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豐教授2013年就曾預測：中國15年內人口下降，養老、經濟全將受沖擊

我發現中國幾乎所有的人口學者，公共政策專家，都低估了中國人口下降的速度。發現了2013年的一篇文章，專訪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王豐是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和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社會學教授。

2013年他預測，中國15年內會出現人口下降，實際上中國人口從2022年就開始負增長。但王豐談到人口大爆炸，這100 年內由于人們抵抗疾病的技術加強、營養水平提高、文明程度提高等原因，死亡率大大下降，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人口大爆炸。但人口大爆炸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死少了”，這是實際情況。

王豐還談到日本和歐洲：世界上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例子，即人口老化的國家，財富能夠長期增長。

歐洲福利國家和日本都面臨嚴重的人口老化，回頭看，整個人類已經學會了怎么適應人口增長，但沒有應對長壽社會和老齡社會的經驗，這對整個人類社會來講，是新課題。 比如歐洲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西班牙，其失業率達到24%，年輕人口的失業率高達68%。

日本當下的年輕人被稱為最痛苦的一代，他們不像父輩，在國家經濟快速發展時也獲得了財富的暴增，不僅自己生活舒適，還可以拿出部分救濟子女。現在日本經濟經歷長期停滯，年輕人起步時很艱難，日本50% 的年輕人是以半臨時工的性質開始進入職場的，本來日本公司的傳統是終身就業，現在很多是臨時工，公司也不會為他們的技能培訓、長期發展進行投入。對于年輕人來說，因為看不到好的前景，很多人推遲結婚或是不生育，結果使得經濟更沒有活力，陷入惡性循環。

王豐說，世界上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例子，即人口老化的國家，財富能夠長期增長，中國的“2035中等發達國家”愿景從哪里來？

就像日本，一個國家的年輕人口，50%打零工，財富怎么增長，事實上這么些年財富沒增長啊，但日本畢竟還吃上了中國紅利，富了才老，運氣還不算太差。

而中國年輕人可能最后70%都是打零工，或者從事沒有五險一金的低薪工作。中國的制造業現在瘋狂部署機器人，制造業基本上都是低薪工作，2018年官方披露，制造業1億多人，8000萬農民工，但農民工老了以后，大學生能頂上嗎？誰愿意去？ 如高校“畢業就失業”的情況不能改善，可能1995-2017年這20多年的出生的3.6億年輕人，有一多半打零工，那還怎么積累財富？

不但財富無法積累，生育率肯定會降至冰點，跌到0.5以下都極可能會發生。

以下是王豐教授2013年接受專訪的全文：

被否定的“馬爾薩斯陷阱”

問：我們總說中國是個人口大國，人口過多是中國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你的研究也提到，過去2000年的人口數據記錄顯示，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中，每三四個人中就有一個中國人。但是最近這幾年學者們開始呼吁中國面臨人口危機，這和過去的觀念顯得很矛盾。

王豐：世界人口史近些年最主要的故事，其實是生育水平的急劇下降，中國也不例外。從1950 年到2010 年，全世界婦女平均生育水平由5 個孩子下降到2.5 個，而中國尤甚，由6 個孩子下降到1.4 ～ 1.5 個。為什么我們老說中國人口壓力大，是我們過去對人口的認識給老百姓留下的印象，人口增長過快帶來的壓力是更早的現實。對人類社會來說，過去這100年最大的變化是人類自身的變化，全世界人口由15 億增加到了60 億，增長了4倍。我們的期望平均壽命從20 世紀初的35 歲，延長到了20 世紀末的65 歲。這100 年內由于人們抵抗疾病的技術加強、營養水平提高、文明程度提高等原因，死亡率大大下降，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人口大爆炸。但人口大爆炸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死少了”。

