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聊齋】東西方千年絲路貿易，拿什么充當“國際貨幣”

文│尹伯

公元前后的千余年是東西方文化借絲綢之路進行交流互動的繁榮時期，這一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是國內外學術界長期關注的課題之一，相關研究大量地使用考古文物資料。而絲綢之路沿路發現的各種貨幣，就是中西方文化、經貿、藝術碰撞的見證之一。

本期《金史聊齋》邀請了三位絲綢之路沿路貨幣研究領域的專家，讓我們讓我們跟隨他們的腳步，一同穿越時光的金屬與銘文，探尋那條古老道路上，無聲卻深刻的金融印記。

貨幣的交匯

主持人：

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商業貿易路線，廣義上來講，中國有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不過平日一說到絲綢之路，大家似乎就會想到直通西域的陸上絲綢之路。

劉大有（甘肅絲綢之路研究會理事）：早在漢武帝時，歐亞大陸間就有可通的陸上交通。從長安到羅馬國都長達一萬多公里。中國借助這條通路運出去的東西主要是絲綢、漆器、銅鏡等物產，到了唐以后，還有茶葉和瓷器出口；而從西方運往中國的則是珠寶、玉石、玻璃器、和珍禽異獸。由于這條通路的最初作用是運送絲綢，所以在1877年德國學者來中國考察地理時，就把這條貿易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這條路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東西方經貿、文化、宗教和物種等交流的熱門話題。

周衛榮（原中國錢幣博物館館長）：中國古代與外域的交往早已開始，但真正的成規模的商貿活動是從唐朝開始的。受朝廷的重視與支持，唐朝的對外貿易發展迅猛。唐朝宰相賈耽撰寫的《皇華四達記》中說，大唐通往周邊民族地區和域外有七條交通干道：一曰營州人安東道，二曰登州海行人高麗、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人回鶻道 ( 參天可汗道 ) ，五曰安西人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廣州通海夷道。此外，還記有從長安分別通往南詔的南詔道和通往吐蕃的吐蕃道。朝廷以長安為中心，在全國各地設置驛路，以促進對外貿易。唐朝善于接受一切外來好的東西。絲路貿易是其最重要的途徑或者平臺。

主持人：

我們總是說絲綢之路是中西方交流的橋梁，在貨幣史上，絲綢之路到底留下了哪些印記呢？

周衛榮（原中國錢幣博物館館長）：唐朝以后中國使用白銀作為貨幣，我認為可以看作是絲綢之路帶來的影響。

唐朝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也是 一個中華民族充滿陽剛之氣的時代。它最顯著的特點是自信、開放、包容、博大，善于接受外來的文化，善于接受外來的技術，乃至于接受外域人在唐朝為官。杜佑《通典·邊防典》記述了與中國發生聯系的國家或部族有 189 個；孫光憲《北夢瑣言》言，唐朝時在華做官的外國人達三千余人之多，甚至有波斯人官拜宰相。開放的唐朝是中國接受白銀貨幣的思想文化基礎。要知道，唐朝在中國從事貿易活動的外國人非常多。這些外國商人帶著香料、藥物和珠寶，換取中國的絲織品、瓷器等。來華的外商足跡幾乎遍及中國水陸交通發達的所有城市。中西貿易，絲綢之路上的諸國，皆用銀幣，難以與中國的銅錢直接互換相通，要實現貿易交換，采用以份量計值的白銀是最便利的。唐朝的這種全方位的商貿活動，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時間久了，國人必然走向接受白銀貨幣。當時，沒有專門的國際貨幣，久而久之，銀兩自然成為了國際貨幣。所以，唐朝無論是墓葬出土還是窖藏出土經常有外來銀幣。

波斯銀幣

劉大有（甘肅絲綢之路研究會理事）：確實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的鑄幣和中國鑄幣十分不同。絲綢之路諸國錢幣以打壓的金銀錢幣為主，多為不規則的圓形；幣面圖案豐富，有神、英雄、君王和動植物，銅錢很少；制幣方法為打制錘擊，枚枚有所不同。與中國鑄造方孔錢的做法完全相左。

這些西方來的金銀幣大量進入中國，在很多城市都曾出土。比如西安唐代的權貴墓或窖藏中常常有東羅馬金幣出土。有時甚至作為飾物被主人所佩戴，出土時能看到幣的上下都有鉆孔。有些則是作為貨幣流通。《隋書·食貨志》就有記載“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

除此之外，中國還大量發現波斯銀幣。根據史料和唐詩記錄：唐代西安有專供波斯商人居住的客棧和存放貨物的貨棧；波斯女子被稱為“胡姬”，能跳多姿的“胡旋舞”；還有那些出土的唐俑，有很多就是高鼻深目，手牽駱駝的波斯人形象。這些都說明波斯薩珊王朝時絲路暢通，流入中國的波斯錢幣也多。在薩珊王朝時期，波斯有35位國王執政，其中還有兩位女王。他們所鑄銀幣上是王的半身像，在中國時有發現，以往在我國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陜西、內蒙這些絲路沿線曾出土多達兩千多枚。幣面上還有缽羅婆文，即巴列維文的王的尊稱和紀年。《史記·大宛傳》就有記載“……安息以金銀為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

