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喆：楊振寧先生與我的一件小事

本文應邀原發于《電腦報》，標題等略有刪改

閱讀要點：

1.楊振寧是最早使用計算機用于科研的中國人之一

2.早期的計算機使用過于復雜，所以楊振寧隨后的主要研究沒有直接利用計算機

3.楊振寧主動談起了數學家陳景潤，而且評價很高

01

三問“空白”領域

10月18日，噩耗傳來，一代宗師楊振寧先生去世。追憶這位長者，讓我想起了2004年代表《電腦報》在微軟全球計算大會上采訪楊先生的一段往事。

《電腦報》是國內發行量最大的計算機報，但并不是一份只談技術的報紙，而是有著深厚的人文傳統。“把歷史講成故事，把故事積累成歷史”，是報紙創始人、原社長陳宗周先生親力親為、一以貫之的一個傳統。

因此，當有可能采訪到楊先生的消息傳來時，我就和后方的編輯同事進行了溝通和準備，我們一致認為，楊先生在物理上的成就不是我們報道的重點，也非我們的強項。相反，挖掘楊振寧先生和計算機的緣分，卻是此前的媒體報道中少有的空白，在這塊“空白地塊”上發掘，有可能挖出重要的史料。

2004年的冬天來得很早，但是這次活動的觀者如堵。除了參加活動的計算機業內人士，擠滿會場的更多的是清北等高校的學生。因為人實在太多，不得不把活動安排在清華大學綜合體育館里進行，這里空間寬敞，但是溫度并不高。

我注意到，雖然楊先生已經82歲。從我的近距離觀察來看，他也的確如一個八旬老者那樣顯出了老態，但還是很重儀表，沒有穿厚厚的羽絨服，而是西裝筆挺，面帶笑容，無懼寒意。事實上，這位耄耋之年的老者不僅在此后又健康地生活了21年，不但做出了更多的貢獻，而且活出了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浪漫，自己的光彩。

“楊先生是世界級的科學巨匠，半個世紀里更激勵了無數中國青年投身科技領域，他是我學生時代的科學偶像。”時任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沈向洋介紹楊振寧先生時，如同年輕的大學生般又是開心又是緊張。

當天的日程，先是大會場的主旨演講，而演講一結束，后場的專訪就開始。

我抓住首問時機，開始了三連問：“您最早是什么時候開始接觸計算機的？計算機和您的學術研究有關系嗎？您是如何看待計算機的？”

說實話，這么提問，我是有些猶豫的。因為即使對于正當壯年的受訪者而言，也最好不要如此密集地發問，因為很多人會答完前面的，忘了后面的……對于一位老者，更應該一個一個的提問，才顯得尊重、妥帖。

但是，我之所以不用后一種方式，是因為當天到場的媒體同行太多，大家都躍躍欲試、摩拳擦掌，盯緊了楊先生。在此情況下，我絕無獲得連續提問三次機會的可能——所以只有孤注一擲，把所有的問題都集中在一起拋出。

然而，楊先生一開口，我就知道賭對了。

我看到，他不但眼睛亮了起來，而且面帶微笑，顯然這個問題讓他愉快，也想起了很多的往事。他用略帶安徽口音的普通話，聲音清亮且極有條理地開始回答問題，而且在回答中一直注視著作為發問者的我，讓采訪變成了一次親切的對談。

在聆聽時，我不由感慨：這位老人的大腦恐怕是上天賜予人類的禮物。與主人的外表不同——楊先生的大腦不僅沒有任何衰老的跡象，而且極為強大；另一方面，楊先生可能是一個記者采訪100次也不會遇到的那種最佳受訪對象——他講出來的事，有情節、有詳略、有細節、有沖突，只要記下來就是絕佳的故事，甚至讓記者連加工、優化的程序都可以免去。

02

最早使用計算機的中國人之一

話說這次采訪之前，楊先生剛在大會上進行了主旨演講，他談到——近代計算機的出現需要一個跨越幾個世紀的科技發展進程作支撐，在這個歷程中，對計算機的出現推動力最大的是三個方向，即電磁學、量子力學和半導體學科。

從牛頓使人們意識到“自然界是確定的規律”，從而用科學代替了蒙昧，到法拉第發現了電磁感應定律，麥克斯韋和赫茲則發展了電磁學，從而為近代計算技術的飛躍奠定了可能……楊先生把計算機發展的歷史背景講得非常透徹，仿佛他不是一個物理學家，而是一個一流的計算機發展史研究者。

1952年IBM 701的電子分析控制單元 （ECM），帶有操作員控制臺和讀

講述到20世紀初時，楊先生的語氣變得激動了，因為那是一個他最熟悉、獲益最深的物理學革命時代。在此，楊先生反復引用海森堡的講話來描繪這個計算機出現的“前夜”。

而當時間進入20世紀40年代，楊振寧開始回憶自己第一次讀到計算史上著名的啟蒙性文獻《101頁報告》時的感受，這篇由計算機先驅馮·諾依曼、戈德斯坦、勃克斯聯合撰寫的報告發表于1945年6月，而楊振寧到達美國求學的時間是同年的11月，所以他的印象特別深刻。

