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的斷代小史

章宏偉著的《故宮掌門人1925—1949》（中華書局2025年3月第1版）以扎實的史料、精到的分析、清新的敘述，給我們描寫出了真實、鮮活的故宮掌門人的群像，同時也給我們演繹出了故宮博物院從1925年至1949年紛繁復雜、精彩紛呈的歷史。該書既是各位故宮掌門人“小傳”匯集，同時也堪稱故宮博物院在這段時間里的保護史、變遷史、發展史。

《故宮掌門人1925—1949》，章宏偉 著

為各位故宮掌門人立傳，寫出他們的生平、事跡、追求、貢獻、人格和人生境界，是《故宮掌門人1925—1949》的突出成就。全書分為七章，每一章重點寫一位故宮掌門人，總計寫了七位。對這七位重點描寫的故宮掌門人，著者不僅寫出他們的出身、家世、求學和事業的經歷與成就，尤其重點寫出他們與故宮的關系、他們對故宮博物院的貢獻、他們的人生追求和人格精神。

第一章寫李煜瀛用的標題是“撥云見日的開拓者”。1924年，李煜瀛作為見證人參與驅逐溥儀出故宮。溥儀當時想帶走故宮的物品，李煜瀛明確提出：“物品不必收拾，有關歷史文化之物品，以不搬走為是，因系國寶，不宜歸一人一姓，你們今天出去后，只將無職守的太監開去，各宮殿仍舊歸原看守人看守，并加封條，以專責成。”這是最早明確提出關于故宮物品是“國寶”，“ 不宜歸一人一姓”，要予以保護的觀點，這為后來故宮博物院的成立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前提。由此可以見出李煜瀛遠遠超過常人的胸襟、眼界和識見。后來，李煜瀛首倡“將清宮改為博物院”。李煜瀛 不僅是故宮博物院的創建人之一，而且為故宮博物院各項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李煜瀛像

第二章以“巋然不動的守護者”為題寫莊蘊寬。莊蘊寬在1915年袁世凱恢復帝制時就呈文袁世凱，犯言直諫：“帝制之不可為，民意之不可假，時代潮流之不可拂”，提出取消洪憲年號，撤銷大典籌備處及參政院。后來，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舉行開院典禮，莊蘊寬擔任典禮主席，宣告“故宮博物院”成立。再后來，在故宮博物院理事長和代理理事長都缺位的情況下，莊蘊寬以副理事長身份出面擔當重任，兩拒故宮駐軍，堅持點交文物，體現了一個故宮守護者始終不離不棄舍身守護的擔當精神。

第七章以“晨兢夕厲的典守者”為題寫馬衡。馬衡1933年就任故宮博物院代理院長，1934年任院長，在日寇戰火中組織古物南遷和古物西遷，為守護故宮做出了巨大貢獻。1949年，馬衡拒不赴臺，堅持守護故宮文物，這是他一貫以研究與保護國家的歷史文物為己任，自覺維護國家的利益，自覺順應歷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而做出的決定，這讓我們從中看到了他高尚的人生追求和人生境界。可見，書中所寫的故宮掌門人不但事跡讓人感動，其精神境界更讓人崇敬。

從寫重要人物這個獨特的側面，寫出故宮博物院在這段時間里的變遷史、發展史，是《故宮掌門人1925—1949》的又一突出成就，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部有特色的故宮博物院的斷代史。該書前面的序章題為“從皇宮到博物院”，系統地敘述了故宮博物院是在明清兩代皇宮的基礎上建立的。明清兩代，有24位皇帝在這里統治中國。“驅逐溥儀出宮”一節，寫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的全過程；“成立清室善后委員會”一節，寫溥儀出宮的當天下午，攝政內閣就開會，決定成立清室善后委員會，明確了組織條例、善后委員會委員人選，其后處理了一系列善后事項；“建院前的準備工作”“歷史性的時刻——故宮博物院開院”兩節敘述了故宮博物院建院的準備和正式建院典禮（1925年10月10日）的盛況。這樣，序章就把故宮博物院的前世今生敘述得清清楚楚，為下文寫七位故宮掌門人提供了很好的基礎和前提。