安息王朝弗拉特斯五世與穆薩女皇銀幣

王樾（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看到這段話，讓我聯想到《漢書·西域傳》中提到安息時有非常類似的一段話“ …… 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錢……”。就是說，安息的錢幣是用銀子制造的，正面是國王像，背面是王后像，朝代更迭時國家會重新設計制錢。可我們通常見到的安息錢幣并不是這樣的，背面并不是王后像。難道是出使安息的漢朝使者搞錯了嗎？其實不是。在上博有一枚收藏家杜維善先生捐獻的古波斯安息王朝時期木薩女皇錢幣，錢幣正面就是木薩女皇頭像，錢背為國王頭像。關于這枚錢幣，還有一段陰謀故事：木薩是羅馬皇帝送給安息王佛拉特司四世做妃子的，她攆走其他的王子，刺死四世，將自己的兒子立為國王，為佛拉特司五世，并與其結婚，成為安息王后。此王在世僅六年，所鑄錢幣極少。這枚銀幣就成了安息王朝所鑄錢幣的特例，但是這一特例就給了我們一個信息，那就是：這位漢朝使者到達安息的時間就在公元前2年到公元4年之間。他只有在這段時間到安息，才會看到一面為王，一面為王后的錢幣，進而認為安息錢幣就是這個樣子的。

劉大有（甘肅絲綢之路研究會理事）：剛才說的都是國外貨幣文化通過絲路進入中國，再說一個中國的貨幣文化傳向國外的例子：成吉思汗及其子孫曾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他們就將中國使用的紙鈔帶入西域國家。伊爾汗王朝1294年在當地發行的紙幣，仍保留著中國的“鈔”字。

成杰思汗金幣

王樾（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成吉思汗還在西域打造過一種“成吉思汗金幣”，文獻記載，公元1217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和平商隊被誣為間諜而遇害。為報仇，因此在1219年發動西征，討伐花剌子模國王阿拉丁·摩柯末。1220年，蒙古軍于“河中戰役”全殲花剌子模軍隊。摩柯末病死，傳位給兒子扎蘭丁。扎蘭丁召集舊部在阿富汗巴米揚大敗蒙古將軍失乞忽禿忽。隨后，成吉思汗領軍親征，兩軍在申河決戰，蒙古軍隊大勝。成吉思汗殲滅扎蘭丁后北返，派兒子窩闊臺攻打加茲尼（位于今阿富汗東部），攻克后為慶祝勝利，成吉思汗令窩闊臺制造了這種紀念金幣。

在這枚黃金打造的錢幣正面，用阿拉伯文寫著“汗中之汗、最偉大、最公正、成吉思汗。金幣于618年（伊歷，公元1222年）制于加茲尼”，金幣背面是伊斯蘭教的清真言。在蒙古帝國時期打制的錢幣存世不多，尤其還署著大汗全名和制造地、年份信息的，就更為少見。如“汗中之汗”的稱法，實際上是西亞地區流行的、稱頌國王的常見固定格式，意思同于“王中之王”。而金幣兩面沒有圖像，是符合伊斯蘭教“禁止崇拜偶像”習慣的。錢幣上以文字來隱喻王權與神權的互相支持，也是中亞地區一貫的錢幣設計思想。

經貿的交融

主持人：

剛才我們也提到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對經貿史其實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鄭和七下西洋

周衛榮（原中國錢幣博物館館長）：有一點我們傾向于認為，中國古代最早的銀錠——唐朝的船形銀錠，就源自海上大宗貿易。因為，白銀作為貴金屬貨幣，成色和重量一樣重要，高度延展的船形能讓人一目了然地看到銀錠沒有夾雜；而服務于海上貿易的銀兩，選取船形更是自然而然之事。另外我認為，海上絲綢之路間接地促成了“一條鞭法”的實現，因為是海上絲路貿易的發展保障了明朝的白銀供給。盡管明代開國之初，朱元璋為防范沿海軍閥余黨與海盜滋擾，下令實施海禁，禁止中國人赴海外經商，也限制外國商人到中國進行貿易，但實際上民間海上商貿活動始終未能禁絕；明穆宗隆慶年宣布“開關”，解除海禁。由于明朝的絲織品、瓷器、茶葉、鐵器等物產普遍受到周邊國家的歡迎，并遠銷西洋，白銀源源不斷流入中國，而中國社會從朝廷到民間卻很少購買海外商品，這使得明朝自隆慶以后逐年積存下大量的白銀。尤其是萬歷年以后（ 16 世紀 80 年代以后），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國家經由菲律賓入華的貿易日趨繁盛。據香港的全漢升先生研究， 1586 到 1643 年，西班牙人每年購買絲綢等貨物輸入中國的白銀在 133 萬元； 1602 年，西班牙殖民當局每年從墨西哥阿卡普爾科運往馬尼拉的白銀總計有 500 萬比索（ 1 比索即一塊）， 1597 年高達 1200 萬比索，其中的絕大部分用來購買中國的絲茶等商品；英國學者形象地說，“中國皇帝能夠用從秘魯運來的銀條建一座宮殿。”我國著名歷史學家梁方仲先生估算，“由萬歷元年到崇禎十七年（ 1573 - 1644 ），合計各國輸入中國的銀元由于貿易關系的至少遠超過一萬萬元以上”。晁中辰先生估算，“在隆慶開放后的七八十年間，通過各種渠道流入中國的白銀大約 1 億兩左右。”