問：這種快速增長容易讓人們感到恐慌，從而形成控制人口的觀念。

王豐：人口的大增長，理所當然引起了大家的危機感。古代君王總是希望自己的領地內人口眾多，這樣國家的稅收多、出征打仗的人口多，人口數量多被看作一個國家非常積極的因素。從民間的文化傳統說，生育對于延續種族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所以傳統文化都是歌頌和鼓勵多生育的。生活在英國工業革命時代的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對于人口的空前增長感到擔憂。他認為人口增長必然要受到資源的限制。他的學說基礎是，人口增長以食物為基礎，人口政策對社會福利至關重要。這就是著名的馬爾薩斯人口論。這種理論對政策制定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人們逐漸改變了人口越多國家越強的想法，自馬爾薩斯之后，人們開 始擔心人口越多，生活水平會越低，當代人口控制政策的思想也來源于此。

問：同時誕生了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

王豐：馬爾薩斯認為，人口數量要與農業發展成比例，馬爾薩斯提出兩個級數的理論——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料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平，就被人稱為“馬爾薩斯陷阱”。但是從馬爾薩斯提出理論，至今已有200 多年，人類社會的發展一再證明了他的學說是錯誤的。從1960 年到201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200%。但是由于綠色革命等技術進步和制度改革，全球糧食生產增加了300%。也就是說，在這50 年間，人口爆炸沒有帶來糧食供應的減少，人均糧食占有量反而增加了50%。20 世紀同時是人類財富增長最快的100 年，世界經濟總量增加了16 倍，相對于人口總量增加4 倍，實際上我們的人均生活水平提高了4 倍。

出生率下降的自身規律

問：很多中國人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生育潮印象深刻，那時候的“英雄母親”能生育9 個甚至10 個孩子，如果我們不控制生育，是不是會出現災難性的人口增長呢？

王豐：人口增長有自身慣性，即使死亡率大幅下降了，整個社會也不是馬上意識到的。20 世紀的上半葉全球普遍發生的情況是，人類生活的改善，使得死亡率大大降低，可是傳統生育文化的慣性，使得大家還是愿意多生，這就造成了人口的快速膨脹。在每30 年內，人口數量就翻一番。等到大約過了一代人之后，家庭才逐漸意識到，不用再像自己的上輩那樣生育好幾個孩子，才能保證存活子女的數量。由于增長慣性的存在，20 世紀60 年代世界人口增速達到頂峰，年均增長率為2.2%。中國歷史上出生人數最多的一年，是大饑荒之后的1963 年，出現了補償性生育高峰。根據1964 年的普查，1963 年出生的人口約為3025 萬。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有意識地控制人口增長之前，中國社會已經自發出現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中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早已由1970 年的5.8 降至1979 年的2.75，已經接近更替水平2.1 了。所謂更替水平為2.1，是指如不考慮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平均一對夫婦生育2.1 個孩子，每代人口就處于不增不減的動態穩定水平。70 年代的這10 年，是中國出生率下降最迅速的10 年，這些變化在中國出臺獨生子女政策之前，其實已經基本完成了。

問：你的意思是說，人口變化有它自身的規律。當人們發現不用高生育率就能保證孩子的成功養育，再加上社會經濟發展和女性普遍接受教育等因素，高生育率自然會下降？

王豐：人口確實有它自身的規律，而政策制定者的決策往往會滯后。當大家處在人口增長的恐慌中，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曾做了巨大的投入，提倡避孕節育。“二戰”后口服避孕藥的發明，被視為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發明之一，它帶來一個重要的副產品，就是全球性的婦女運動和婦女解放。在20 世紀初，女性成年生活期70% 的時間都花費在了生育和養育孩子上。而到了20 世紀末，女性成年生活期只需花14% 的時間來生養子女。進入21 世紀后，全世界又回到了100 年前人口大爆炸前的情況——生育率重新變得很低。現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中，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即一對夫婦生2.1 個孩子），那么意味著從長
遠說，我們的人口規模會變得越來越小。在出生高峰時期來到人世的嬰兒，現在已經開始進入老年，這就造成整個社會“頭大腳細”。而如果每一代人都生得越來越少，人口老化的狀況會持續加劇。

