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天道以治人情：董仲舒“春 秋決獄”與兩漢法律儒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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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叁拾玖期

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之一，其法制的歷史不僅悠久而且輾轉相承，歷幾千年而未中斷，其連續性、系統性、典型性為世界法制歷史之最。中國法制也因此被公認為中華法系，自立于世界法系之林，其影響及于東方世界。那么回歸法制自身的視角，中華法系下中國人理解的法律究竟是什么呢？

早至商代，甲骨文中便出現了“法”“律”這兩個字，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曾給予法這樣的解釋：“刑也，平之如水。”法即刑也，律即刑罰。《管子》則說：“法者，將 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 罰不可不審也。”可見古人字面意義上的法，多指一種強制性、懲罰性、殘酷性的統治手段。顯然，這一名詞不能完整涵蓋法的概念。古代中國人在給法下定義時，往往將抽象的原則標準或道德觀念部分地融入對法的理解，即我們常說的天理人情。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天理、人情舉足輕重，興于兩漢的春秋決獄正是“德禮為本，刑罰為用”的中國傳統法制發展規律的產物，并直接推動兩漢法律儒家化進程。

甲骨文中的“律”

一、刑罰與人情的權量

在對兩漢法律的研究中，湖北張家山漢墓考古出土的漢代法律簡牘是繞不開的話題。人們在挖掘現場曾發現了一批名為“奏讞書”的文件，“讞，即議罪 也”。兩漢時期出現了一種名為疑獄奏讞的司法制度，即對于疑難案件可以由縣到郡到廷尉逐級上報，請示裁決，甚至最終可以比附相關律令具文奏請皇帝裁決。

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 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系不決。自今已來，縣道官 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 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西漢文帝在位時便意外收到一個 15 歲女孩的上請疑案。

（漢文帝）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 當刑，詔獄逮系長安。……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愿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

原來少女緹縈的父親犯罪被處以肉刑，緹縈上書文帝傾訴肉刑的不人道，希望可以入身為婢，替父贖罪。西漢在政治上標榜以孝治天下，大受觸動的文帝沒有選擇依漢律處置，而是引用了《詩經》進行裁決，最終廢除了肉刑。這個事件透露出了三個重要的信息：一，漢初存在判例司法的情況，

法律形式靈活多元；二，慎刑無為思想被統治者采納，漢初法制改革初啟；三，西漢初年在遇到一些疑難案件時，已經出現依據儒學經典裁決處理的情況。正是在疑獄奏讞制度的背景下，春秋決獄（又稱經義決獄）這樣一種以《春秋》等儒家經典為指導思想進行司法審判的特殊斷獄方式應運而生。

兩漢時期對春秋決獄提倡最力、影響最大的當數漢武帝時的名儒董仲舒。有意思的是，在現存的 6 例董仲舒“春秋決獄”案件中，5 例皆給出了與當時漢律不同的處理意見。

緹縈像

表9-1董仲舒“春秋決獄”案件

案情

相關法律

決獄觀點

決獄結果

養父匿子案

首匿罪相坐

養育之恩，視為父子關系

甲宜匿乙，詔不當坐

棄養子杖生

父案

杖父須誅

恩斷義絕，不構成父子關系

不應坐

大夫放麑案

君命難違

中感母恩，難廢君命

徙之可也

武庫卒盜弩

弦案

盜武庫兵當棄

雖與弩異處，不得弦不得謂弩

棄市

子誤傷父案

毆父當梟首

君子原心，非毆父行為

不當坐

夫死未葬再

嫁案

私為人妻當棄

夫死無男，聽從為順，尊者所嫁，非私為人妻

皆無罪名，不當坐

究其原因，董仲舒認為“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 其志” 。用今天的話來表達， 即：在審判時要全面掌握案件 事實，并以事實為依據分析判 斷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以及 行為動機和目的等，然后判明 案件的性質和情節，據以裁斷。

《歷代圣賢半身像冊·董仲舒》

董仲舒善于從《春秋》的具體故事、案例中抽象出法律原則作為案件判決依據。在“子誤傷父案”中，他從《春秋》中援引一個案例“許止進藥”，提出了一個司法新原則：原心論罪——同是一種行為，如何判 處要考慮主觀動機是否符合儒家忠孝精神，以此來量刑定罪。這樣的斷案方式得到了當時很多人的認同，許多官員都采用春秋決獄的方法處理疑案，例如張湯、呂步舒、雋不疑等人，不勝枚舉。春秋決獄旋即蔚然成風持續發展，流行了幾個世紀之久。

漢人多以《春秋》治獄，如膠西王議淮南王安罪、呂步舒治淮南獄、終軍詰徐偃矯制顓行、雋不疑縛成方遂、御史中丞眾等及廷尉共議薛況罪、龔勝等議傅宴等罪，并引《春秋》之義，乃其實風尚如此，仲舒特其著焉者耳。

