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第四章 時空的階層感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日夜兼程

社會學家皮特林?索羅金（Pitirim Sorokin）曾經說過：“人類的生活其實是一場對于時間的無休止競爭，通過各種帶有目的和目標的活動展現出來。”①對現代人來說，這樣的描述十分精準。時間在商業化的當下具有鮮明的意義生成，不僅其概念已經深入人心，在社會的組織生產中，其結構也變得越來越細。人們對于時間的感知越來越敏感。人類歷經奴隸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步入今天的信息社會，加速占有更多時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具有統治性的生存秩序。在現有平臺勞動中，“隨選服務”“加速”“及時” 等具有明確時間指向性的詞匯已成為日常勞動用語，但是平臺勞動的時間性問題之前鮮有研究關注，關于時間與勞動的問題也沒有被充分討論。

在平臺化的信息傳播和互動關系中，時間成為形塑權力關系的實驗場。圍繞著平臺管理、人口流動和物流運輸等一系列社會關系，時間被賦予了鮮明的階層性和秩序性。時間秩序的建立從來都是一個動態社會權力網相互協商的過程，或者說是一種 “博弈生態”，是多方利益集團和社會參與者共同建構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但需要關注時間性（temporality）的理論問題，也需要關注時間的秩序和邏輯是如何在平臺經濟的背景下被建構起來的。在平臺市場邏輯的語境下，這種權力的體現之一是對忙碌、加班的鼓勵和對慵懶、閑暇的鄙夷。

在田野調查中，我經常聽到站長對于騎手或 “勤快” 或 “懶散” 的評價。大部分站長秉承 “努力”“勤勞” 的理念，鼓勵騎手多加班、多跑單，并在每日的早會上不斷地把這樣的認知灌輸給騎手。年輕的騎手喜歡睡懶覺，站長對此多不以為然。有些站長還會使用 “樹典型” 的策略，例如在上一章中提到的騎手劉力敦，站長經常請他給年輕騎手分享自己的經驗。他勤快能干、堅持超長待機在平臺接單，最終換來了高收入和高資歷，這讓很多騎手羨慕不已。

第三章中提到，近些年騎手送外賣的工作時長不斷增加，已遠遠超過八小時。由于外賣采用的是按單計價、多勞多得的用工機制，大部分騎手非但不介意工作時間超過八小時，還會自己主動增加勞動時長以謀求更多的收入。這種 “黏性勞動” 在當下十分普遍。或者可以說，勞動者從來都吃苦耐勞，只要能賺錢，他們便愿意慷慨拿出自己的休息時間，日夜兼程或者晝夜顛倒似乎也都不算什么。高收入對他們的吸引力更大。

劉良國和吳之峰是好朋友。在吳之峰眼里，老劉是一個勤勞肯干、努力踏實的老大哥。他跑單速度快、體力好、可以 “超長待機”。吳之峰在送單之余喜歡拍短視頻，曾經專門給老劉做了他一天送單過程的 Vlog 發在 “抖音” 上。視頻一開始，老劉坐在一間低矮的平房木桌前低著頭吃早飯。老劉的妻子端來一碗西紅柿雞蛋面，面條蒸騰的水汽把老劉的眼鏡弄得模糊發白。吳之峰拿著手機邊拍邊問：“老劉，請問你的頭發為什么這么少？是因為跑單的緣故嗎？” 老劉抬起頭，扶了扶眼鏡，一本正經地說：“那是被風吹得。”

老劉確實是一名 “跑單戰士”。下面的表格記錄了老劉一天的跑單日程（參見表 6）。細細算來，老劉平均每天有 15 個小時在路上跑單。除去睡覺和吃飯，老劉的生活里只剩下跑單這一項工作。外賣勞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生產時間嚴重擠壓社會再生產時間。上一章已經論述過，在 2021 年的問卷中，六成以上的騎手勞動時間超過 10 小時。成為騎手后，大部分人會表現得十分適應這樣一種長時間勞動，認為 “做騎手就是這樣”。也許是他們之前的工作就經常加班，也許是他們已經十分習慣這樣的勞動模式，朝九晚五、周末、年假等時間概念似乎并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之內。只要活著就努力跑單，成為騎手的人生寫照。

時間段

活動內容

7:00-8:00

起床洗漱、吃早飯

8:00-12:00

外出跑單

12:00-12:30

騎車回家，吃午飯

12:30-18:30

外出跑單

18:30-19:00

回家換電池并順帶吃飯

19:00-24:00

外出跑單

0:00-0:30

返回家中

0:30-7:00

睡覺

“做騎手就這樣，時間靈活，不是說干活少，是一直都在干活。”