問：你提到變化在中國出臺獨生子女政策之前其實已經基本完成，這個說法讓人挺意外的。

王豐：1970 年至1979 年是中國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十年。我們今天回顧當年的人口控制政策，發現其必要性是非常有限的。我們把人口多和人口增長快當作一個問題了。從我們的研究來看，其實這些年中國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觀念的變化才是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根本動因。

問：我們過去接受的教育是，人口數量少是好事情，這樣人均獲得的資源才多。這樣理解對嗎？

王豐：世界上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例子，即人口老化的國家，財富能夠長期增長。歐洲福利國家和日本都面臨嚴重的人口老化，回頭看，整個人類已經學會了怎么適應人口增長，但沒有應對長壽社會和老齡社會的經驗，這對整個人類社會來講，是新課題。 比如歐洲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西班牙，其失業率達到24%，年輕人口的失業率高達68%。日本當下的年輕人被稱為最痛苦的一代，他們不像父輩，在國家經濟快速發展時也獲得了財富的暴增，不僅自己生活舒適，還可以拿出部分救濟子女。現在日本經濟經歷長期停滯，年輕人起步時很艱難，日本50% 的年輕人是以半臨時工的性質開始進入職場的，本來日本公司的傳統是終身就業，現在很多是臨時工，公司也不會為他們的技能培訓、長期發展進行投入。對于年輕人來說，因為看不到好的前景，很多人推遲結婚或是不生育，結果使得經濟更沒有活力，陷入惡性循環。

公共政策的角色

問：一個國家感覺到自己的生育率由過高變得過低，在公共政策上決定從控制人口變為鼓勵生育，一般會經過什么樣的過程？

王豐：一般說，當一個國家意識到出生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需要鼓勵生育時，政策一般會有10 至12 年的滯后性。中國在1991 就出現了出生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如果在2000 年左右能夠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改變政策，那我們的反應還不算慢。但是現在我們又拖了十幾年，已經比很多國家對人口現實的反應又滯后了十幾年。我們對人口的很多理解，還停留在 “馬爾薩斯陷阱”上。現在回顧我們的獨生子女政策，我認為當時有幾個認識誤區：第一，把人口當作一個數字，是很強的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實際上家庭是社會的基礎，一個家庭生育兩個孩子，人口是不會增長的。而且家族千百年來形成的價值觀念、人際關系，如果強行砍掉“Family Tree”（家族譜系）的枝枝蔓蔓，對文化是一種粗暴的扼殺。那種“3 年內把生育率降低到多少”的提法，只是把人當作了數字。第二，對人口和經濟之間的關系缺乏認識。在短缺經濟下，把人看作基本生活資料的爭奪者。第三，對人口和資源、環境之間的認識有局限。我們現在認識到，環境資源狀況更多與人的生產生活方式相關，而不簡單是人口數量多造成的。現在關于可燃冰、頁巖氣的開發，給我們帶來了新的資源前景。回顧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人本身的創造力往往被低估了。第四，人口和大宗商品之間的關系。糧食等大宗商品的國際價格是一直下降的，也就是說，人類創造的財富是大大高于人口增長壓力的。但是中國政府根據當時的壓力，提出了咬牙闖關把人口數量短期內控制住。

問：中國在1991 就出現了出生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很多人會認為這是計劃生育帶來的貢獻，不然今天我們更是人滿為患了。

王豐：我前邊提到了，我們在1979年生育率已經降到了2.75，而且如果對比伊朗、泰國等幾個國家，會發現它們雖然沒有實行中國這樣的獨生子女政策，但是生育率也與我們下降到相同水平。人口計生委高級官員經常用“30 年少生4 億人”來強調計劃生育政策對控制人口增長的貢獻，這種說法并非嚴謹的科學論證。實際上據我們的粗略測算，單就獨生子女政策本身而言，該政策自1980年以來，至多只不過使中國少生了1 億多人，而其余的少生人口并不能歸因于嚴格的生育控制。況且，這種“少生”的得失，學界尚有爭議，尚有待歷史的檢驗。

