑呢？比如說，尋求精神導師。

許紀霖：現在確實出現了幾類“網紅導師”，他們主要面向年輕人，解決焦慮問題。通常的套路是：先共情——懂得年輕人的情緒，再“指明方向”——用心理按摩、哲學分析或宗教療愈來引導。

但我個人不喜歡扮演這樣的角色。我更習慣以觀察者的姿態，用一種歷史的、旁觀的視角來看這些現象。我愿意分析、呈現，但不負責“指明方向”。這是我和那些“網紅導師”最大的不同。

就像魯迅，當年很多年輕人問他該讀什么書，他一概謝絕，不愿做人生導師。我可能在這方面也有點像他——傾向于用冷靜、客觀的方式呈現問題，而不是提供統一答案。

當然，我也開設一些課程，比如借助歷史人物來提供參照：魯迅、胡適、林語堂。通過他們不同的人生態度，讓學生看到不同的可能性。我后來總結過一句話：“少年不學魯迅是無血性，中年不學胡適是無理性，晚年不學林語堂是無靈性。”每個人生階段需要不同的滋養，從這個角度說，我比較贊同儒家的“中道”。我不相信只有一種人生答案或標準藥方。更多時候，是你看到某個人的真實生命狀態與選擇路徑后，獲得一種觸動，進而構建屬于自己的方向。

經濟觀察報：如果要說民國的“精神導師”的話，魯迅當然是最重要的一位。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像《玲瓏》這樣的雜志上，很多年輕人其實也會寫信給編輯、給專欄作家，傾訴自己的苦悶，由對方回復解惑。那種對“導師”角色的需求，其實和今天并沒有太大不同。

許紀霖：民國那會兒確實有很多人生導師。魯迅當然是一個，但他還是曲高和寡。現在大家很少提到鄒韜奮，他當時辦的《生活周刊》，三十年代發行量幾十萬，廣泛影響城市職業青年——特別是底層的那種，有文化但又不高，比較像今天常說的“牛馬”。《生活周刊》基本上就是幫他們解悶兒、解焦慮的，鄒韜奮很成功。

后來他也慢慢地把對個體焦慮的關注，上升到對社會不公的批判。但不管怎么說，他的影響力在于給人解憂。民國其實也有不少這樣的例子。

再往前，比如五四以后，中共早期辦的《中國青年》雜志，一開始也不是講什么宏大理論，而是“解決青年人的人生苦悶”。它會告訴你，個人的不幸是社會黑暗的結果。怎么解決？就是起來革命。從個體問題出發，導向社會行動。

當然，魯迅、胡適、林語堂雖然不專門寫給年輕人，但也在他們的人生實踐中提供了某種示范。我一直很欣賞魯迅。有一次讀柔石的日記，他提到魯迅勸他說：“人生當如大象。第一，皮要厚，流點血也無所謂；第二，要堅韌地慢慢向前走。”我看到這段話后，常常轉送給今天的年輕人。我覺得，這非常適合我們這個時代。

現在很多年輕人從小生活在“大周期上升期”，特別是中產以上家庭的孩子，人生總體順利。如今進入周期下行，就覺得什么都不順。皮也很薄，流點血就想跳樓。但魯迅說“皮要厚”，這個“厚”不是厚顏無恥，而是一種意志力。然后要“慢慢向前走”，哪怕慢一點也沒關系，只要朝著你相信的、有意義的目標前行。

我覺得這些話今天依然很受用。這也是為什么這兩年魯迅又“紅”了起來。除了他滿嘴都是“金句”，也因為他在動蕩時代中的堅韌與洞察力。在社會節奏加快、變化增多的背景下，人們往往會更愿意回到這樣的思想資源中，尋找方向感。而當社會相對安穩時，這種鋒芒反而可能被忽略。

經濟觀察報：那你覺得，當下年輕人喜歡魯迅，具體喜歡他哪一點呢？我記得人民文學社還出了“魯迅毛衣”，賣得特別火。

許紀霖：紹興魯迅紀念館的“魯迅抽煙”墻畫被投訴，也上了熱搜。我想，今天的年輕人喜歡魯迅，首先是因為他身上有一種叛逆氣質，這是一種精神上的共情。

其次，魯迅“太絕了”——他每句話都像金句，只有他能寫得出來。現在是一個“金句時代”，魯迅在當年就非常清楚自己所處的壓抑結構。我們現在說“困在系統中”，他那時說“鐵屋子”，譚嗣同說“網羅”，詞語不同，但意思是一樣的。這種表達能引起今天年輕人的強烈共鳴。