1924年《清室善后委員會點查清宮物件規則》

第一至第七章，在描寫七位掌門人行狀、事跡的同時，系統地寫出了從清室善后委員會（其中還包括成立故宮博物院臨時董事會和故宮博物院臨時理事會），到故宮博物院保管委員會，繼到故宮博物院維持會，繼到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繼到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第一屆理事會及其后的第二屆直至第八屆理事會等都做了具體敘述，故宮博物院發展脈絡在上述敘述中清晰地顯示出來。第七章寫馬衡在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期間，為避文物遭日軍破壞，先組織部分故宮文物南遷上海，繼而將駐滬文物遷運南京，繼而分南路、中路、北路西遷至四川多個地方妥善保管，抗戰勝利后存蜀文物返還南京，新中國成立前夕，存南京的文物分三批被運往臺灣，這個過程是故宮博物院院史上的重大事件。該書對這一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具體過程敘述得有條有理。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把該書作為系統的“故宮博物院小史”來讀。

我在此還要特別肯定著者尊重史料、尊重史實的嚴謹的治學和著述態度。書中的判斷、結論都來源于史料，著者真正做到了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絕對不想當然地妄下結論。著者這樣評價故宮文物南遷的意義：“故宮文物南遷是故宮博物院在特殊時期、艱苦環境中，以保護文物為職志，忠于職守，慎微戒懼、悉力保護的舉措。南遷使故宮文物與中華民族的命運連在了一起，與民族獨立、民族尊嚴連在了一起，培育和形成了故宮人‘視國寶為生命’的典守精神。強烈的責任感、神圣的使命感，使建院以來逐漸建立的典守精神，在文物南遷中不斷強化。”這種精辟的評價是完全基于歷史事實而做出的。由于目前對1926年至1928年北伐勝利前故宮博物院的資料掌握不多，人們對這一時期故宮博物院的作為了解得不多，對于馬衡在其中的作為所知更少。關于馬衡在這一段時間的作為，著者寫道：“大概可以肯定的是，自1924年參與清宮物品點查以來，馬衡就沒有離開故宮，從故宮博物院成立時出任古物館副館長，這幾年不管故宮博物院由誰來執掌，馬衡可能一直保留著古物館副館長的職位。這尚屬筆者的推測，還未找到相關的文獻來印證。”這段有所保留的判斷完全是從史料出發的，真正做到了言出必據。關于馮玉祥1924年10月發動的“北京政變”曾被許多歷史當事人稱為“革命”，并認為是辛亥革命的延續。著者在對該事件經過進行實事求是的敘述后指出：“（馮玉祥）以非常手段囚禁曹錕，其合法性自然遭到質疑。時人就批評馮玉祥‘對付政局之手續，始終承認歷年之法統’，故將政變后的北京政局弄得‘似革命非革命，似依法非依法’。”“馮玉祥的‘革命’既難成立，他所發動的‘北京政變’只是一場軍人干政而已。雖然他表示發動政變是要‘革軍權萬能之命’，實際就是‘軍權萬能’。由他組織的攝政內閣實際上并不具有合法性。”著者這里的分析和結論也是完全從事實出發的。可以見出，著者是完全尊重歷史的歷史學學者，是擁有優秀治學品德的真正學者。

第三批古物南遷搬運木箱情況（1933年3月）

還要指出的一點是，《故宮掌門人1925—1949》除了嚴謹、清新的文字敘述外，還配了百余張有價值的歷史照片，與文字互證，互相闡發，相得益彰。這些照片的精心收集、配套選用，是著者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心血才得以完成的，我要在此為著者點贊。

（轉自《圖書館報》2025年9月5日第8版）

七個人的中華文明守護史

百余幅珍稀歷史圖片

重返故宮博物院成立24年間的“第一現場”

《故宮掌門人1925—1949》

章宏偉 著

32開 精裝

簡體橫排

978-7-101-16667-5

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