問：山西翼城在中國廣泛實行計劃生育的過程中是個例外，它沒有強制推行一胎化，但是這些年它的生育率反而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王豐：中國剛剛推行計劃生育時，山西省委黨校老師梁中堂認為這樣不符合農村現實，他擔心會有數以千萬計的人為了生育與政府博弈。而且梁中堂意識到西方發達社會已經出現了人口老化等問題。他認為采取晚婚晚育加間隔的辦法，放開二胎生育，也能達到控制人口總量的目的。后來他的建議獲得中央的批準。山西翼城的經驗非常好，但是它的經驗沒有推廣，所以只能算是個特例，而不是生育政策的特區，特區的經驗是應該推廣開的。

問：這種良好經驗很難推廣的原因是什么呢？

王豐：2001 年開始，國內人口學者意識到中國可能面臨人口縮減和老化的危機，開始組織在一起，主要為了研究兩個問題：第一，如果獨生子女政策要改革，可能存在哪些人口方面的結果？第二，以什么方式來改變比較合適？進行了系統調查研究，對后果也進行了分析，2004 年4 月，課題組完成了《關于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建議》的集體報告。當時是作為內部研究，我們的想法是不公開、不炒作，為政策諫言。但是計生委作為利益部門，一直在阻止學者們發出自己的呼聲。由于這份政策建議報告沒有得到明確回應，這些學者對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后的人口新變化開展研究。到2009 年，國內26 位頂尖的人口學者再次向中央有關部門遞交了《關于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再建議》。按照計生委的說法，中國以前的生育率是1.8，后來又說是1.6，但是根據2010 年的人口普查看，中國的生育率只有1.4 ～ 1.5。在1.4 ～ 1.5 的低生育率下，中國未來每代人口將比上一代減少1/4。最近幾年學者的研究和呼吁，加上社會上老百姓的要求，計生委感覺到的輿論壓力大了。在2005 年之后，他們又找各種機會夸大出生率，違反事實地去渲染放開生育的風險，這是極不負責的做法。他們宣傳的內容，和我們作為人口學者研究的結果，完全南轅北轍。事實上，越多家庭生二胎，對家庭本身來說就是多一個保障。另外我國早已過了計劃經濟時代，家庭才是生育子女的責任承擔者，應該把這種權利還給家庭。

問：可是大家也很擔心，一旦放開生育，會不會出現難以控制的人口局面？

王豐：如果放開生育，第一，短期內社會會有生育補償，也就是說剛剛放開時，很可能出現一撥兒生育潮。這需要政府和媒體的引導，讓大家知道嬰兒潮的孩子以后在入學就業等方面面臨的競爭更大。但是這個問題不會太大，社會總有消化這些問題的辦法。我們曾在江蘇農村跟蹤了1.8 萬人，其中4000 人是有資格生二胎的，但是3 年中這4000人里邊只有6% 的人生了二胎。 第二，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的趨勢，已經難以扭轉。即使放開生育，生育率也很難達到更替水平。比如我們現在的人口結構里，有10% 的人口不生育，大多數人口生育一胎，那需要有一些家庭生育三四個才能平衡這些不生少生的，才有可能達到2.1的更替率。我們學者也反復研究過，即使放開生育，小品里那種“超生游擊隊”出現的概率也很小了。現在“80 后”、“90 后”的農民，大量進入城市生活，一方面他們的生活不穩定，在城市立住腳的生活壓力大，沒有經濟條件多生。另一方面，他們也愿意追隨城里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拉扯一大堆孩子。原來中國的目標是將人口控制在16億，后來又說控制在15 億，現在面臨的現實時，我們看來連14 億人口也不會達到了。人類社會的生育已經下降到極限了，人口增速放慢的拐點已經來臨了。