再者，就是那種“酷”。今天小鮮肉太多，反而覺得魯迅那種鋒利冷峻的氣質更有張力。就像復旦的王德峰老師，現在也突然“老來紅”了。我問過90后：“你們為什么喜歡他？”回答是：“抽煙的姿勢很酷。”你看，理由你想不到，但正好是他們這一代缺乏的某些氣質。

所以，他們對“老爺爺”這一代人反而更感興趣。因為這些人從來沒有用“你該如何如何”的語氣來教育過他們，反而更容易傾聽。像小紅書上，有一些老人在分享日常生活，居然火了，幾萬流量。現在小紅書都被戲稱為“老紅書”了。

這其實和一種“隔代親”有關。現在不少年輕人是爺爺奶奶帶大的，對祖輩有天然的情感連接。他們覺得，最呵護自己的是那一代人。

我有個80后的朋友，是一個蠻成功的母親。她和女兒就像“忘年閨蜜”，母女關系更像姐妹。她說，現在的年輕人最不喜歡被教育，更不想聽“你應該如何”的說教。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懂我”的人。

所以，“懂我”是當代青年最核心的情感訴求。另一個關鍵詞是“陪伴”。上一代父母講“帶”——像老鷹帶小鷹、老貓帶小貓，重點是“教你”。但今天的年輕人不希望被“教”。他們會反問：“你自己都活得夠嗆了，還教我？”

他們需要的，是“和我一起成長”。陪伴意味著一起成長。

我想到前不久的一個現象級事件——時代少年團的演唱會。連續四天在上海，來了四十萬初中少女，加上家長，大約五六十萬人進城，整片區域封路，全是警察、粉絲，非常震撼。

為什么？我看了一篇報道，采訪了一個來看他們的女孩。她說：“我是看著時代少年團成長的，我和他們一起成長。”這句話讓我很感動。

這已經不是簡單的“追星”了。她們不是僅僅膜拜偶像，而是將偶像當作一種“親人般的存在”，陪伴他一起成長，為他的點滴進步而幸福。在偶像面前，既是粉絲，又像妹妹，甚至有一種母愛。

我看到有個分析說得特別好，說這種情感投射包含三點：參與感、見證感和成就感。從九歲、十歲起追一個偶像，看著他們慢慢成長、一步步站上舞臺，這個過程本身就形成了深度共鳴。偶像的成就，也變成了她們自己的成就。

更打動我的是她們的家長。很多是普通家庭，但他們說 “我們是為了幫助孩子完成一個夢想。”哪怕這一趟花費不小，也值得。

一位母親說：“我們年輕的時候也有夢想。”她說得沒錯，80后是中國第一代追星人。他們有過夢想，但未必能實現；所以現在愿意幫助孩子去完成那個未竟的部分。

我一直認為，80后是“過渡一代”。他們曾經歷過，也懂得理解。再往上的一代，可能會覺得這種行為“不可理喻”；而80后，是能感同身受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確實需要重新理解年輕一代人，也需要重建代際關系。無論是父母與子女、老師與學生，還是領導與下屬，關系的模式都需要更新。

我曾在一次采訪中說，我們需要“相互拯救”。年輕人也有自己的焦慮，老一代人或許有些智慧和經驗，但你不能用“爹味”的方式講出來。相反，年輕人的那種“松弛感”，也可能讓老一代人減緩焦慮，獲得某種釋放。

所以，我說，這是一次代際之間的“相互拯救”。

經濟觀察報：我覺得對于90后、甚至更年輕的一代來說，除了“陪伴”或“懂他”，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詞是“拯救感”。如果你看很多網絡小說或相關的文化產品，會發現“拯救”是一個特別容易觸及人內在情緒的點，它能夠擊中很多年輕人心理深處的需求。

