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拿耿彥波辱沒高洪波了

高洪波卸任重慶市榮昌區委書記的消息，在社交媒體持續引發惜別之情。

對于官員離任，十里相送，恨不能送萬民傘，贈遺愛鞋，諸如此類的情境，我向來表示不解甚或反感。

身為一地主官，不管曾經付出多少努力，做出多大的貢獻，都是分內之責、道義之需、倫理之義。

民眾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搞得像生離死別，實在是主仆關系倒置、官民關系錯位。

無論官大官小，都是公共職位。組織決定調動，悄無聲息走人就是了，沒理由像土司離開領地，族長離開山寨，非要整出點動靜不可。

包括此次高洪波離開榮昌，騎馬騎驢走也好，開三蹦子蹬自行車走也罷，私域的事沒必要公共化。

盡管如此，還是要承認，官員還是有好壞優劣之分的。我絲毫不否認，高洪波任職榮昌期間，是個很特別、很出色的官員。

但近來在熱議“高洪波現象”過程中，不少人因為一個簡單的類比，生生拉低了這場民間討論的意義。

比如，看到一篇自媒體文字，題為《高洪波：市民最不舍的又一個耿彥波》。

為了闡述高洪波在民眾心中的分量，該文橫生枝節，“一個區委書記在網友心里的份量，憑什么能和那個在離任時，被大同市民跪地挽留的原大同市長相提并論呢？”

正因為這個設問，此文讓人不堪卒讀。一個充滿暖意的官民關系敘事，被強行塞進一坨直冒寒氣的冰塊。

在我看來，高洪波與耿彥波決計不能相提并論的。無論是執政風格、治理模式和政治遺產，兩者都有著根本的不同。

別的暫且不論，就說卸任離別儀式。

高洪波“騎行離任”，雖被指有“作秀之嫌”，但也稱得上樸素、利落和無甚公害。

2013年耿彥波調離大同時，普遍的說法是，市民聚集挽留的規模為千人級別，其中包含下跪、拉橫幅場景，較之高洪波屬于超豪華陣容了。

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么大規模的跪留，真的都是“自發”么？

凡事就怕“認真”二字。我曾就此在大同深入調查了解，多家企業負責人說，他們承擔了來自上面的硬性攤派任務：出錢雇車拉人到現場送別耿彥波。

其中一家小微服務企業，就負擔了雇請五輛拉人中巴車的費用。

據介紹，彼時大同東門外下跪挽留耿彥波的數千人，成份很復雜，有工程款未結清的，有拆遷補償款沒到手的，更多是湊熱鬧壯聲勢的。

據稱在人群最前頭哭天搶地的跪留者之一，乃為蒙受市長法外恩惠、發拆遷財的渾源縣籍某某人。

正是這種跪地哭喊懇留的戲劇性場景，構筑起一道當代中國罕見的怪異政治奇觀——對此有人當資本，眾人當笑談。

再說高洪波模式與耿彥波模式，對當地經濟的長期影響存在顯著差異。

高洪波模式特點是?市場導向?，培育特色產業和民營經濟，形成內生增長動力；通過?輕資產運營?，以小博大帶動經濟發展。

耿彥波模式特點?是政府主導?，以重資產投入大規模城市改造和基礎設施建設，500億投資形成的債務壓力大，文旅收益短期內根本難以覆蓋巨額債務本息?。

??高洪波模式?構建了“2335”現代制造業集群體系，即2個500億級主導產業集群，?3個100億級支柱產業集群，3個50億級特色優勢產業集群，5個戰略性“新星”產業集群。2022年工業總產值占全區80%?。

目前榮昌民營經濟形成了"78899"發展格局，即貢獻70%稅收、80%GDP、80%就業、90%市場主體、90%技術創新。

2025年上半年榮昌社消零增速達11.8%，高于重慶市平均增速7.3個百分點，且無顯著債務壓力，這種輕資產運營模式更易持續?。

耿彥波模式通過?“一軸雙城”計劃，雖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旅游經濟，但“拆真建假”爭議，導致文化價值與商業價值的沖突和隱憂。

大同市?截至2024年政府債務達287億元，相當于市民人均負債1.4萬元，債務總額為財政年收入的4.11倍，文旅收益絕對難以獨立化解巨額債務。

高洪波的創新性執法?，推行“首違不罰”政策，嚴格依據《重慶市規范行政處罰裁量權辦法》，通過制定191項免罰清單實現柔性執法，既維護法律權威又體現制度溫度。

耿彥波的魯莽性實踐?，以行政命令替代法定程序，大規模拆遷缺乏充分公眾參與和風險評估，導致住建部、國家文物局通報批評大同“歷史文化遺存遭到嚴重破壞”。

高洪波的共治模式為?，通過開放政府大院等舉措直接回應群眾需求，以空間平等消解官民隔閡，契合“人民主體地位”的法治原則。

?耿彥波的民生悖論?是，以大規模違法強拆開路，引發大量拆遷補償糾紛，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失衡，接任者不得不通過“五個凡是”承諾彌補法律銜接漏洞?。

從經濟增速看?，高洪波的貢獻更為顯著，榮昌經濟實現了高質量快速增長；耿彥波的“造城運動”堆砌出靚麗的鋼筋混凝土顯績，但債務問題對地方形成巨大拖累。

從可持續性看?，高洪波在?市場機制激活、風險控制和制度延續性?上具有顯著優勢；耿彥波模式作為資源型城市轉型嘗試，其可持續性受制于債務壓力和個人化治理的局限性?。

從可復制性?看，高洪波模式更易被其他中小城市借鑒，耿彥波模式需要特殊條件和資源。

從創新性看?，高洪波注重在法治框架內創新，通過程序優化實現治理效能；耿彥波則以結果導向突破常規，其成效均源于對法治程序的惡性沖擊。

高洪波的轉型策略以“流量+民生”為核心，通過產業數字化、營商環境優化和城市IP塑造，使榮昌GDP三年突破700億元，其治理模式被評價為“既有溫度又有深度”的破圈實踐。

耿彥波?的轉型思路是短期內顯著提升城市面貌，雖然目前非煤工業產值占比已超過煤炭，卻被批評為“犧牲程序正義換取效率”，且大同全面轉型預計到2035年才可能完成。

高洪波式治理，更貼近循吏“法治與教化并重”的傳統；耿彥波式治理，以暴猛鷹擊聞名，近乎司馬遷筆下“嚴削”的酷吏形象。

于今之計，高洪波式的循吏多多益善，耿彥波式的酷吏最好絕跡。

別將長期自我推動造神的耿彥波，與更具真正“網紅”意義的高洪波，進行“捆綁敘事”了。

這對高洪波，是一種貶低、矮化甚至辱沒。

當然，高洪波也不應被神話，其離任后最好有別于耿彥波，盡可能遠離神話敘事，對自身形象英雄化和神格化的“造神運動”保持戒備。

倘若有一天，高洪波由“人”被尊為“神”，鼓蕩出滿屏媚附之氣息，打造出萬民皆頌之場景，高洪波就不是高洪波了。

順帶提一句，文中山西網友的留言截圖，并非筆者刻意搜羅而來，而均出自《高洪波：市民最不舍的又一個耿彥波》一文的評論區。

越來越多的山西人能有這種認知，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