“我們這樣的人，只能干這個，也沒有學問。不好好上學，學不進去，就跑單唄。”

“說不準，狀態不好的話，就十來個小時；狀態好，一直干，晚上 10 點左右收工，回家吃飯。”

在訪談中，外賣騎手會用 “我們這樣的人”“不好好上學” 這樣的話來形容自己。在對工作時間的描述中，他們傳遞了因自己處于社會底層而不得不選擇這樣的工作的自卑和無奈。社會分工的不同使人們對于時間的使用帶有鮮明的秩序和等級。作為沒有接受高等教育、沒有太多社會資本的真正 “打工人”，他們對于時間的建構如他們的工作一般，是一種 “底層的時間” 或 “非正規時間”，這種時間被排除在 “朝九晚五”“帶薪加班” 等正規社會工作時間之外。也正因為他們對于自我時間的 “非正規化” 認知，騎手才會心甘情愿地黏在平臺上，并愿意忍受變得越來越長的工作時間。

“我是旁邊村上的。現在住在渭南。我爸媽、媳婦、孩子，租的房子，因為付不起首付，買不上。租房一個月 700。一天能跑個四五十單，我干晚班。一單 4 塊多一點，一晚上掙不到 300 吧。光運里頭有一些店是 24 小時的。晚上一直有單，只要想送。但我一般干不了那么久，到凌晨 3 點就回家睡覺了。還有其他一些花銷。一般白天睡覺，下午 5 點左右出來，干到七八點，回家吃飯。”

如果仔細窺探騎手的送餐勞動，我們會發現這是一項帶有明顯 “餐點效應” 的峰谷勞動，即每天的早中晚餐時間成為騎手來回奔波、匆忙送單的高峰期，而除此之外的其他時間則是騎手等單的低谷期。平臺擴張，騎手增加，訂單稀少，大部分騎手不得不選擇持續 “在線等單”。在早餐結束和午飯過后，騎手們會將自己的接單軟件調至 “接單模式”，然后找一個小吃店或街邊角落，一邊吃飯，一邊等單。午后的等單時間尤為漫長，有的騎手會去樹下倚靠在電動車上小憩（參見圖 17），也有的會打游戲、看直播、抽煙或聊天。打游戲的騎手三五成群，他們把手機的聲音開得很大，并不時在線下打招呼。有時候來了訂單，他們慌忙地從游戲中 “出逃”，免不了被周邊一起打游戲的騎手一通抱怨。

“不知道什么時候來單，就找個涼快地方待著。”

“單子不一定派給誰。有時候一堆人一下午一個單子都沒有，有時候都出去送單。”

“這就跟開盲盒差不多，不知道什么時候來單。有時候中午吃飯的時候也來，沒辦法就打包了去送單。有時候一下午沒有。”

這種勞作狀態與布迪厄所分析的時間差序格局如出一轍，“讓人等待是社會權力的集中體現”。①的確，在平臺服務業中，勞動政治的權力關系越來越體現為時間層面上的分配格局，時間的商業化使一方通過讓另一方等待而凸顯出 “服務者” 和 “被服務者” 的層級和分界。以外賣員為例，為了獲得更多的訂單，大部分外賣員每日勞動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時間處于 “等待” 狀態。必要勞動時間是工人生產必要產品、通過價值交換來維持生計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而剩余勞動時間則是在此之外、不為工人生產任何價值的額外勞動時間。對剩余勞動時間的榨取是資本獲利的重要方式。②當雇傭關系被零散的勞動過程和時間分配所取代時，資本的計算更勝一籌。因為按單計價并沒有將勞動者 “等待” 的時間計算在內，而是模糊了必要勞動時間和社會再生產時間。這種工作時間的模糊邊界和不確定性，反而培養了騎手的 “平臺黏性”（platform adhesion）③。學會日夜兼程是一名 “成功” 騎手的必備條件。

加速奔跑

加速的時間感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征。④在平臺經濟的運作中，滿足顧客的即時需求成為平臺運轉的首要任務。為了吸引客源，各外賣平臺紛紛將時間元素納入廣告語以凸顯送餐服務的快速、高效。例如 “xx 外賣，叫啥都快”“高效、品質、安全” 等。或許平臺已經做過關于訂餐消費人群的研究，發現其中大部分訂單都是來自寫字樓、辦公室的白領，他們在工作中追求效率。所以平臺緊緊抓住 “速度” 這一關鍵詞來主打宣傳。