許紀霖：是的。所以我想說，到最后，年輕一代真正的訴求其實很簡單：不是錢，是“懂我”。

我自己也是慢慢學會了，先和兒子交往，先試圖去理解他、懂他，然后后面的話才容易說得下去。你要是一上來就批評，那肯定不行，他立馬就不理你了，對吧？他也會有辦法敷衍你。

經濟觀察報：所以你現在的方式，是先把他的話原原本本再復述一遍，不加評判，也不批評，這樣他至少會覺得：哦，你是懂我的。

許紀霖：對，對。后來我也在想，這其實不僅是年輕人的需求，也是我們所有人的需求——誰又真的愿意被批評呢？誰不希望有個能共情、懂自己的人？

你可能解決不了我的問題，但哪怕你像一個“樹洞”一樣，靜靜聽我傾訴，回響我的聲音，那也是一種“懂”。樹洞的“空”，是一種容納。能容納我，也是一種理解。

是啊，樹洞不會給你開藥方，但它“在”。我甚至對所謂“藥方”這個概念都有些懷疑。你想，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開頭寫：“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焦慮也是一樣的——快樂的樣子也許是相似的，但焦慮各有各的版本。怎么可能有一個“萬能藥膏”能解決所有人的焦慮？一個導師一句話就能“開悟”？這不現實。

真正有效的，還是“對癥下藥”。而“對癥”的前提就是——你要懂我。

說到這我想起我最近重看《黑鏡》，里面有一集特別有意思，一個醫生貼著一個裝置，我叫它“共情器”。這個東西能讓醫生感受到病人的痛苦，但不會真的傷到他自己。也就是說，醫生能“模擬式地”感同身受，然后才能精準識別病人的癥狀。我覺得特別深刻。

你要給年輕人開藥方，首先要共情，得知道他的痛點在哪兒。你連他痛在哪里都不知道，開什么藥？所以我覺得，青年導師腦子里也得裝一個“共情器”。共情之后，才談得上解釋和建議，那才是有效的溝通和幫助。

經濟觀察報：我覺得有一點特別有趣，其實人與人之間最容易產生共情的，往往是談論戀愛關系，或者與父母之間的關系。民國時期像《玲瓏》這樣的雜志上最受歡迎的專欄，也是幫助人們解決戀愛糾紛的。到了1980年代、1990年代，那一批最火的專欄作家，很多也是采取回復讀者來信的形式。但這十幾年來，似乎這樣的情感專欄作家，以及人們在公共領域通過文字來表達和交流情感的方式，都逐漸減少了。

許紀霖：是的。現在也還有一些情感博主提供“一對一”的服務，像私域課程一樣，有點像“看情感門診”。公域課程往往講得比較大而化之，真正要解決個體的問題，可能確實更依賴私域。但即便是私域，也講究“有緣分”。

你看心理咨詢也是這樣。心理醫生最基本的策略，就是“讓你訴說”。而訴說的前提，是信任。你信不信任這個心理醫生，其實一眼就決定了。如果你第一眼覺得可以信任他、愿意對他說話，那很多壓抑在潛意識里的東西就可以傾訴出來。這種傾訴本身，其實已經解決了一大半問題。

所以我一直覺得，心理醫生最重要的能力，是傾聽，而不是“教誨”。凡是急著“教誨”的人，我都覺得不是真正的好醫生。最好的醫生，是靜靜聽你說，在某個合適的時機，輕輕點撥一兩句，僅此而已。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也應該更多去傾聽年輕人的聲音，尤其是他們內心深處真實的聲音。

我這兩年開始關注這個話題，也和我的身份轉變有關。我們這一代人，作為知識分子，從80年代以來，一直被賦予“啟蒙者”的角色，自認為是“指明方向”的人，是“燃燈者”。“燃燈”這個詞，本身不就是“照亮道路”嗎？

當然，我們可以提供一些知識、一些道德資源，作為年輕人在選擇人生方向時的一種語料或基礎。但這種提供，絕不能是“替代式”的——不能說“我來替你做決定”。

哪怕我們今天仍然講“啟蒙”，它的方式也要改變，要轉向“共情式”的，而不是過去那種“俯瞰式”“教誨式”的。中國文化，其實就是一種典型的“爹味文化”。

我自己過去其實也是這樣的。現在當然希望做出一些改變，雖然改起來不容易，但至少在理性上，我已經意識到了問題。至于行為上的習慣能否馬上改變，那可能還需要時間。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在今天這個時代，新一代年輕人還需要“知識分子式”的精神導師嗎？我觀察到，他們似乎還挺喜歡像項飆這樣的學者的。