與此同時，儒生們也在鹽鐵會議、白虎觀會議上提出諸如“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 “故 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也”目 等新的法律思想，將春 秋決獄中凝結起來的司法共識，如人情執法、德主刑輔 等主張確立為社會的公論。

至此，秦至漢初側重拘泥法條及客觀歸罪的司法審判風格開始改變。皮錫瑞曾有評述，“西漢元成之后……皇帝詔書，群臣奏議，莫不援引經義，以為據依。國有大疑，輒引《春秋》為斷”，足見其影響之大。武帝朝之后，春秋決獄多運用于威脅皇權或者涉 及家庭關系的刑案中，與女性有關的案件也再次出現在歷史的視野中。

武帝后“春秋決獄”部分案件

時間

案情

決獄觀點

決獄結果

昭帝

一男子自謂衛太子，丞相、御

史至皆不敢發言，京兆尹雋

不疑后到，叱從吏收縛

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

遂送詔獄

宣帝

田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

《春秋》之義，以功覆過

以自刎死，國除

元帝

衡監臨盜所主守

十金以上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

免為庶人

東漢靈帝年間，酒泉婦人趙娥遭遇了比小姑娘緹縈更大的人生打擊：她的父親被同鄉惡人殺害，發誓報仇的兄弟也遭瘟疫殞命。這個惡人還在市井中叫囂：趙家無人可報仇了。在這個情況下已為人婦的她不顧勸阻，十年一日，終于在都亭市口手刃仇人，隨后自首官府。

酒泉龐淯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仇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己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仇家。十余年不能得。后遇于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 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 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茍生，以枉公法！”后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嘆，以束帛禮之。

官府該如何裁斷呢？如果按漢律，殺人當然該判死刑，趙娥也該入獄伏法。但官員百姓不能接受這樣的 判決結果，認為違背情理。上請朝廷申明《詩經》《尚書》之義：為人子女，為父報仇天經地義，怎么能受罰呢？最終趙娥得赦脫罪。在這個故事里面，我們可以窺見春秋決獄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司法原則，就是對孝親的認同。“親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在春秋決獄的司法 審判下，即使我殺了人，若是為了履行孝親的義務，便不應該獲罪；雖然我立了功，但沒有履行忠君的義務，就要受到處罰。在原心定罪的思想指導下，春秋決獄將源于周禮的“尊尊”“親親”原則演變為支配民眾心智的儒家倫理綱常、封建君臣秩序，并發展出了一些新的司法原則：諸侯不得專地，王者無外，親親相隱。封建統治秩序進一步加強，法律與人情倫理逐漸融通起來。

明內府彩繪本《古今列女傳·龐淯母》

在春秋決獄下，經義典籍成為新的司法依據。這實際上等于確認了儒家經典具有高于現行法律的特殊地位。與此同時春秋決獄中的一些原則，例如“親親 相隱”被引經入詔確立為漢代的法律規范，儒學思想開始進入漢代的立法和司法領域。春秋決獄作為漢代法律儒家化的第一座里程碑，開啟了法律儒家化進程。

（宣帝地節四年）（前66 年）夏五月，詔曰：“父子 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 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 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但春秋決獄作為一種對疑案的判例法，對于法律的影響畢竟有限，加之立法自身具有滯后性，為了更好地將儒家思想全面深入滲透到法律之中，大量儒生開始致力于注釋法律。在引經注律的過程中，儒家典籍不再是純粹的意識形態載體，經義漸漸具備了法律之規范性，獲得了法律的解釋權，成為法律效力得以產生的淵源之一，甚至成為可以評價法律條文并超越其上的看不見的“法”，而經典也就變成了隱性的法典。東漢時，引經注律進入高潮。

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廄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后人生意，各為章名。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余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

儒生們引經注律的立法活動不僅大大推動了漢代法律儒家化，更是為中國古代法律解釋學開啟了一扇大門，促進了律學的發展。春秋決獄興起之后，儒家思想在漢代法制建設中的地位也隨之提高。從對《漢書》《后漢書》及其他史籍的整理來看，漢代律學領域出現了很多明法通經的學者，官僚隊伍里奉法循禮的循吏也越來越多。儒法合流下的法制建設，對漢律的殘酷性予以矯正，有助于彌補漢律立法的缺陷，合情合理合法成為新的法律追求。