事實證明，外賣平臺送餐的速度確實在加快。在過去的四年間，我的田野調查發現，外賣平臺的配送時間從 50 分鐘縮減到了 30 分鐘以內。整個外賣業彰顯出無與倫比的對于速度的追求，而時間縮短的背后是外賣騎手流動速度的不斷加快。“與時間賽跑” 正在成為互聯網平臺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我曾經試圖尋找外賣騎手 “不斷加速” 的原因所在，卻發現其層次多元且復雜，它映射出了時間感、流動性和勞動過程在技術媒介不斷更新迭代的背景下充滿張力和沖突的現實。

趙艷是美團眾包的外賣員，2019 年我們在北京朝陽區十里河一家餐館的門口相遇，當時她正氣喘吁吁地坐在商店門口的臺階上。我走上前寒暄，她說自己剛跟著師父跑單回來。彼時趙艷剛入職 “美團” 一個月，對于周邊商區還不熟悉，時常跑錯路。一開始跑單，她只能一單一單地跑，因為要準確地找到樓號和單元號對于她來說十分耗時。一到高峰時段，過量的單子加上顧客的催促經常讓她變得十分慌亂：

“太忙了。你一看手機，發現還剩下幾分鐘就超時了，肯定著急，就得趕緊跑了。有時候看見人家老騎手從身邊嗖地穿過去，對路線那么熟悉，我很羨慕，想自己什么時候也能這樣。”

趙艷所在的區域有幾個大型商場。商場具有寫字樓和高檔小區的雙重屬性，其面積大、樓層高，取餐送餐耗時更長。這進一步加劇了她的緊張感。我問她高峰時段怎么辦，她說：

“使勁跑，跑，就是跑！一個高峰下來，覺得自己半條命都沒了。心臟要跳出來了！”

對于大多數騎手來說，加速奔跑是避免超時的唯一選擇，這種 “追趕時間” 的做法會帶來大量的體力消耗。趙艷說自己上班的第一周，因為要經常上上下下爬樓梯，腿和膝蓋都很疼，“下樓的時候不得不側著走，哎喲哎喲地往下”。兩周之后，可能是身體適應了這樣快節奏的體力活動，趙艷的腿慢慢好起來。

如果不想加速奔跑，也不想訂單超時，騎手發現了一個辦法，那就是 “提前點送達”，即騎手在尚未到達送餐點時點擊 “送達”。但是這樣的操作風險極高，因為一旦騎手點擊 “送達”，系統會自動發送通知給顧客，告知顧客餐品已經被接收。這往往會引起顧客的誤解。一旦顧客因反感而投訴，騎手將面臨 500 元以上的罰款。趙艷對于 “提前點送達” 十分忌憚，她師父曾經多次囑咐她，這是一個極大的 “禁忌”，觸碰不得：

“除非是特殊情況（我一般不會提前點‘送達’）。被罰了，好幾天白干。平臺覺得（提前點‘送達’）非常傷害顧客。其實也不是我們不想（快一點）送，你說三四公里怎么能送不到？很多時候是出不來餐，餐廳太慢了。最后超時了，都怪到我們頭上。”

由于明確知道 “提前點送達” 對自身不利，多數騎手都會通過努力提高自身送單速度來避免超時。關于騎手的加速問題，我想先回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為什么外賣騎手越跑越快？平臺的送單時間為什么被不斷壓縮？調查發現，騎手送餐時間的不斷縮短與平臺算法對騎手的 “規訓” 密不可分。其中的 “奧秘” 在于算法的自我學習和自我進化。成長性是人工智能算法最重要的特點。平臺算法是一項基于深度學習邏輯而形成的人工智能體系，它的一大特點是自我攫取數據、吸收數據并進行自我訓練。在外賣訂單的匹配與配送管理中，隨著外賣員的訂單數不斷增加，平臺的后臺有關送餐信息的數據記錄不斷增多。相應地，投喂給算法的 “數據養料” 也變得越來越多。有了每日源源不斷的 “養料” 作為學習基礎，后臺的算法可以不斷地進行自我訓練，從而實現更高效、準確的訂單派送和時間管理。