許紀霖：項飆確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他作為人類學家，觀察非常敏銳，也很擅長抓概念。他提出的“內卷”，雖然并非首創，但用得恰當，精準揭示了當代中國人的精神困境，這就是一種成功。他最近又提出“周邊”這個概念，其實說的就是社群生活——與其執著于宏大的“家國天下”，不如把自己身邊的關系處理好。他的本領就是能把復雜的問題變得具體、貼地氣。

所以我認為，今天“知識分子”這個角色仍然有其存在的功能。人類依然依靠語言來感知和描述世界。盡管現在視頻和音頻越來越重要，但文字的力量依然存在。在這個“網絡文字”時代，知識分子仍然是書寫世界的主宰者，他們在表達與建構意義方面仍然扮演著重要角色。

盡管文化代際之間似乎存在斷裂，但從來沒有一個完全“開天辟地”的世代，它總是承接此前的傳統。而這些傳統的“密碼”，往往通過知識分子被保留下來。知識分子像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借助文字和符號系統，去承載和傳播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傳統。

當然，今天仍存在主流體制，比如學校教育和主流媒體，雖然它們的權威性在減弱，但仍在提供基本的“底盤性”思維結構。知識分子今天仍有其角色：一方面守住傳統知識框架，一方面也要主動與時代對話。我常講兩句話：一是“堅守自我”，二是“與時代和解”。既然這個時代已經不僅僅是文字的天下，音頻、視頻、自媒體成為現實，那么知識分子也要主動擁抱這些方式，延伸自己的話語影響力。

經濟觀察報：我想追問一個問題，剛才你講到的是老一輩知識人的某種轉型。但你其實也提到過，在90后一代中，依然有可能成長出具有“新自覺”和反思能力的新一代知識分子。那么如果真要成長出能承擔這種角色的年輕人，不管是90后還是00后，你覺得他們應該具備怎樣的精神面貌？又該延續怎樣的傳統？需要什么樣的能力？

許紀霖：現在影響最大的，其實是網紅——廣義地說，也包括一些明星。如果說這些網紅里有些人是有內容的，我現在把他們稱為“平臺知識分子”。

這個“平臺知識分子”，跟過去依托傳統媒體的“媒體知識分子”不一樣。今天這類人完全借助自媒體與社交平臺，以流量為支撐，本身也已經高度商業化了，有自己的IP、內容生態，這些都是過去沒有的。他們的影響力往往比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更大。

在我看來，平臺知識分子和傳統知識分子之間，其實是“相互看不起”的，同時也“彼此羨慕”。平臺知識分子覺得傳統知識人太高冷；而傳統知識分子又嫌他們太淺薄、太迎合流量。但其實彼此都知道對方身上有自己沒有的東西。

比如羅振宇就很坦率地說，自己是“知識的二道販子”，擅長講得清楚、講得動聽。而真正有原創力的知識，還是在學術體制中。當然，也有一些傳統知識分子開始覺悟，愿意試著用更新的方式傳播自己的理念。所以我不贊成將兩者對立起來，而是應該追求對話與理解。

作為一個傳統知識分子，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堅守”。你要守住自己的陣地。如果你守不住，掉頭去做平臺知識分子，也未必能做得好。人家是在平臺邏輯中一路摸爬滾打上來的，懂得比你多，適應得也比你快。你該守的，是幾千年來人類智慧的傳承與傳播。

人類始終需要那些被時間淘洗下來的思想與經驗。你看現在很多游戲或文化產品，并不是想象未來的烏托邦，而是不斷回到歷史，比如用中世紀的故事、原始文明的意象。這說明，人類的想象力是建立在經驗與歷史之上的。沒有經驗的支撐，沒有歷史的延續，就沒有未來的可理解性。所以經驗和歷史，其實是構成未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作者 李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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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珊

觀察家部門編輯 采訪并報道一切關于社會的文化思考，比較關注經濟學和社會學及電影、小說領域。 郵箱：lipeishan@ee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