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管仲的商業戰比起現在某些國家可高明多了

這一段時間來，中美之間的貿易對抗越來越激烈，這不僅讓我想起了之前看過的《超限戰》。這是一本由中國兩位軍官在1999年提出一種全球戰爭的新模式，而些年來全球的局勢越發的印證了兩位中國軍官的前瞻性。

《超限戰》的核心論點是：在全球化時代，戰爭的界限已經模糊，國家間的競爭可以超越傳統的軍事界限，采用包括金融、貿易、網絡、恐怖主義、生態等一切手段，即“超限”組合。這幾十年來，大規模的熱戰早已不是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各國之間超越軍事界限的各種操作，可以說尤其是近二十年來，戰場早已從兩軍對峙的沙場，轉移到了經濟戰、心理戰、貿易戰和糧食戰爭。看如今中美在半導體、礦產和農產品上劍拔弩張的架勢，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戰爭模式呢？

其實對于《超限戰》首先由中國軍官提出小君并不意外，早在兩千多年前《孫子兵法》就已經提出了：“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之說，對于中國人來說，戰爭并不僅僅只是沙場的對峙，更在于戰場之外的謀略對決。

而早春秋戰國時期管仲便已經通過三場精密的“經濟操控術”，完成了兩千多年前最精妙的經濟戰了。當年管仲間戰場轉移到了市場、農田和工坊，攻擊的目標并不是敵人的軍隊，而是敵國的民生經濟體系，完美地實現了戰略上地不戰而屈人之兵，以最小地代價實現了預計地戰略目標，這何嘗不是不戰而勝地戰略智慧。

其實，小君甚至覺得兩千多年前管仲地經濟戰，比起當今西方地貿易制裁其實更加高明且有技巧。

畢竟，管仲的經濟戰使用的是洞悉人性，以引導為主要模式。他并不直接禁止或者強迫對方做什么，而是創造了一個有利可圖的家鄉，利用趨利避害的人性讓對手基于自身利益的算計，心甘情愿地主動走上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這就是所謂的“攻心為上”。給對手制造看似繁花似錦的前景，實則讓對方踏上通往困境的死路，這根本就是無解的陽謀，既符合春秋時期的政治規則，又通過道義的制高點迫使對手不得不接受既定的事實。

可以說管仲的經濟戰手段毫無道義壓力又無國際輿論壓力，因為其經濟戰可以順利實施的基礎在于對方急于趨利的短視行為，而非以霸權的威勢來強迫對方。此舉，又四兩撥千斤的解決了來自敵國的潛在威脅，可謂是既贏了里子，又贏了面子。相對于，如今西方某些國家依靠自身霸權地位，通過行政命令和強制性法規，直接禁止某些經濟活動、切斷對方的資源、技術和資金鏈的商戰模式，管仲的計謀在戰略藝術性、成本效益和長遠政治收益上，確實顯得更為高明。它展現了一種對人性、經濟和國際政治的深刻理解和精妙操控。

只不過在如今復雜的國際局勢下，管仲的商戰模式刻復的難度相當大。畢竟當今世界信息高度透明，各國對經濟主權和安全的認識遠超古代，很難再有一個大國會如此輕易地被誘導進行“經濟自殺”。但這種善于利用對手的內部矛盾和經濟規律，以非軍事手段達成戰略目標的戰略模式，卻是可以借鑒的。

如果大家對管仲的經濟戰有興趣，我們將在之后的文章里來詳細來聊一聊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