從大會現場切換回采訪間，楊先生開始詳細地回答我的問題，第一句話就是難得的新史料——他指出，很少有人知道，他本人就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計算機的中國人之一。而且操作的是人類歷史上第一臺真正意義上的使用電子真空管來存儲程序的計算機――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電腦”的——IBM于1952年12月研制出的IBM 701。

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電子計算機仍主要集中在軍方和大型科研機構。IBM推出701后，為了展示其實用性并推動科學研究，確實將部分機器提供給美國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試用或租用。但是，IBM當時并不直接“贈送”機器（因為一臺701造價極高，約時價50萬美元以上），而是采用“長期租賃”或“合作研究”的方式。

必須指出的是，701機在整個世界上只有19臺，除了供美國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用于核武器計算外，還包括軍方用戶如美國空軍研究中心等，在高校中則可能有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等也可以使用到701，但楊先生當時所在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則不在其列。

03

楊振寧為算力找到IBM

楊先生對我講了一個重要事實——不是IBM找上了楊振寧，而是楊振寧找到了IBM。背景則是，1954年的時候，楊振寧正在進行自己在粒子物理方面最杰出的貢獻――與米爾斯共同提出的楊-米爾斯場理論。

在研究進行中，楊振寧需要進行一些大運算量的工作。他的原話我至今記得：“于是，我找到了當時的IBM。那時的IBM只有一種701計算機，可以說是近代體積最大的計算機，足有整整一層樓。盡管運算能力還不如今天的一個PC，可是卻非常重要。”

從美國地圖上也可以看出來，誕生第一臺計算機的賓夕法尼亞州、楊振寧當時工作的普林斯頓所在的新澤西州和IBM總部所在的紐約州，是緊緊挨在一起的。我猜想，當年為了求證計算結果，楊振寧一定頻繁地在兩地間奔波過許多次。

楊先生微笑著對我說，第一次使用計算機的經歷讓他畢生難忘，他說：“那時候我要在計算機上做一個計算，我只有自己來寫這個程序。這個程序一寫就是2000行，而我編的程序可以說是錯誤百出。因此，我大概花了2天的時間寫這2000行程序，卻用了2周的時間來找其中的錯誤。因為花了太多的時間，我當時覺得，計算機好像對于我的研究沒有多大的（直接）用處。”

但是，這絕不表示楊振寧此后就沒有關注過計算機，因為就在之后不久，IBM 701的成功催生了IBM 704（首臺支持浮點運算與 FORTRAN 語言的計算機）。

楊振寧用非常清晰的思路回憶說：“FORTRAN語言推出后，我研究了這種語言，我感到很后悔。因為，我當時編程用的是最原始的Machine Language（機器語言），但我后來回想，我在編程中的一些靈感，是足可以在一年以前就把Machine Language推進到FORTRAN的。如果我當時做了這件事，這將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創造。”

這件事給楊振寧的印象極為深刻，以至于在近半個世紀后，他還會拿出來一再地告誡年輕的學人：“不管是物理學、數學，或者是現在的軟件，里頭都是要有創新的一點。”

04

對計算機未來的三重判斷

而對于我的另一個問題，也就是——如果在您創造力最旺盛的那個時代，計算機的發展達到了今天的水平，是否會對您獲得諾貝爾獎的進程產生影響？

楊先生這樣回答說：“可以說，一直到今天為止，我做的研究工作都與計算機有關系。不過，當初如果沒有發展出計算機來，我想我最重要的工作還是會做出來的。但這只是我個人的經驗與猜想。”

我還記得，有人也在現場問楊先生：“您剛才說計算機是物理和數學的融合，但現在學計算機的學生比學物理的、學數學的學生加起來還多，我們的學生是否太輕視基礎科學了？”

楊先生告訴這位提問者，自己并不擔心。 他笑著說，首先這是因為興趣，“小孩子特別容易對計算機著迷，可以整天坐在電腦前。”他又從社會的角度來分析：“現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中國的年輕人自然容易向前景好、收益好的行業集中，這是一個必然。”

但他也隨即嚴肅地說：“基礎學科是不能輕視的。在中國千千萬萬的年輕人里頭，一定有一些人不愿意去追隨潮流，而愿意坐冷板凳，愿意學數學或物理。比如，陳景潤先生，你怎么去逼他，他都不會去學計算機的！”

有一個特別需要想象力的問題吸引了全場的注意，也可能是所有的提問者的共同希望得到的一個開放式答案的問題——“計算機和因特網在今后的五十年里會有什么樣的影響力呢？”

思考了片刻后，楊先生用中文（此前則中英交替）回答了這個問題：“計算機對人類最重要的貢獻，可能就是對人的大腦進行了擴展以及能夠涵蓋世界各地人們的集體智慧，而且可以跨越不同的時代和世紀。也許這就是計算機對人類最重要的貢獻的解釋。不過，我不敢保證我的回答是正確的。”

作為一個IT和計算機方面的研究者，和楊先生的交流只是一瞬，但這一瞬給予我深刻的印象，對我搞清楚計算機早期和科學界的關系也有很大的幫助，我至今感謝他在那個小小的會議室里與我面對面交流時帶給我的啟發和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