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段時間來,中美之間的貿易對抗越來越激烈,這不僅讓我想起了之前看過的《超限戰》。這是一本由中國兩位軍官在1999年提出一種全球戰爭的新模式,而些年來全球的局勢越發的印證了兩位中國軍官的前瞻性。
《超限戰》的核心論點是:在全球化時代,戰爭的界限已經模糊,國家間的競爭可以超越傳統的軍事界限,采用包括金融、貿易、網絡、恐怖主義、生態等一切手段,即“超限”組合。這幾十年來,大規模的熱戰早已不是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各國之間超越軍事界限的各種操作,可以說尤其是近二十年來,戰場早已從兩軍對峙的沙場,轉移到了經濟戰、心理戰、貿易戰和糧食戰爭。看如今中美在半導體、礦產和農產品上劍拔弩張的架勢,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戰爭模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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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于《超限戰》首先由中國軍官提出小君并不意外,早在兩千多年前《孫子兵法》就已經提出了:“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之說,對于中國人來說,戰爭并不僅僅只是沙場的對峙,更在于戰場之外的謀略對決。
而早春秋戰國時期管仲便已經通過三場精密的“經濟操控術”,完成了兩千多年前最精妙的經濟戰了。當年管仲間戰場轉移到了市場、農田和工坊,攻擊的目標并不是敵人的軍隊,而是敵國的民生經濟體系,完美地實現了戰略上地不戰而屈人之兵,以最小地代價實現了預計地戰略目標,這何嘗不是不戰而勝地戰略智慧。
其實,小君甚至覺得兩千多年前管仲地經濟戰,比起當今西方地貿易制裁其實更加高明且有技巧。
畢竟,管仲的經濟戰使用的是洞悉人性,以引導為主要模式。他并不直接禁止或者強迫對方做什么,而是創造了一個有利可圖的家鄉,利用趨利避害的人性讓對手基于自身利益的算計,心甘情愿地主動走上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這就是所謂的“攻心為上”。給對手制造看似繁花似錦的前景,實則讓對方踏上通往困境的死路,這根本就是無解的陽謀,既符合春秋時期的政治規則,又通過道義的制高點迫使對手不得不接受既定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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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管仲的經濟戰手段毫無道義壓力又無國際輿論壓力,因為其經濟戰可以順利實施的基礎在于對方急于趨利的短視行為,而非以霸權的威勢來強迫對方。此舉,又四兩撥千斤的解決了來自敵國的潛在威脅,可謂是既贏了里子,又贏了面子。相對于,如今西方某些國家依靠自身霸權地位,通過行政命令和強制性法規,直接禁止某些經濟活動、切斷對方的資源、技術和資金鏈的商戰模式,管仲的計謀在戰略藝術性、成本效益和長遠政治收益上,確實顯得更為高明。它展現了一種對人性、經濟和國際政治的深刻理解和精妙操控。
只不過在如今復雜的國際局勢下,管仲的商戰模式刻復的難度相當大。畢竟當今世界信息高度透明,各國對經濟主權和安全的認識遠超古代,很難再有一個大國會如此輕易地被誘導進行“經濟自殺”。但這種善于利用對手的內部矛盾和經濟規律,以非軍事手段達成戰略目標的戰略模式,卻是可以借鑒的。
如果大家對管仲的經濟戰有興趣,我們將在之后的文章里來詳細來聊一聊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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