面對人們縮減，我們沒有經驗

問：你認為，我們現在的困境是出生率太低，人口老齡化的狀況難以改善？

王豐：如果說20 世紀我們出現的人口爆炸是史無前例的，那么21 世紀面臨的人口長壽和出生率低帶來的人口老化和人口縮減，也是史無前例的。根據聯合國2010 年的人口預測數據，他們有高、中、低三種方案。在中方案下，中國人口增速將在2026 年由正轉負。數百年來，中國人為人口總量持續增長所困。但是中國很快就會面臨人口持續負增長。這種負增長危機才是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20 世紀面對人口大爆炸時，人類根據以往的經驗，認為人口多會帶來糧食不夠、資源不夠等各種壓力。但是我們事后回顧，會發現人口增長最迅速的時期，同時是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兩者是互為因果的。人口適當增加帶來的好處相當多，年輕人結婚、生孩子、養孩子，會大大帶動消費。人不僅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我們過去總把 人的消費看作被動的、資源搶奪性質的。但實際上人的消費對于現代社會來說是個重要的積極因素，現在擔心的是東西多沒人買，人少了該怎么辦？

問：這是一個全球性的新問題，中國有沒有因為人口基數大，這個問題就變得輕微？

王豐：其實中國面臨的問題是相當嚴重的。人口學家發現，全球人口最多的10 個國家中，中國的生育率僅略高于日本（1.4）。這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1.7）， 也低于歐洲（1.6），生育率之低位居世界前列。雖然中國人口的總量還是處于增長階段，但受持續20 年的低生育水平影響，中國下一代人口規模正在急劇萎縮。現在的這種增長已經是“強弩之末”，只不過是人口增長的慣性所致。隨著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人群進入生育年齡，人口結構將逐步老化，死亡人數就會超過出生人數，導致人口縮減，形成人口的負增長慣性。第六次人口普查所揭示的人口快速老齡化，養老金支付危機的日漸累積，還有青年勞動力的減少、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調等問題。

問：人口的迅速老化和規模縮減，會給我們帶來怎樣的現實影響？

王豐：20 年后，當兩個人來支付現在由5 個人來付的稅以用于贍養不斷擴大的老年人群體時，中年社會肯定將不會是這個樣子。而20 年并不是一個很長的時期。研究表明，30 ～ 50 歲人口的儲蓄幅度（也即收入大于消費的幅度）最大，而未來20 年內，這個高儲蓄年齡段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會明顯下降，由2010年的50% 下降到2020 年時的46%，進而至2030 年的40%。在決定財政收支時，政府也會面臨所有老齡社會都必須做出的政治抉擇：把錢更多地花在享有各種現行權利的老人身上，還是花在決定他們和社會未來的兒童和年輕人身上？現在回頭看，恰恰是中國比較大的人口數量，奠定了改革開放后經濟繁榮的人口學基礎。一個老化和人口萎縮的社會，它的經濟是很難保持活力的。

問：育齡女性的生育意愿已經普遍與上一代人不同了。

王豐：對，現在的困境其實是人們的生育意愿太低，女性的生育職能被大大弱化了。女性讀到高學歷，然后進入社會開始工作，頭幾年為了在工作單位站穩腳跟，結婚了還不敢馬上生育。我國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揭示，擁有研究生學歷的女性，三個里邊就有一個沒結婚。二三十歲的女性因為壓力大而不生育。全世界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區是東亞文化圈，比如韓國、日本、新加坡及中國香港地區。一種解釋是說，東方人特有的代際之間的親密聯系，使得家長為孩子花費了太多金錢和精力，又要讓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又要幫孩子買房子。東方家長因為太在乎后代了，反而少生育。我們學者也提出，有沒有可能通過社會公共政策的傾斜，讓育齡期婦女能夠有條件安心地生育，讓六七十歲的人的財富能轉移一部分到二三十歲的人身上。不然女性生育少，全人類都會遭殃。不少發達國家早就開始鼓勵生育，但是效果并不明顯。

問：在人口政策的制定上，政府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王豐：中國目前的人口政策只是個歷史產物，這個故事很快就會結束。但是有些事情會長期存在下去，值得我們深思反省：政府應該怎樣合理科學地制定一個國家的公共政策？人口縮減的趨勢已經無法避免，中國肯定會在15 年內迎來人口規模下降的拐點。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在人口老化和縮減的情況下，我們怎么去維持一個有活力的經濟？中國正在經歷經濟快速增長時，怎樣把養老、醫療等福利體系建立好，來滿足今后老化的中等收入國家老百姓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