一條鞭法主要內容是：“總括一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一概征銀，官為分解，雇役應付。”就是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并征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大大簡化了征收手續，同時使地方官員難于作弊。實行這種辦法，使沒有土地的農民可以解除勞役負擔，有田的農民能夠用較多的時間耕種土地，對于發展農業生產起了一定作用。同時，把徭役改為征收銀兩，農民獲得了較大的人身自由，比較容易離開土地，這就給城市手工業提供了更多的勞動力來源。沒有土地的工商業者可以不納丁銀，這對工商業的發展也有積極作用。

西沙群島發現的古銅錢

劉大有（甘肅絲綢之路研究會理事）：除了海外帶給我們的影響，我們同樣也不能忽略中國通過絲綢之路給海外帶去的影響。

明朝經過朱元璋三十多年的洪武之治到了成祖永樂年間，經濟文化繁榮，一時國富民強。為了弘揚國威，擴大與各國的貿易往來，鄭和在二十多年間七下西洋。他經過今日的越南、柬埔寨、菲律賓、文萊、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伊朗、阿曼、也門、沙特、麥加、肯尼亞、索馬里等國家地區，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

他最多的一次帥兩萬八千多名將士和二百多艘船浩蕩往返，帶去絲綢、衣料、瓷器、茶葉、鐵器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另外還帶有賞賜用的金銀錢和“永樂通寶”小平錢。在當年鄭和船只沉沒的淺海中，至今還能發現被海鹽侵蝕黏結成塊的永樂錢，被人稱為“錢山”。

鄭和遠航，每次都要在越南中部的小國占城停歇。該國原來使用貝幣，在鄭和帶去永樂錢后，當地人感到這樣的貨幣很先進，就請鄭和幫助建設鑄錢場，請技師雕模，煉銅，澆鑄錢幣。這樣該國民間才有銅錢流通。

文明的見證

主持人：

記得收藏家杜維善先生曾說：“錢幣猶如一個小小的U盤，體量并不大，但內涵的信息量卻極大”。從一枚絲綢之路錢幣上就能引申出無限的考據。

貴霜王朝金幣

王樾（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錢幣除了有幫助交易、貿易的進行，它同時也是一種國家憑證，當時的政治背景、市場貿易、文化與宗教信仰等等信息在其上都會有所體現。要廓清這些現象，理解它們的文化內涵。非得讀很多書，研究分析很多考古報告才可以做到。

上世紀80年代，杜先生在自己的研究以及和外國同行的交流中，逐漸又發現了新的關注點，就是絲綢之路古代國家貨幣。開始是因為他注意到，歷史上自我國祁連山地區西走中亞的大月氏人引發了一系列的草原民族遷徙運動，這種遷徙對當時中亞、乃至西亞地區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公元前后上千年的亞歐內陸地區歷史是可以從錢幣角度做一觀察的。于是杜先生開始了新的收藏方向，一邊研究一邊收集絲路古幣。古代絲綢之路周邊國家眾多，歷史背景、政治關系和文化宗教藝術錯綜復雜，帶著研究目的搜集此類錢幣的難度是可想而知的。

公元前后的千余年是東西方文化借絲綢之路進行交流互動的繁榮時期，但是對這種互動中的媒介——眾多的亞歐內陸古國的歷史地理、文化宗教的研究，卻極為薄弱。因為有關這些古國的文獻記載不多，相關研究只能是更多地依靠考古文物資料。杜先生捐贈的古代絲路錢幣，就為大家的研究提供許多新的視角。

主持人：

上海博物館是國內首家擁有比較完整體系、異域文物收藏的博物館，這與杜先生的慷慨捐贈是密不可分的。

杜維善將絲路古幣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王樾（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中亞古代國家貨幣為模壓打制，它們所強調的圖案藝術能夠準確地反映出當時王國的精神信仰，且銘文內容與國王名號互有關聯，對研究中亞歷史文化的作用極大，但以前在我國僅能見到量少類亂的零星出土，中國學者研究時往往只能引用國外同行的已有成果，無法更深一步。

杜先生于1991年開始，陸陸續續十余年向上博捐贈絲綢之路錢幣。他所捐贈的金、銀、銅幣皆屬上乘，圖案和文字清晰、纖毫畢現，極其精美。其先后分八次向上海博物館捐贈了絲綢之路古國錢幣近3000枚，時代自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15世紀，計40余大類的西、中和南亞地區古代國家各朝代貨幣，比較完整地呈現出公元前后一千五百多年里，亞歐內陸地區的貨幣文化面貌。方寸間，集中體現著完全不同于中華文明的另一種文化藝術內涵。

杜先生還說過一句話：“收藏而不做研究，和倉庫保管員有什么兩樣？”收藏品還是需要深入研究才有其意義。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