兩漢部分律學家學識背景情況

時期

學識背景

出處

萌芽期

西漢

杜延年

明習律令

《漢書》

西漢

于定國

少學法于父

《漢書》

東漢

陳咸

以通曉律令拜為尚書

《后漢書》

發展期

東漢

杜林

博洽多聞，時稱通儒

《后漢書》

東漢

郭躬

律學通明，務在寬平

《東漢會要》

東漢

陳寵

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

《后漢書》

時期

學識背景

出處

繁榮期

東漢

鄭玄

博通群經

《后漢書》

東漢

何休

精研六經，世儒莫及

《后漢書》

東漢

應劭

博覽多聞

《后漢書》

元代《至圣先賢半身像冊·何休、鄭玄》

二、現實與傳統的合流

兩漢春秋決獄之盛行絕非偶然，與其背后深刻的社會背景密不可分。漢時去古未遠，西周宗法制雖然崩解，但家國一體的獨特社會結構下，中國社會各個組織仍以家庭為基本單位，宗法制組織形式遍布社會，早期宗法禮制作為文化基因潛藏著巨大能量。那時，禮可謂是最廣泛的法律，禮的精神往往是用來處理各類社會矛盾的依據。法家“一斷于法，刑無等級”的思想不符合差序格局下中國 宗法社會的價值取向，人們呼喚“出刑入禮”的法律傳統，而大一 統的現實需要也要求與新社會意識形態相協調的法律活動，法律的調整勢在必行。

一個差序格局的社會，是由無數私人關系搭成的網絡。這網絡的每一個結附著一種道德要素，因之，傳統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個籠統性的道德觀念來，所有的道德價值標準也不能超脫于差序的人倫而存在了。中國的道德與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 的關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

其次，漢承秦律，成文法的制定受法家思想影響明顯，重刑主義色彩濃厚，司法主張客觀歸罪，執行起來相當機械僵化。時人對秦政與秦律的反思為春秋決獄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故曰：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奸止過也。故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

（高祖初入關）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國蕭何攗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漢武帝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

兩漢治國策略的變革是春秋決獄出現的又一重要前提。漢武帝之后統治者尊崇儒術，設立太學，建立察舉制度。大量的儒生走到了政治的前臺，儒生、文吏兩個獨立的知識群體開始彼此滲透。據統計，武帝后自元帝起公卿中儒生出身越來越多，大量精通儒學經義的官員受到重用，儒生漸趨官僚化，這為儒家在漢代法制建設中施展抱負和才華提供了機會。

董仲舒所提倡的春秋決獄這種司法活動，一方面符合社會主流的道德理念，回應宗法倫理的道德訴求；另一方面也迎合了統治者主導的價值觀念，維護中央權力的集中統一，滿足了兩漢傳統與現實的需要。春秋決獄對成文法有補闕糾偏的功能，是法律缺陷的修補機制，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完備化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而它的發展結果或者說目的是：法律儒家化的出現，恰是中國古代法律發展的必然。

三、“屈道德以全法律”與“屈法律以全道德”

東漢七女為父報仇石畫像山東省莒縣出土

事難兩全，如果情理法出現了不可調和的沖突，個中取舍便成為一個尖銳的問題：是嚴守法律違逆道德，還是順應道德罔顧法律？讓我們回到前文中趙娥的故事，在整個故事之中最令人玩味的，并不是裁判的結果，而是主審法官的選擇：公堂之上法官頻頻示意趙娥逃走，自己也準備棄官奔逃。因為這位法官認為按漢律殺人自當償命，但趙娥復仇殺人是出于孝的本心，如果對趙娥依法懲處，就有傷孝的道德，兩難之下只能出此下策。可見在當時人們內心的天平上，道德明顯重于法律，禮高于法，情重于法。無論是東漢石畫像上對血親復仇的反復褒揚，還是趙娥故事被收入《列女傳》而為后世傳頌，都在告訴我們：在中國古人看來，成文法律只是貫徹法理的手段，天理人情才是法之魂靈。中國人眼中的法理不同于西方強調民事權利義務的契約法，而是“情理法”三位一體共同作用下的社會秩序。

東漢七女為父報仇石畫像安徽省宿州市褚蘭寶光寺出土

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春秋決獄處于中國法治觀念發展史上的關鍵時期，其在“法律之外儒家典籍之中尋求活動”的法律主張，一方面使得儒家思想進入法律領域成為可能，儒家思想開始從司法領域入手，深入法律解釋和立法領域；另一方面賦予法官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促進了法律解釋學的發展。但春秋決獄對法律的實質解釋，要求司法官員積極追求社會認可的公正結果，甚至不惜背離法律與裁判的邏輯，“有治人，無治法”。這種改變，模糊了法律與道德的界限，損害了法律的權威，古代中國始終是人治社會而沒有發展成為法治社會，絕非偶然。過于強調主觀動機也擴大了司法的隨意性，官員所謂的天理與人情，主要是基于自己及大眾對公正、道德認知的感覺。對那些不能嚴格遵守儒家經典、道德倫常的官吏而言，難免主觀臆斷和陷害無辜，任意裁判的情況屢見不鮮。“屈道德以全法律”還是“屈法律以全道德”？我們該追求什么樣的道德？又該制定怎樣的法律？讓過去與未來對望，面對21世紀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春秋決獄無疑留給現代中國社會很多省思。

文章作者

鹽城市亭湖高級中學溫小青

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陳國兵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