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游罵此人是遵義會議唯一支持博古的人，游客：這樣說我父親不對

2000 年后的一天，遵義會議舊址展廳里，導游的講解聲吸引著游客駐足。她指著展板上的歷史照片說道：“遵義會議期間，博古、凱豐曾對毛主席的觀點提出反對，是當時的爭議人物，會議也因此經歷了不少討論。”

這話剛說完，人群里的何明突然開口：“同志，你這話不全對！”

周圍游客的目光瞬間聚過來，導游也愣了——她不知道，眼前這位游客，正是凱豐的兒子。

何明深吸一口氣，慢慢說：“我父親在遵義會議上確實反對過毛主席，這是黨史明確記載的事實，我們從不會回避。但說他‘與博古串通’，就不符合史實了。”

而后，他指向展廳角落的紅軍長征路線圖，指著紅九軍團的行進軌跡：“當時我父親在紅九軍團任職，收到開會電報時，部隊距離遵義還有 70 里路。他是連夜趕路才趕到會場的，根本沒有時間私下串通。作為當時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他是按組織流程發表意見，哪怕觀點錯了，也不是‘故意阻撓’。”

何明的話，讓不少游客露出了然的神情。而凱豐當年的選擇，還要從他的經歷說起。

凱豐原名何克全，1906 年生于江西萍鄉。武昌高等師范學校讀書時，他就因撰寫文章批判舊社會、組織進步活動，成了當地有名的進步青年。1927 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后，因被反動派盯上，組織安排他赴蘇聯學習。在蘇聯期間，他結識了博古 —— 兩人既是同學，博古后來還成了他的入黨介紹人。

1934 年，凱豐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第五次反 “圍剿” 的失敗，讓黨內對博古、李德的 “左” 傾軍事路線不滿日益加劇。湘江戰役后，紅軍傷亡慘重，“重新確立正確領導” 成了迫切需求，遵義會議也因此召開。

會上，博古作總結報告時，將反 “圍剿” 失敗歸咎于 “敵人兵力過強”；周總理主動檢討指揮失誤；毛主席則明確指出博古、李德的軍事路線錯誤，提出以運動戰、游擊戰應對敵人。多數同志支持毛主席的觀點，凱豐卻站了出來，提出不同意見：“你那套不是馬列主義，頂多是從《三國演義》《孫子兵法》里學的，現在用不上了。”

這番話讓他成了爭議焦點，會后也被免去紅九軍團中央代表職務。但誰也沒想到，短短一段時間后，凱豐就用行動改變了大家的看法。

扎西會議前后，毛主席指揮紅軍四渡赤水，在敵人包圍圈中靈活穿插，多次突破封鎖 —— 實戰成效讓凱豐徹底認清了路線對錯。他主動找到中央，作了深刻檢討，明確表示 “收回遵義會議上的發言，只有毛主席能領導黨和紅軍”。

黨中央從革命大局出發，結合凱豐的認錯態度，以及他在宣傳工作上的特長，很快恢復了他的職務。此后的歲月里，凱豐用行動證明了自己的轉變：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時，張國燾妄圖分裂紅軍，凱豐多次撰文批判，堅定站在毛主席和黨中央一邊；長征到達陜北后，他任中宣部代理部長，牽頭起草中央重要文件，還曾計劃推廣毛澤東思想（后因毛主席主張 “先讓思想在實踐中檢驗” 而調整）；抗戰勝利后赴東北，主管當地宣傳工作，也為根據地建設作出了貢獻。

1955 年，49 歲的凱豐在北京病逝。何明看著展廳里父親的照片，語氣平和：“我父親的過錯，黨史沒回避；但他后來的貢獻，也不該被忽略。現在不少黨史資料里都有記載，只是大眾層面討論時，往往更關注遵義會議的爭議，這就容易造成片面認知。”

后來，遵義會議紀念館工作人員聯系何明，希望他捐贈一些凱豐的遺物。對方特意說明：“講解詞已經調整，會客觀介紹凱豐同志的一生，包括他后來的轉變和貢獻。”

當何明帶著父親的手稿、舊照片來到紀念館，看著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整理遺物時，他心里的石頭終于落了地。如同他所認為的那樣，評價歷史人物，不能只盯一時一事。關鍵看他有沒有在錯誤后改正，有沒有始終為革命事業盡力 —— 這才是客觀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