我們可以假設一個這樣的場景：如果一個派單系統一開始設定的送單時長為 50 分鐘，超過 50 分鐘，騎手將面臨配送費的扣除或者其他懲罰。那么，正常的邏輯應該是騎手會提早一點到達，例如他們會花費 45 分鐘或者更少的時間把餐品送到。在后臺的數據統計中，我們會發現大部分騎手的配送時間都低于 50 分鐘。當這些數據被 “投喂” 給算法后，它發現大多數騎手的配送耗時都低于 50 分鐘。于是，它做了一個 “明智” 的決定 —— 把配送時間由 50 分鐘改為 45 分鐘。當配送時間變為 45 分鐘后，騎手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懲罰，仍舊會提早一點送達。于是，這里便出現了一個人機交互的 “有趣” 矛盾：算法不斷縮減配送時間，騎手不得不越跑越快，于是就出現了 “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 的惡性循環。①

算法思維的本質是一種數據思維而非共情思維。這種數據思維所展現出來的是人力所不能及的計算、預測與匹配能力，而且隨著數據資源的不斷積累，人工智能算法依然在拓展它的應用邊界。但是這樣的算法思維終究只是一種 “數據主義” 思維，它將所有的人、物、事和關系化約為簡單、平面、可計算的理性邏輯，②排除了與人交互的共情感和倫理性。例如，在平臺算法的計算邏輯中，并沒有包含一種算法素養 —— 這種算法素養能夠告知算法系統，騎手的配送時間無法被無限制地壓縮。③也是因此，在實際送餐過程中，一些外賣騎手對后臺算法的時間管理非常不滿。

“眾包騎手一旦超時，配送費扣 50%；如果超過 10 分鐘，配送費扣 70%。一趟下來，本來就沒有幾塊錢，相當于白跑了！”

“我發現，平臺上的秒快，秒針走得快。你知道不？一分鐘比咱們平常快一些，一會兒就沒了。這樣更容易超時。”

類似的關于時間的抱怨我經常能聽到。我無從考證平臺上的時間計算是否比日常生活中的時間更快，但是騎手對于時間體驗的不滿背后，是平臺重建 “消費者 - 騎手” 權力關系的寫照。毫無疑問，消費者的實時需求被放在了首要位置 —— 一種消費者需要被 “即時滿足” 的邏輯得以建立。在時間的分配和協調中，外賣騎手的時間安排往往需要服從消費者的需求。尼克?庫爾德利（Nick Couldry）和安德烈亞斯?赫普（Andreas Hepp）認為，現代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使高效、快速的傳輸成為可能，同時也將一種 “立即執行” 的意識觀點帶到人們的工作實踐中。④當信息傳輸的速度足夠快，人們開始變得不耐煩，對 “即刻享樂” 和 “實時裁決” 的需求變得越來越高，而這種 “對于高效的崇拜” 很大程度上成了信息化社會發展的主流時間秩序。

對于送外賣這樣的隨選、按需勞動來說，時間已成為一種十分嚴苛的管理機制。這里的機制，指的是時間作為一種規訓結構如何在與個人、機構、社會交互的過程中明確并強化規則和要求。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對于工人勞動時間的塑造成就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在具體的實踐場景中，對于時間的掌控塑造了多種多樣的互動場景和勞動形態。例如，加里?艾倫?法恩（Gary Alan Fine）在對餐廳廚房的研究中發現，廚房工作人員會根據餐廳制定的上菜流程和實際情況來對工作的節奏、周期、時長和時機進行管理。①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催生了監控時間的諸多手段和工具，如幫助工作人員提高產出效率的 App、上下班的打卡制度、實時追蹤產品產出的工作軟件等，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人對于時間的具體感知。結構性機制使個人不得不認同并按照結構性時間設置開展社會實踐，“同步性”②和 “重新考量” 成了時間機制中不容忽視的存在。

對于騎手來說，一方面，他們需要等待消費者的訂單，而訂單到來的時間并不確定；另一方面，為了滿足消費者在訂單配送過程中對時間的掌握感，平臺會向消費者展現訂單派送的全流程。外賣員執行接單、到店、送單、送達這四個步驟，都需要通過手機的 App 確認，這種同步性操作確保顧客可以實時查詢自己的訂餐進度，從而根據訂單來安排時間。“即時滿足” 是平臺對時間使用進行層級劃分的結果，利用一部分人的時間去服務另外一部分人而實現 “時間套利” 的盈利邏輯。正如杰森?法爾曼（Jason Farman）所言，關于 “等待” 的技術性更新中內隱著 “誰該等待” 以及 “如何等待” 的文化期許。③外賣員是平臺語境下 “該等待” 的人群，他們在時間的支配上看似具有自主權，實則被平臺切分成了具有隨機性和隨時性的存在。這在無形之中建構了騎手與消費者的區隔感。